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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节选)-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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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也不想再去。我声色不动地对贝赞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需要赶快回去，想告辞了。布罗格利夫人走到母亲身边，对着她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产生了效果。贝赞瓦尔夫人连忙起身，挽留我说：“我想请您赏光同我们一起用餐。”我认为再拿架子就太愚蠢了，便留下来了。再者，布罗格利夫人的好心也打动了我，使我觉得她很动人。我同她一起用餐非常自在，并且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我，将不致因给了我这份荣幸而感到后悔。她们家的好友拉穆瓦尼翁纪尧姆·德·拉穆瓦尼翁（1683—1772）是马尔泽布尔的父亲，曾任法国总检察长、大理院院长、审理间接税案的最高法院院长，1750年出任法国首相。院长也在一同用餐。他同布格罗利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上流社会的行话，尽是些花哨词语、隐晦的哑谜。在这方面，可怜的让…雅克就神气不起来了。可我很识趣，不敢自作聪明，硬充好汉，我只是一言不发。我要是总能这么乖巧就好了！也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落入深渊了。
我对自己的笨拙，对于不能在布罗格利夫人面前证明自己无愧于她的垂青，感到很难过。饭后，我想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我口袋里装着一首书简诗，是我在里昂逗留期间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不乏热情，我朗诵时更是激情满怀，听得他们仨人全都掉了眼泪。或许是因为虚荣，或许是确实如此，反正以我的理解，我觉得自己看出来布罗格利夫人在用目光对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没说错，这人应该同您而不该同女佣们一起用餐吧？”在这之前，我心里一直很难过，这么报复一下之后，我才高兴起来。布罗格利夫人把原先对我的好评夸大了一点，认为我就要轰动巴黎，就要交上好运了。为了对缺乏经验的我加以引导，她给了我一本《X伯爵忏悔录》系法兰西学院院士杜克洛（1704—1772）当时刚出版的新作，说的是一个“交好运的人”的故事，这正可以给初来巴黎的青年卢梭以指导。。她对我说：“这本书是个良师益友，您将来在社交场上会用得着的。您不时地参考一下对您没害处。”我怀着对赠我书的人的感激，把这本书保存了20多年，但心里常常对这位夫人以为我是个风流才子感到好笑。读了这本书，我就想同书的作者交个朋友。我的习性给了我很好的启迪：该作者是我在文人堆中惟一的真心朋友。
自打这时候开始，我便敢于相信，贝赞瓦尔男爵夫人和布罗格利侯爵夫人既然对我感兴趣，就不会让我长久地穷困潦倒。我并没有看错。现在来谈谈我初登迪潘夫人家门的情况，这对我产生了更加长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迪潘夫人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先生和方丹夫人的女儿。她们是三姐妹，人称美惠三女神。拉图什夫人同金斯顿公爵逃到英国去了；阿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而且更是他的朋友，惟一的、真诚的朋友，是一位性格温柔可爱、心地善良，而且思想开朗，不知忧愁的了不起的女子；迪潘夫人是三姐妹中最美丽的一位，也是惟一一位未受人指责有不规行为的女人。她是迪潘先生因好客而弄到手的，她母亲为了感激他在他省内热情款待了她而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并且还给了他一个包税吏的职位和一笔巨额财产。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仍旧是巴黎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她赤裸着玉腕，披散着秀发，晨衣不整。我从未受过如此接待，可怜的脑袋晕眩转悠，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我是恋上迪潘夫人了。
我的惶恐好像并未在她面前造成坏的印象，她根本就没有看出来。她对我的书和我这个人都很热情，以一个行家的身份跟我谈论我的方案，一边唱，一边弹着羽管键琴伴奏，还留我吃了午饭，让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简直是受宠若惊，快要发疯了，也真的是疯了。她允许我去看她，我便趁机老往她家跑，几乎每天都去，每周还在那儿吃上几次饭。我有满腹的心思要向她倾诉，可总也没那个胆子。有好多种原因加重了我天生的胆怯。进入富家门就是通往幸运之路，就我当时的处境，我不愿贸然行事，因此这条路被我给堵死了。迪潘夫人尽管非常可爱，但却严肃而冷漠，我看不出她的举止之中有什么挑逗的意思，所以不敢乱来。她家当时非常显赫，在巴黎独树一帜。她家门客如云，要是稍许少点儿，可说是集各类之精华了。她喜欢见到各种风光人物：权贵、文人、美妇等。在她家里见到的尽是公爵、大使、名流。罗昂公主、福卡尔基埃伯爵夫人、米尔普瓦夫人、布里诺尔夫人、赫维夫人，都可以说是她的朋友。丰特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甫、萨利埃神甫、富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是她的圈中人和食客。如果说她的矜持举止吸引不了多少年轻人，那么她的宾客都是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更加令人肃然起敬，而在这种人中间，可怜的让…雅克就没什么可以吹嘘的了。所以，我不敢说话，但又忍耐不住，只好斗胆地给她写信了。她把我的信压了两天，没有跟我提起。第三天，她把信还给了我，当面告诫了我几句，口气冷冰冰的，让人望而生畏。我想说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那一见钟情的激情同希望一起熄灭了，在礼貌地表白了一番之后，我同以往一样地继续去拜访她，再也没有向她倾诉过什么，连眼睛也不敢流露出感情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弗朗格耶先生爱才重才
我以为我的蠢事被遗忘了，其实我想错了。弗朗格耶先生是迪潘夫人的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几乎同迪潘夫人、同我年龄相仿。他很聪明，长得也很好，可能有非份之想。据说，他对他的继母有点意思，也许就因为她替他找了一个很丑、很温顺的妻子。她同他们小夫妻俩相处得非常融洽。弗朗格耶先生爱才重才。他很懂音乐，所以音乐成了我俩之间的联系纽带。我常去看他。我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迪潘夫人嫌我来得太频，请我别再去了。如果在还我信时，她有这种表示倒还说得过去，可都快十天了，平白无故地就这么说，我觉得不太合适。特别奇怪的是，弗朗格耶夫妇并未因此而冷淡我。不过，我去得少了，要不是迪潘夫人又突发奇想，我可能根本就不再去了。迪潘夫人请我替她照管几天她儿子，因为要换家庭教师，她儿子在此期间无人看管。我那几天可真够活受罪的，要没有服从迪潘夫人的那种喜悦，那简直让人受不了，因为那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便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差一点辱没家门，并因此而死在了波旁岛。我在照看他的时候，只不过是阻止他伤害自己和别人，但这就够我烦神的了。即使迪潘夫人作为报偿以身相许，我也不会再多看管他一个星期。
弗朗格耶先生跟我关系不错，我跟他一起学习：我俩一起开始去鲁埃尔先生那儿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点，我搬出圣康坦旅店，住到维尔德莱街的网球场旁边。维尔德莱街通向迪潘先生居住的普拉特利埃街。在那儿，我因没太当心而患了感冒，还转成了胸部炎症，差点儿一命呜呼。我年轻时经常患这类炎症，如脑膜炎，特别是常患咽喉炎，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了。这些病都让我看到死亡将至，使我对死神的面目都很熟悉的了。在康复期间，我有时间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对自己的胆怯、软弱和麻木不仁感到懊悔。尽管我感到心中有一团火，可是我的麻木却使我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总是濒临穷困潦倒，不能自拔。病倒的前一天，我还去看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剧名我忘了。尽管我总以为别人有才，而我望尘莫及，可我仍不禁认为这部歌剧不行，缺乏热情，没有新意。我有时心里敢这么想：“我觉得我要写的话会比它好。”可是，一想到写一部歌剧以及艺术家们把歌剧说得神乎其神，我便胆怯了，立即打了退堂鼓，并且因为不知天高地厚而深感汗颜。再说，去哪儿找人帮我写歌词并让人费力地照我的意思修改呢？这种作曲和写作歌剧的念头在我生病期间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在我发高烧的时候，脑子里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还写了点“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也许会赞赏一番的。啊！要是能把一个发高烧的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发现从他说的胡话中有时会产生多么崇高伟大的作品呀！
在我康复期间，我的心里仍挂念着这些音乐和歌剧的主题，但心境比以前要平静得多。由于一心一意地，甚至是情不自禁地在思考着，我便想把这些主题弄个明明白白，而且想尝试一下单独地写一部歌剧，包括词和曲。我这并不完全是初试锋芒了。我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悲歌剧，剧名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因我有自知之明而付之一炬了。我在里昂又写了一部，名为《发现新世界》，在读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甫、特吕布莱神甫以及其他一些人听了之后，我终于又把它给烧掉了，尽管我已经写了序幕和第一幕的曲子，而且达维看了曲子之后还对我说，有些片段可与布奥农奇尼意大利著名作曲家（1665—1758），卢梭将他的名字拼错了，应是“波农奇尼”。相媲美。
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花了些时间思考了我的提纲。我计划写一部英雄的芭蕾舞剧，写3个不同的主题，分成3幕，各自成篇，每个题材都配以不同性质的音乐。每一幕都以一个诗人的爱情为主题，所以取名为《风流诗神》。第一幕配以强劲的音乐，演的是塔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1544—1595）。；第二幕配上缠绵缱绻的音乐，演的是奥维德拉丁诗人（公元前43—公元17）。；第三幕名为《阿纳克雷翁》希腊诗人（公元前560—公元前478）。，应洋溢着古希腊酒神赞歌的欢快。我先在第一幕上试作，投入巨大热情，第一次使我体味到作曲的喜悦。一天晚上，我正要走进歌剧院，突然感到激情澎湃，思绪万千，我便把买票的钱放进口袋，跑回家中，把所有窗帘拉上，不让阳光进来，然后，躺到床上，沉醉在诗和乐兴味之中，用了好几个小时，飞快地构思好第一幕的最优美的部分。可以说，我对费拉尔公主的爱（因为我当时就是塔索）以及我面对她那不义的兄弟所表现出的高尚、自傲，使我那一夜美不胜言，即使我身在公主的怀抱之中也不会感到有这么美的。到了早上，我脑子里剩下的只是我构思的一小部分，但这仅存的一点东西，虽然因我的倦怠和困乏而几乎被抹尽，但仍能看出其所代表的片断的活力。
这一次，我因有其他事情缠身，没有把这件事一直搞下去。在我与迪潘家走得很亲近的时候，我不时地仍去拜访的贝赞瓦尔夫人和布罗格利夫人没有忘记我。近卫队长蒙泰居伯爵刚被任命为驻威尼斯大使。这一职位是他通过巴尔雅克弗勒里红衣主教的亲信、心腹。弗勒里当了首相之后，巴尔雅克便成了他的近侍，权可倾国。弄到的，因为他拼命地讨好后者。他的兄弟蒙泰居骑士是王太子的侍从，认识贝赞瓦尔夫人、布罗格利夫人以及我有时也去拜访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利神甫。布罗格利夫人得知大使想找一名秘书，便保荐了我。我们开始交易。我要求薪俸定为50金路易，因为当秘书要有行头，这点薪金是很少的了。可他只肯给100皮斯托尔，还要我旅费自理。这条件太可笑了，无法达成一致。弗朗格耶拼命挽留我，我才没拂袖而去。我留下没走；蒙泰居先生带着另一位秘书走了。这位秘书名叫福罗，是外事办公室派给他的。他俩刚到威尼斯便吵翻了。福罗先生发现自己是在与一个疯子共事，便把他给晾在那儿了。蒙泰居先生只有一个名叫比尼斯的年轻神甫，只能在秘书手下抄抄写写，胜任不了秘书工作，因此又来求我。他的骑士兄弟是个精明的人，对我连哄带骗的，暗示我秘书这个职位是有一些权益的，并许给我一千法郎的薪俸，外加20金路易的旅费，因此，我便动身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最后到了威尼斯
到了里昂，我真想取道塞尼山，顺便去看看可怜的妈妈。可我却沿罗讷河而下，在土伦乘船过海了，因为一方面，战端已起系指1740年到1748年为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并且也想节省一点，另一方面要去找米尔普瓦取通行证，他当时任普罗旺斯驻军指挥官，是人家让我去找他的。蒙泰居先生缺不了我，接连写信催我赶快去，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耽搁了。
当时正值墨西哥瘟疫肆虐时期。英国舰队在那儿停泊，检查了我乘坐的斜桅小帆船，使我们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渡海航行之后抵达热那亚时，被检疫隔离了21天。乘客们可以选择留在船上或是去港口检疫站，但我们被告知，检疫站空空荡荡，还没来得及布置。于是，大家都选择留在船上。难耐的闷热、狭窄的空间、行动的不便和虱蚤的叮咬，使我宁可豁出去住进港口检疫站。我被领到一幢三层的大楼里，里面空空的，既无窗、床、桌、椅，也无一只凳子可坐，一点干草可躺。有人把我的大衣、睡袋、两只箱子给我拿了来，随即把大门用大锁锁上，我便一人呆在里面，随意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地乱窜，到处都空无一人，荡然无物。
这一切并没使我因选择了检疫站而没留在船上就感到后悔。我像个新鲁滨逊似的动手安排我21天的生活，就像我要在这里过一辈子似的。我先是颇有兴趣地去捉船上带来的虱子。当我把浑身的新旧衣服换了个彻底，终于没一个虱子之后，便着手布置我为自己选定的房间。我用外衣和衬衫做成一个厚厚的床垫，把好几条毛巾缝在一起当床单，用睡衣当被子，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只箱子放平当凳子，把另一只箱子立起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多本书码放好。总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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