忏悔录(节选)-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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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牺牲在心底里留下的温情回忆而得到了很好的补偿。　　　　
　　　　上一次旅行，我只看见巴黎坏的一面，而这一次我却尽看到它好的一面了。不过，这并不是指我的住房条件，因为我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地址，住进了圣康坦旅店，在索邦神学院附近的科尔迪埃街上。肮脏的街道，肮脏的旅店，肮脏的房间，但却住过一些卓绝的人，例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神甫和孔迪亚克神甫两兄弟以及其他好几个人，可惜我一个也没有遇见。但我在那里却遇到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是个瘸腿乡绅、诉讼人，好附庸风雅。因为他的缘故，我认识了我现在最好的朋友罗甘先生。通过罗甘，我又结识了哲学家狄德罗。我后面将要特别地谈一谈狄德罗。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不懂得隔行如隔山

　　　　我于1741年秋来到巴黎，随身带着的全部财产就是15个金路易现金、喜剧本《纳尔西斯》和我的音乐计划。因此，我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地借此生财。我赶紧利用我的举荐信。一个年轻人，面孔还看得过去，又貌似有点才气，来到巴黎，总是深信自己是受人欢迎的。我受到了欢迎，这使我感到高兴，但并没对我有多大帮助。我被推荐给的所有的那些人中，只有三个人对我是有用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萨瓦的贵族，时任王室马厩总管，我觉得他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信；另一个是博茨先生，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收藏室的勋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特尔神甫，耶稣会会士，明符键琴的发明人。这几个关系，除了达梅桑先生而外，都是马布利神甫为我介绍的。　　　　
　　　　达梅桑先生急我所急，给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会议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莱翁神甫，当时住在索邦神学院，是一位很可爱的年轻贵族，在上流社会以罗昂骑士的名字风光了一阵，但十分可惜，他英年早逝。他俩都一时心血来潮，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缓解了一下我的囊中羞涩。莱翁神甫对我很友好，想要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有，充其量只能付给我800法郎，我很遗憾地拒绝了，因为这点钱都不够我付店钱、饭费和日常开支的。　　　　
　　　　博茨先生对我非常好。他喜欢做学问，而且也有学问，只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像他的女儿；她亮丽可人，但矫揉造作，喜欢打扮。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我在她面前简直愚蠢透顶。她举止随便，让我胆怯，使我更加显得滑稽可笑。当她把菜碟递给我的时候，我便伸出叉子，拘拘束束地戳上一小块她送到我面前的菜，以致她在把本要给我的菜碟递还仆人时，总要扭过头去，免得我看见她在笑。她没怎么想到，在我这个乡巴佬的脑子里，还是有点才气的。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后者每周五科学院例会日都来他家吃饭。他跟雷奥米尔先生谈起我的方案，并谈到我有意把该方案呈请科学院审核。雷奥米尔先生答应帮忙，方案被接受讨论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由雷奥米尔先生领进科学院，并由他作了介绍，当天，1742年8月22日，我荣幸地宣读了我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座科学殿堂确实名人荟萃，但我却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感到拘谨，我宣读论文和回答问题都还不错。论文获得成功，备受赞扬，我既感到欣喜，又觉得惊奇，因为我几乎想像不出，在院士们面前，一个不是院士的人竟然能与他们有着共识。委派审核的院士是梅朗先生、埃洛先生和富希先生。他们当然都是优秀卓绝的人，但却没有一个懂音乐的，顶多只是勉强能够审核我的方案罢了。　　　　
　　　　在与这几个人讨论中，我确实而又惊奇地深信，如果说学者们有时候没有其他人的偏见多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已怀有的偏见却是更加地抱住不放。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异议都不值一驳，尽管我承认我在答辩时用词不当，拘谨胆怯，但我说的理由却是不容置辩的，可我却一次也没能让他们听进去，没能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连我的意思都没弄明白，便用几句大话，轻易地就把我给批驳了，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出一个叫什么苏埃蒂神甫的，说是他早就想到过用数字来记述音阶了，因此，足以说明我的那一套只是看着新鲜，其实并非如此。尽管我从未听说过苏埃蒂神甫这个人，尽管他那都没考虑八度音的记录单旋圣歌的七音记谱法根本没法与我那简便的方法相提并论——因为我的创造能容易地用数字表达音乐中的任何想像，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苏埃蒂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实在的，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言，他倒确实是第一个发明者。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最初的发明夸大其重要性而外，并未适可而止，一旦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便满嘴胡言。我的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废止了移调和谱号，因此，同样一个作品，不管想用什么调子，只要在曲子前头换上一个字母，就可以记录下来，并可以随意移调。这帮先生曾听到巴黎的名不见经传的乐师说过，移调演奏的方法一文不值。他们便以此为据，对我的方法中最显著的优点大加鞭笞，并下结论说，我的记谱法适合声乐，而不适合器乐，其实，他们倒是应该说，它既适合声乐，更适合器乐。根据他们的报告，科学院给我颁发了一张证书，满纸溢美之词，但实际上却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认为没必要用这张证书来装饰我要让公众来评判的那本名为《论现代音乐》的作品。　　　　
　　　　这件事使我有理由认为，为了很好地研究一个问题，即使思想狭隘，但对该问题只要有专门而精深的认识的人，远远胜过对各门科学均有广博知识而对该问题却无专门研究的人。对我的方法所提出的惟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来的。我刚向他阐述，他便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他对我说：“您的记谱法，在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始终以简述繁方面，都是很好的，是一般的记谱法所做不到的，但它却必须要动脑子去想，而这是总也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这是它不好的地方。我们的音符位置，”他继续说道，“一目了然，用不着动脑子去想。如果有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连串中间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能看出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而要弄清您的方法中的那一连串中间音符，我就必须把您的那些数字逐一地认清楚，根本做不到一看便知。”我觉得他的意见无法反驳，当时便心悦诚服了：尽管他的意见很简单、很显见，但只有这门艺术的行家才能提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没想到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倒是，所有这些大学者，他们知道那么多东西，可惟独不懂得隔行如隔山的道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掩盖自己的羞愧

　　　　我经常拜访审查委员及其他一些院士，这使我能够结识巴黎文坛上的所有名人，因此，在我后来突然跻身文坛的时候，便与他们成了老相识了。而眼下，我专心致志于我的记谱法，坚决毅然地要通过它来在这门艺术中闹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而在艺术界能够成名，在巴黎则必然带来财运。我关起门来，以极大的热情连续干了几个月，修改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献给读者。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的手稿的书商。因为铸新铅字得花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抛在初出茅庐者身上的，而我却认为用自己的作品换回写作时吃掉的面包钱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博纳丰替我联系了老基约。后者跟我签了合同，利益均分，但版税却由我一人出。那个老基约书倒是替我出了，可我版税却是白付了，一分钱也没赚到。尽管德封丹神甫答应替我促销，而且其他记者也对这本书说了不少好话，但似乎销路不佳。　　　　
　　　　试用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如果这方法不被接受，那就算是白花时间学了。对此，我解释说，运用我的记谱法，概念就非常地清楚，即使想用通常的记谱法学习音乐，先学我的方法，也会节省时间的。为了通过实验来证明，我免费教授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的音乐。她叫德罗琳，是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三个月时间，她便能按照我的记谱法弹奏任何曲子，甚至，所有不太难的曲子，她拿起来就能唱，比我唱得都好。这个成绩是惊人的，但却无人知晓。换了别人，可能会在报上大加渲染，可是我虽有点才气，能发现点有用的东西，但却从来也没有天分去使之发扬光大。　　　　
　　　　我的“埃龙喷水器”就这样又一次被打碎了。可是这一回我已经30岁了，仍流落在没钱就没法活下去的巴黎街头。在穷途末路之中，我所采取的决定只会使那些没有好好读过上卷的人感到惊讶。我刚刚费心劳神地做了些无用功，需要喘口气了。我并没绝望颓丧，而是心安理得地懒散懈怠，听天由命。为了让上苍有时间进行安排，我便开始不慌不忙地吃起还剩下的几个金路易，仍旧悠闲地享乐，只是花钱方面有所节制，隔上一天才去一次咖啡馆，每周只看两场戏。至于寻花问柳方面的花销，我没什么可以改邪归正的，因为我一辈子也没在这上面花过一个苏，除了惟一的一次，这我马上就要谈到的。　　　　
　　　　我连凑乎三个月的钱都没有，可我的这种闲散而孤独的生活却过得这么安适、惬意和不慌不忙，这正是我的生活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格的一大怪癖。我十分需要别人的关照，可这却偏偏使我没有勇气抛头露面；我必须登门拜访，可我却又偏偏觉得这实在无聊，以致连已经厕身其间的院士们以及其他一些文人我都不去拜访。几乎只有马里沃法国小说家和戏剧家（1688—1763），卢梭与他相识时，他已名噪一时了。、马布利神甫、丰特奈尔，我有时还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去给马里沃看了。他很喜欢，而且还好心地加以润色。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与我年龄相仿。他喜欢音乐，懂得乐理。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他也跟我谈谈他的创作计划。因此，我俩很快便过从甚密了。这种关系一直继续了15年，要不是因为他的错，我不幸地被扯进与他同一个行当之中，这种关系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大家不会想到，在我不得不去乞食之前，我把所剩下的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去了：用来背诵我学过上百遍忘了上百次的大段诗篇。每天早上十点左右，我口袋里揣上一本〗ZK（〗〗的作品，去卢森堡公园散步，在那里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间，忽而背上一段圣歌，忽而记上一首田园诗，尽管背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但我仍矢志不移。我记得尼西亚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名将。在叙拉古战败之后，被俘获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为了未雨绸缪而从这博学的榜样中得到的教益就是，锻炼我的良好记忆，把所有诗人的诗都熟记在心里。　　　　
　　　　我还有一个也很可靠的办法，就是下棋；我不去看戏的那些日子的下午，总是去莫杰咖啡馆对奕。我在那儿认识了莱加尔先生、一个名叫于松的先生、还有菲里多尔以及当时所有的大棋手，可我的棋艺并没有多大长进。但我并不怀疑，我最终将下赢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就足可以供我生活的了。不管我迷恋什么，我对它总是怀有同样的想法。我在想：“凡是能在某一方面拔尖的人，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必定时来运转，再凭我的才气，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了。”这种天真并非我理智上的诡辩，而是我的懒惰造成的。我害怕为了发奋必须尽快作出巨大努力，便想法粉饰自己的懒惰，想出一些合适的论据来掩盖自己的羞愧。　　　　
　　　　我就这样心平气静地坐吃山空。我相信，要不是我去咖啡馆时偶尔去看看的卡斯特尔神甫向我猛击一掌，我可能会就这么无动于衷地花光最后一个子儿的。卡斯特尔人很疯癫，但他毕竟是个好人：他看见我什么也不干，就这么虚度年华，十分恼火。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既然学者们跟您唱的不是一个调门儿，那您就改弦易辙，去拜访女士们。您在这方面也许能成功。我跟贝赞瓦尔夫人提起过您，您去拜访她，就说是我介绍来的。她心地善良，会很高兴看到她儿子和丈夫的一个同乡的。您在她家将会见到她女儿布罗格利夫人，她是位才女。还有迪潘夫人，我也同她谈起过您。您把您的作品带去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您，会很好地接待您的。在巴黎，要想干点什么必须走女人的门路：她们就像是一些曲线，而聪明人则是她们的渐近线；聪明人不断地靠近她们，但永远触不到她们。”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我是恋上迪潘夫人了

　　　　我把这些好似苦役般的拜访一天一天地往后推，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去拜访贝赞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罗格利夫人走进她的房间时，贝赞瓦尔夫人对她说道：“女儿，这就是卡斯特尔神甫跟我们提起过的卢梭先生。”布罗格利夫人对我的作品赞扬了一番，然后，把我领到她的羽管键琴前，让我看她已练过我的作品了。我看了一眼她的挂钟，快一点钟了，便想告辞。贝赞瓦尔夫人对我说：“您住得挺远的，别走了，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也就没有推辞。一刻钟之后，我从只言片语中明白，她是让我在膳房里用餐。贝赞瓦尔夫人是一位非常好的女人，但思想偏狭，过分地拘泥于她那波兰贵族的显赫身世，不明白对有才气的人应该刮目相看。这一次，她甚至都没注意我的穿戴，而只是根据我的举止对我作出了判断，其实，我那天穿得虽很朴素，但却十分干净利索，根本就不像是个在膳房用餐的人。我早就不再到膳房用餐了，所以这一次也不想再去。我声色不动地对贝赞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需要赶快回去，想告辞了。布罗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