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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节选)-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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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放着一堆堆的公文，有宫廷发来的。也有其他大使馆发来的。尽管大使先生有密码本，可凡是用密码的函件他都看不懂。我从来就没在任何机关干过，一辈子也都没见过什么密码，所以，一开始，我很担心会出差错。可是，我随后便发现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到一周时间，我便把全部密码函件都译了出来。其实，根本就没这个必要，因为威尼斯使馆一直很清闲，而且，也没人愿意把什么事交给蒙泰居这样的人去办。在我来之前，他简直束手无策，既不会口授，自己又写不明白。我对他非常有用，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对我非常好。他之所以对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精神失常调离之后，名叫勒布隆的法国领事便主持馆务。蒙泰居先生到任之后，在熟悉情况之前，勒布隆先生仍继续代理着。蒙泰居先生虽然自己没有能力，但却嫉妒他人代行其职，所以很讨厌那位领事。我一到，他便立刻免去了那个领事的使馆秘书的职责，让我来干了。职责同头衔是不能分开的；他便叫我顶上了秘书的头衔。我在他身边的那段时期，他从来就是只委派我以秘书的身份前去参议院会见其高级代表。其实，他宁愿要一个自己人，而不愿要一个领事或宫廷任命的办公室职员当秘书，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使得我的日子很好过，并且使他的那些意大利人随员，以及侍从和大部分馆员无法在使馆内与我一争高低。我成功地利用所享有的权威维护了大使的治外法权，也就是说阻止了好几起对使馆区的侵犯，从而维护了使馆的豁免权，而他的威尼斯籍官员是绝对不会这么去做的。不过，我也从不允许匪徒躲进使馆里来，尽管这对我会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大使阁下也不会不屑于从中分肥。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带来的麻烦多于乐趣
大使阁下竟然大言不惭地要求分享人称使馆办公室的秘书处的好处。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不免有许多护照要签发。每签一份护照，就得付给签发并副署的秘书一个西昆古代威尼斯金币，约合十个法郎。。我的所有前任都无一例外地收取这笔钱，不管领照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所以，尽管我不是法国人，但还是为法国人免去了这一个西昆。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我是毫不客气地索要签发费的。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来签了一本护照，可是却没有送那一个西昆来，我便让人去要。对于我的大胆妄为，那个爱报复的意大利人耿耿于怀。人们得知我在签发护照费上的改革之后，自称法国人前来办理的人趋之若鹜，他们装腔拿调地自称普罗旺斯人、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我耳朵敏锐，不会上当，而且我不信有哪个意大利人能少交这一个西昆的，但也绝不会有一个法国人会多付这一个西昆。我傻乎乎地把我的改革告诉了蒙泰居先生，他原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一听“西昆”二字，他立刻竖起了耳朵，对减免法国人的西昆他倒是没有提出异议，而对外国人交纳的钱却要我与他平分，说是要给我相应的好处。我的利益受到损害倒还罢了，可这种卑鄙行为却让我非常恼火，我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他仍旧坚持，我更火了。我气呼呼地对他说：“不行，先生。请阁下留下属于自己的，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不会让您拿我一个苏的。”他见一计不成，便另生一计，恬不知耻地跟我说，既然我从他的使馆办公室得到收益，那理所当然办公费开支就该由我负担。我不想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因此，从此以后，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让人重刻的印章，都是我出的钱，他从未补还过我一个苏。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签证收益分了一小部分给比尼斯神甫。他是个好小伙子，从未在这种事上打过主意。他对我很好，我待他也不薄，我俩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开始工作时，没有觉得像原先所担心的那么发愁，因为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经验，又是在一个也不比我经验多的大使身边工作，况且，他还既无知又固执，我的良知和一点点知识本是启迪我好好为他，为国王效劳的，可他好像故意同我对着干。他与马利侯爵相交甚好，这是他所干的比较明智的事。马利侯爵是西班牙大使，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只要愿意，他可以牵着蒙泰居的鼻子走，但是，鉴于两国王室的利益，他通常总是给他出出主意，如果蒙泰居在执行时不是总自以为是的话，这些主意本来是很好的。他俩要联手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敦促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声称要恪守中立，但却公开地向奥地利军队提供军火，甚至还提供兵丁，谎称是逃兵。我相信，蒙泰居先生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所以不顾我的劝告，硬要我在他的所有函件中说明，威尼斯共和国绝不会违反中立。这个可怜虫执拗而愚蠢，总是让我写些荒唐话，做些荒唐事，既然他要这么干，我又不得不服从，所以，有时我感到工作起来很受罪，几乎没法干。譬如，他非要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用密码，尽管这两种报告都根本就没有保密的必要。我劝他说，王室的公文每周五到，而我们的公文周六就要发出去，没有足够的时间译解和编译这么多密码，而且我还有许多信件要写，要赶着让信使带走。为此，他想了个绝招儿，让我每个星期四就把第二天才到的公文的复函拟好。他还觉得这一招儿非常地妙，尽管我向他指出这不可能，行不通，但还是不得不照他说的办。我在他那儿的整个工作期间，总是先记录下他在一周内匆匆交代我的几句话以及我道听途说的几条平淡无奇的消息，然后，根据这一点点材料，在星期四上午必定把每周六要送发的公文稿交给他，顶多再按照每周五送来的公文匆忙地作点修改，即作为我们的复函发出去。他还有一个极其有趣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像的程度，那就是对待每一条消息，他不是往外发，而是全都发回消息来源地。他向阿梅洛1737年到1744年4月的外交国务秘书（1689—1749）。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莫尔巴伯爵（1701—1781），海军国务秘书。先生报告巴黎的情况，向阿弗兰古尔阿弗兰古尔侯爵（1707—1767），1749年到1762年间，任法国驻瑞典大使。先生报告瑞典的新闻，向拉舍塔尔第拉舍塔尔第侯爵（1705—1758），1739年到1744年间，任法国驻俄国大使。报告圣彼得堡消息，而且，有时候，还向他们每人发回他们各自发来的消息，只是我在词句上稍稍加以改动了一下而已。对于我送给他签字的所有材料，他只是对送呈宫廷的文件浏览一遍，而对发送其他大使馆的公文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签上字了，所以这使我对后面这类公文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加以处理，至少可以把那些消息相互交错一下。但是，对于重要公文我想作合理的变通就不可能了。他有时心血来潮，突然别出心裁地加上几句，害得我赶忙地把整个文件加上他刚添的几句话重抄一遍，否则他就不肯签字。如果没遇上这种情况，那真是要感谢上帝了。我曾经多次考虑到他的荣誉，想用密码加进点与他所说的不尽相同的东西，但是，一想到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么胡来，便只好任他胡言乱语，自讨苦吃，心想反正已向他坦陈己见，冒着风险在他身边尽职尽责了。
我始终如一地正直、热情、勇敢地做着这一切，理应受到他的回报，而不是像他最后那样对待我。上帝赋予我一个良好天性，一位最好的女人给了我良好的教育，我自己也努力学习，现在正是我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优点表现一下的时候了，而且，我也确实表现了一下。我形单影只，没有朋友，没人指教，没有经验，又身在异乡，效忠异国，夹杂在一群骗子中间，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为了使我同流合污，让我效仿他们，可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很好地效忠法国，尽管我并不欠法国什么，而且像应该的那样，竭尽所能，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身居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做到无可厚非，理应受到，而且也真的受到共和国的敬佩，受到所有我们与之联系的大使的敬佩，受到所有定居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那位领事也不例外，我很抱歉地顶替了他的工作，我知道那本该属于他的，而且这些工作给我带来的麻烦多于乐趣。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回到巴黎仍旧如鲠在喉
蒙泰居先生完全信赖马利侯爵，可后者并不会事无巨细全都管的，所以蒙泰居先生对自己的职责疏忽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要是没有我的话，在威尼斯的法国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自己国家的大使存在。当他们需要他的保护时，他一概把他们打发走了事，不愿听他们的申诉，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丧气了，从此，大使的身边或餐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法国人，其实他也从来不邀请他们。我经常主动地做一些他本该做的事：我尽我所能地帮助那些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换到别的国家，我会做得更多一些，但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所限，我无法去见有地位的人，常常不得不求助于领事，而领事因为全家定居在这个国家，有点畏畏缩缩，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见他优柔寡断，不敢说话，我便豁出去进行大胆交涉，而且好几次都成功了。记得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好笑。没人会想得到，多亏了我，巴黎的戏迷们才得以看到卡罗利娜及其姐妹卡米耶的。可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俩的父亲维罗奈斯同他的女儿们已经同意大利剧团订好了合同。拿了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他们并未动身，而且不急不忙地在威尼斯的圣吕克戏院演了起来。卡罗利娜尽管还是个孩子，却吸引了很多的人。热弗尔公爵作为国王侍从长官，给大使写信，让他找回他们父女。蒙泰居先生把信交给我时只交代了一句：“您看看这个。”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与圣吕克剧院的业主说说，让他辞退已受聘为国王演出的维罗奈斯。我记得，那个业主叫什么齐斯提尼安来普。勒布隆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办得很糟。齐斯提尼安闪烁其辞，所以维罗奈斯没能要回。我十分生气。当时正值狂欢节。我穿上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戴上假面具，让人划我去了齐斯提尼安的府第。凡是看见我那条饰有大使徽号的威尼斯平底轻舟进来的人都大吃一惊。威尼斯还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事。我进到门内，让人通报“一位戴面具的女士”此处为意大利文。求见。我一被领进去，便摘去假面具，通报了姓名。参议员顿时面色苍白，哑口无言。我用威尼斯话跟他说：“先生，我很遗憾，冒昧前来打扰阁下，但在您的圣吕克剧院有一个名叫维罗奈斯的人，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效劳了，我们曾让您退还此人，可毫无结果，所以我现在是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前来要人的。”这短短的几句话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走，那人便跑去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最高法院，但被训了一通。维罗奈斯当天便被解聘了。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他一周之内不动身，我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他乖乖地动身了。
还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几乎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替一位商船船长摆脱了困境。那位船长名叫奥利维，马赛人，船名我忘了。他的船员与为共和国服务的一些斯洛文尼亚人发生纠葛，动手打人，因此船只被扣，受到严厉处罚，除船长一人而外，任何人不得上下船。船长求助大使，但被打发走了。他又去找领事，可领事说这不是商务活动，他无法干预。迫于无奈，他便跑来找我。我向蒙泰居先生表示，他应允许我就此事向参议院提交一份备忘录。我记不清他是否同意了，我是否提交备忘录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的交涉毫无结果，船始终被扣着。我便想了一个主意，结果成功了。我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夹在一份呈送莫尔巴先生的公文中，而且，我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得蒙泰居先生同意我这么做的。我知道，我们的函件虽无太大必要去拆检，但在威尼斯却是要被拆检的。这一点我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发现日报中的文章照抄我们的公文。我曾想让大使对这种恶劣行径提出抗议，但他不予理会。我的目的是，在公文里提及这次迫害事件时，利用他们拆检的好奇心，吓唬他们一下，迫使他们把扣住的船放了，因为真想为这事等候宫廷的批复的话，船长早就破产了。不仅如此，我还跑到船前询问船员。我是拉着帕蒂泽尔神甫一道去的，他是领事馆主任秘书，很勉强地跟我去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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