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节选)-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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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解释道，于贝尔神甫也是日内瓦人，而且是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曾竭力阻挠他娶这个女人，因为于贝尔神甫非常了解她。婚后，她便对于贝尔恨之入骨，并且波及所有的日内瓦人。他接着又说：“尽管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您不错，但依我看，您别指望他会支持您。他很爱他的妻子；她妻子又恨您，而且她为人凶狠刁蛮，您在这家人家永远别想捞到什么好处。”因此，我便死了这条心了。　　　　
　　　　也是这位戈弗古尔先生，几乎在同一时期，帮了我一个大忙，那真是雪中送炭。我那位品德高尚的父亲刚刚去世，享年约60岁。我当时处境艰难，被弄得焦头烂额，否则我将会更加因为丧父而悲痛欲绝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由父亲享用着，我根本不想要回。他死之后，我就没必要客气了。可是，哥哥的死并无合法证明，因此事情很棘手。戈弗古尔先生主动答应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在德洛姆律师的大力帮助下，这个难题果然被他解决了。由于我迫切需要这笔小小的资财，而且事情尚未明确，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了应该提及这一消息的信，我拿起信来，急不可耐地想拆开，手在发抖，心里感到羞愧。我瞧不起自己地寻思着：“怎么！难道让…雅克竟如此利欲熏心，急不可耐？”我立即把信放回壁炉台上。我脱去衣服，静静地躺下，睡得比平时还死，第二天很晚才起，没再去想那封信。穿衣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封信，我便不慌不忙地拆开它，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可把我给高兴坏了，但我可以发誓，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自我克制住了。我一生中，类似这样克制住自己的情况非常之多，但我时间不够，无法一一道来。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去给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本会跪着献上全部钱款的那个幸福年月，我不禁潸然泪下。在她的一封封来信中，窘迫之状跃然纸上。她给我寄来一大堆配方和秘方，声称我可以利用它们来给我和给她带来财运。她已深感穷困潦倒，心力交瘁。我寄给她的那一点点钱又喂了缠着她的那帮骗子，她自己一点也没享用着。同这帮混蛋分享我的活命钱，让我感到恶心，特别是我想尽办法要把她从他们身边拉出来但未能奏效之后。我下面来谈一谈这个情况。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既不该辩解又无可自责

　　　　时光流逝，钱也随之而去。我们是两个人，甚至是四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七八个人一起生活。因为，尽管泰蕾兹是个罕见的不看重钱财的女人，但她母亲却不像她。她母亲一看由于我的照料，家境有了转机，便把她全家都弄来沾光了。于是，她姐姐呀，儿子呀，女儿呀，孙女呀，全都来了，只有她那嫁给昂热车行老板的大女儿没有来。我为泰蕾兹买的所有东西统统被她母亲转给这群饿狼了。因为我与之相交的不是一个贪婪女子，而且我也没有爱得如醉如痴，所以，我可不想当这个傻瓜。我只想让泰蕾兹不缺吃少穿，生活得像像样样，但不奢华，所以我同意她的劳动所得全部交给她母亲，而且，我也被贴一些。但是，我已遭厄运，妈妈被一帮骗子缠着，泰蕾兹又被她全家拖累着，我为她俩所做的一切，她俩全都享受不到。奇怪的是，勒瓦塞尔太太的最小的女儿，是惟一没有嫁妆的孩子，可却是惟一在赡养父母的女儿，而且，在一直被她的哥哥姐姐们，甚至被侄女、外甥女们打了之后，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竟然被他们劫掠，可却像当年挨打挨骂时一样，无力抵御他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名叫艾东·勒迪克的，尽管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也变坏了，但还是比较和蔼可亲，性格也比较随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俩在一起，所以也用她俩互相间的称谓来称呼她们，叫艾东为“外甥女”，叫泰蕾兹“姨妈”。她俩则称呼我“姨父”。这就是我一直称泰蕾兹为“姨妈”的原因；我的朋友们有时开玩笑，也跟着这么喊。　　　　
　　　　大家知道，处于这种情况，我是刻不容缓地要设法摆脱的。我判断黎塞留先生已经忘掉我了，而且我也不再指望宫廷什么了，因此我便进行了一些尝试，想在巴黎推出我的歌剧。但我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时间加以克服，而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于是我便打算把我的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结果，它被接下了，我还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我真是喜不自胜。但也只不过是仅此而已。我始终未能使我的喜剧得以上演。我老去求一些演员，都跑烦了，所以干脆也不去了。最后，我又回到自己所剩下的最后一条路上来，也是我本应走的惟一的一条路。由于常跑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因此也就疏远了迪潘先生府上了。这两家的夫人虽说是亲戚，但却相处失和，不相往来。两家的客人也互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两家都去。他受人之托，想法把我拉回到迪潘先生家去。当时，弗朗格耶先生正在修博物学和化学，还办了一个陈列室。我想，他是希望进科学院，为此，他想写一本书，并认为我能在这方面帮他一把。迪潘夫人也在构思一本书，差不多也这么希望于我。他俩本想合聘我做类似秘书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蒂埃利约才责怪我老不去迪潘先生家的。我首先要求弗朗格耶先生运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威望，让我的剧本能在歌剧院排演。他同意了。《风流诗神》先是在剧院仓库，后在大剧院里排演了好多次。彩排的时候，去了很多人，有好几段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然而，在雷贝尔指挥得很差的演奏过程中，我自己却觉得这剧本不会通过，甚至觉得不经重大修改是无法演出的。因此，我毅然绝然把剧本收回了，免得被人退回。但是，我从好多迹象中清楚地看出，即使这个剧本再完美，也是通不过的。弗朗格耶倒是答应让我的剧本能够排演，但并没答应说它就一定会被接受。他确实是信守了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我已看出他和迪潘夫人并不想让我在社会上出点名，也许是害怕别人读了他们的书，以为他们是仰仗我的才能写出来的。不过，迪潘夫人一向认为我才疏学浅，只是用我来记录她口授的东西，或者是让我单纯地找些参考资料，所以这种指责，起码对她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这最后的一次失利使我彻底地心灰意冷了。我抛弃了一切进取和成名的打算。我不再去想那些不管是真是假的才能了，反正它们也不能使我出人头地，我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考虑我和泰蕾兹的生存，谁能接济我们，我就讨好谁。因此，我便完全彻底地跟定迪潘夫人和弗朗格耶先生了。这样做并未使我生活很富足，因为我头两年只拿到八九百法郎，只够我维持基本生活的，因为我不得不住在他们附近的公寓房里，那是一个房租很贵的街区，而我还得支付巴黎另一头圣雅克街最高处的一份房租，不管刮风下雨，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那儿吃晚饭。我很快便习惯了这种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新工作产生了兴趣。我喜欢上化学了。我同弗朗格耶先生去鲁埃尔先生家听过好几次课，于是，我们便对这门我们尚未掌握其基本知识的科学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胡乱研究起来。1947年，我们去都兰过秋天，住在舍农索城堡。该城堡是建在歇尔河上的一座离宫，是亨利二世为戴安娜·德·普瓦提埃修建的，其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至今仍然清晰可见。现在，该城堡为包税吏迪潘先生所有。我们在这个美妙的地方玩得很开心；天天是美味佳肴；我都变成大胖子了。我们在那儿写曲作乐。我作了好几首三重唱，十分和谐动听，如果我有机会写补篇的话，我也许会在补篇里再来谈一谈的。我们在那儿演喜剧。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喜剧，名为《轻率签约》，大家可以在我的文稿中见到，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歌笑语不绝于耳。我在那儿还写了一些小玩艺儿，其中有一个诗剧，名为《西尔维的幽径》，是根据歇尔河畔的一条园中小径的名字取的。但这一切都没影响我搞化学以及替迪潘夫人干活儿。　　　　
　　　　当我在舍农索发福的时候，我可怜的泰蕾兹在巴黎也“发胖”了。当我回巴黎时，我发现我干的“那事”比我想像的进展得快。鉴于我当时的处境，如果不是同桌的伙伴们给我提供了惟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那我可麻烦大了。这是必须说的事情中的一件，我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在评论时，要么辩解，要么自责，可我在这儿既不该辩解又无可自责。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老声色犬马之徒

　　　　阿尔蒂纳在巴黎逗留期间，我和他不去饭馆吃饭，通常是去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拉赛尔太太家包伙。她是一个裁缝的老婆。伙食很差，但是因为包伙的人都是些可靠的正派人，所以仍然很受欢迎。她不接待生客，来包伙的必须由一位已包伙的人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声色犬马之徒，但却彬彬有礼，颇有才气，就是爱说些下流话。他就住在她家，还招来一批疯癫痴狂、风流潇洒的近卫队和火枪队的年轻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所有姑娘的保护人，天天都把那个藏污纳垢之所的所有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退役中校、善良敦厚的老者普莱西斯先生和火枪队军官昂斯莱稍微能镇得住这帮年轻军官。包伙的还有一些商人、钱庄老板、粮店店主，但都是些有礼貌、懂规矩、一看便知是各自那一行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我忘了他们的名字了。总之，在那儿见到的都是各行各业中的头面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我在那儿从未见过，但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把这种人介绍到这儿来。包伙的人很多，一个个活泼开朗，但并不喧哗吵闹，说笑逗乐都不粗俗下流。那位老骑士，尽管讲的故事从内容上看都是床笫间的事，但讲起来却从不失旧宫廷的儒雅，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十分有趣，即使女士们听了也不觉得刺耳。他的方式给全桌的人定了调子：所有那些年轻人在讲述各自的艳遇时也是既放荡不羁又妙趣横生，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因为迪夏太太的店铺离拉赛尔太太家不远，都在必经的那条小路上。迪夏太太是有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不少漂亮姑娘，我们那帮先生饭前饭后都要去同她们聊聊。如果我胆子大一点的话，我也会像他们那样去寻点乐趣的，只要跟着他们一道去就是了，但我从来也没这个胆儿。至于拉赛尔太太，阿尔蒂纳走了之后，我仍然经常去她家吃饭，我在她家听到许多非常有意思的轶闻趣事，也渐渐地学会了——感谢上帝，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处世哲学。遭人算计的正派人、戴绿帽子的男人、被诱惑的女人、生私孩子，都是那儿最常见的主题，而最能替孤儿院添人进口的人就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也受到了感染，便按照我所看到的一些很可爱而且实际上也是很正派的人中盛行的那种思维定式造就我的想法。我在想：“既然当地就是这么个风俗，那就只好入乡随俗了。”这就是我在寻找的出路。于是，我横下了心，高高兴兴地，义无反顾地这么干了，惟一要克服的是泰蕾兹的顾忌。我磨破了嘴皮，她也不肯接受这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母亲更害怕有了孩子麻烦，也帮我敲边鼓，泰蕾兹总算屈从了。我们找了一个谨慎可靠的接生婆，名叫古安小姐，住在圣欧斯塔什街尽头，把这事托付给了他。到了日子，泰蕾兹便由她母亲陪着去古安小姐家生去了。我去那儿看了她好几次，并给她带去有姓名起首字母图案的卡片，一式两份，是我自己做的。一张放在孩子的襁褓中，按照常规，由接生婆送到孤儿院去。第二年，同样的麻烦又来了，我又如法炮制，但姓名起首字母图案卡片忘弄了。我仍然没怎么加考虑，她母亲依然不予赞同；泰蕾兹抽泣着服从了。人们将不断看到这种不幸行为在我的思维方法上以及命运里所产生的所有沧桑变故。现在，我们还是先说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惨痛难耐又始料不及，迫使我不断地回过头来谈及这一问题。　　　　
　　　　我在这里要着重介绍我初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形，她的名字将经常在这部回忆录中出现。她原叫埃斯克拉威尔小姐，不久前刚嫁给包税吏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之子埃皮奈先生。她丈夫同弗朗格耶先生一样，也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对这门艺术的热爱，使他们三人过从甚密。弗朗格耶先生把我引见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同他一起在她家吃过几顿晚饭。埃皮奈夫人和蔼可亲，聪明机敏，颇有才气。同她认识肯定是件好事。但她有一位女友，名叫埃特小姐，名声不好，在同瓦罗利骑士同居，此人名声同样欠佳。我认为同这两个人交往有损于埃皮奈夫人。埃皮奈夫人虽生来爱苛求别人，但大自然却赋予她一些卓绝的长处，使她能够处理好关系或弥补偏差。弗朗格耶先生对我很好，所以她也对我比较好。他还坦白地对我说，他与她有染，因此，要不是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都已知晓的话，我是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的。弗朗格耶先生甚至把有关这位夫人的非常离奇的隐私都告诉了我，而埃皮奈夫人则从未对我说起过，而且她根本没想到我已知情，因为我对此守口如瓶，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者任何人提起的。他们双方对我的这种信任使我的处境十分尴尬，特别是在弗朗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了解我的为人，不会不信任我，尽管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我想尽办法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丈夫肯定没有回报她对他的爱。我分别地倾听这三个人的倾吐，对他们的秘密绝对守口如瓶，他们三个人中任何一个都套不出我对其他二人的话来，而且我对这两个女人任何一个都不隐瞒我同其对手的友谊。弗朗格耶夫人想利用我来替她做许多事，但都被我拒绝了；埃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