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2007[1].5-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一会进来一位高大的没戴领章帽徽穿绿军衣的人，面不丑，约四十多岁。有军人介绍：这是我们的首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谈（好像有军人称他×师长）。谈判时我基本没说什么话，只是偶尔冷场时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们五人说话最多的是侯××和王××。他俩互补式的白话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云云。
。
。18：44
那位军人口气和缓，措辞不卑不亢，大概说了：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坏人的当；花圈不在这小楼，我不知道在哪；我们抓的只是极个别的坏人，他们也没有关在这里，关在哪我不知道；你们应劝广大群众退回去，离开广场，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我们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位首长也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他的话。
大约谈了二十多分钟，楼下传来更强的群众呼声，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窗口来。估计是想知道谈判结果以及我们是否都被铐起来了。我们来到窗口，有人（非王即侯）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们很安全，他们耍赖，说不知花圈和战友在哪，你们别着急，我们要跟他们继续谈。
继续谈，没什么新鲜，加上窗外人群高喊着让我们回去。我们稀里糊涂地下到一楼又爬过众战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大家：他们拒不交出花圈和我们的战友，谈判失败。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担心你们五人也会被扣起来。当时广场中央有广播车（上海小轿、顶四个喇叭）被人群围住，更多的人向那里蜂拥，我们谈判小组就散了，也随人群去了广场中央（“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好几千字的“四五纪实”，但只登出被删改后千余字的“战士的心”，内容是小楼谈判，角度是战士同情我们，递我们水喝）。
五、下午烧汽车时我已溜走
4月5号午后两点多，我们五人代表在小红楼与当局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就半卑半亢地离开了小楼。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的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该闹事了，我是该撤了，卧操，莫名其妙地当上谈判代表，已够被枪打的出头鸟资格，再呆在要对广播车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立即执行”一样危险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我来广场，本是想凑凑热闹（当然基本的正义感是有的），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
我走的时候，人群已经杭育喊着号子翻那辆广播车了，时间约是午后两点。在南长街乘5路至德胜门，换乘44路到北沙滩。大概15点多，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我所在的钳工四组组长赵师傅，悄悄问我是不是又去广场了？见我点头后，他又认真地说：这几天考勤查得严，你现在是顶风作案呀。他又拿出考勤表，在4月5号我的名下画了一个“√”（表示全勤，连迟到也没有）。赵师傅也是老三届的，人憨厚，技术好，对我没的说。他是那种好好干活过日子的人，即便去广场也是溜边而过，绝不会参与闹事。
魏师傅过来问了我今天广场上的情况，我说了冲击大会堂、小楼谈判、掀政府的广播车后，他说这事闹大了，肯定还要抓更多的人。当他又问清了我在广场的行为后，一脸严肃地说：麻烦了，估计你也跑不了，你百分之百被他们拍了照。当他知道赵师傅为我今天画了全勤，又对我说：无论有谁问你，你就一口咬定4月5号一早就来厂子上班了。
我们厂里是16点40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又听说了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车掀翻了，还烧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广场，到处都有声音在传播：今晚他们（指当局）肯定会动手。
我没有久留，坐车去了陶然亭边上的魏师傅家。魏备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别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了：90％你逃不脱；但你没参与打砸烧不会被判重刑；抓到你你要坚决表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去的广场；不要抵赖你在广场上的行为，堂堂正正，因为你年轻又没有“底儿潮”（指有犯法前科），有可能会被政府认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做了错事的单纯青年。
我问：估计会被判几年。魏说：这事还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谈判代表，怎么也得判个八年十年。魏师傅也表示了奇怪，意思是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热情，怎么还成了广场第一线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脑子一热，就跟着玩进去了。后悔也没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晚喝得晕乎乎，睡得还不错。
4月6号上午我直接去的工厂，所有人都在议论昨晚广场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信息大致是：晚上6点多，广场上的所有喇叭广播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主要内容是现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搞反革命活动，广大群众应该迅速离开；晚上9点多，广场上的灯光全部亮起，成千上万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以木棍和皮鞋殴打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并抓走几百人；卫戍区的部队都呆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待命；昨夜在广场以外也抓走了一些“闹事者”。（几年后看到资料说：当天江青、张春桥等在人大会堂观察广场事态；6∶30广播吴德的讲话；动用一万多民兵、三千警察；在广场抓走388人；五个营的军人在广场附近待命）
4月6号在厂子上班时，我心里1／3忐忑，2／3懵登，心说听天由命吧。赵师傅和魏师傅都悄悄对我说：你不用干活了，歇着吧。他们是好意，我却觉得不那么吉祥，好像我享福的日子没几天了。一天平安无事，魏师傅告诉我：他们要查找照片上的人得费几天的工夫。当晚魏、赵、朱等师傅又请我吃饭，明显的像是临刑餐嘛。那晚喝酒都挺严肃的。我说：还没有结过婚就被判刑有些冤，祖国的好些地方我还没玩过呢。
1976年4月7日，电台和报纸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对暴乱分子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措施；这场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这可真冤枉或者说高抬老邓了）；中央形成决议，撤销邓的党内党外一切职务；准备清查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定性“暴乱”让我没想到；“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得很遗憾。4月7日，江青在人大会堂宴请清理广场的民兵、公安代表，说是表彰他们粉碎了反革命暴乱。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天安门事件说明什么》，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并号召全党全国继续批邓。
六、我是漏网之鱼
由4月5号开始的大搜捕，使得所有参加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的“闹事分子”都觉得有些在劫难逃，而一般去过广场的普通工人、职员、学生也都陷入写检查的风潮。当时上级布置的是每人都要写从3月底到4月初去过几次广场、干过什么、知道别人干过什么（揭发材料）。小道消息每天都有：谁谁谁（邻居或熟人等）被抓走了；广场上当时的小平头是谁和谁被抓了（广场“闹事分子”不少都梳小平头，比如我们五个谈判代表就有三个梳平头）；抓的人城区的监狱都装不下；有的中学生也被抓了。
我所接触到的哪怕最没政治觉悟的工人也认为把“四五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太过分了。绝多的人都敷衍了事对待写检查和汇报。法不责众，那七八天城区的市民（除老弱病残以及在押犯）几乎没有没去过广场的。比如4月4号那天广场的人次就超过百万。是有老实巴交胆小的人去过广场也不承认，我没听说过谁揭发了谁——几千年来传统中的“不告密”是道德底线之一。我也写了检查，只言上下班路过天安门广场，顺便去悼念一下周总理，绝没提我在广场上的那些事。写的时候，我并不很痛快，惭愧自己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有种人。
抓人的风潮一个月才过去。奇怪的是平安无事，连厂里的保卫科长都没找我谈过话，真是神了。那一个月，我吃了不少好的，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钱花冒了，还跟好友“借”过钱吃喝——心说我都是快进去的人了“借”你点钱享受一下不应该么。生活上呢，也有一点破罐破摔，跟着不良青工晚间从天窗翻进食堂偷吃的以及零星饭票（多了怕被保卫科立案），用肉和圈套（杠杆及自锁原理）诱捕附近农民的狗——但最后我没吃，我吃的是捕到的猫的肉（略酸），还在工厂自制的汽水中偷兑上廉价白酒专门打给女青工们喝以图稍后观看她们慵困之态，因为每一天都当成在外面的最后一天过，便没弄一个短期恋爱计划，加上心情不放松只顾得上满足口福。
后来我才知我侥幸的原因有几条，据说4月5号过了几天，有公安人员拿着的确有我的照片来我厂调查，但第一，我那天的考勤是全勤连迟到都没——因为收入工厂很重视考勤；第二，照片上的我因是疯狂表情、头发奓乱、脖子斜梗、五官也一反常态，与我平常的照片判若两人；第三，可能是任何领导都不愿自己单位出个反革命，加上我工作很好以及团员的政治面目，可能也为我说了好话了。
七、我被查出是“反革命”，隔离审查
“四五事件”过了两个月，因车间的保护和现场照片与我“不符”，我仍逍遥“法”外，其间我不知公安来查过我而未果即归。就在“四五”过了十多天时，谈判代表之一的纺织工人王××还来厂子找过我。那天我利用“存休”请假，我俩去了颐和园。王是有政治狂热的人，能说善辩。在佛香阁他除了大骂当局，还鼓动我不应该沉默，不应束手就擒（他认为当局早晚会查到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采取行动。他又讲他们厂子的人保守、发动不起来。我当时未置可否，但绝对不愿再因非我爱好而铤而走险。当天下午他非要来我的厂子，又在我们钳工四组宣讲革命道理。当时姓方的青工（我们一起从塘沽坐两元的统舱去大连玩过）问我：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你怎么跟他来往。而组长赵师傅拿起扫帚就把地扫得尘土飞扬，驱散了看热闹的工人。王××没讲下去。赵师傅对我说你今天不是请假了吗，赶紧走吧。王与我悻悻而走，王认为我们厂的工人也没什么觉悟。第二天魏师傅和赵师傅都对我说：你带那个人来太危险；你是不是存心想当革命英雄；你就怕公安局抓不着你是不是？
1976年6月上旬的某日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那个矮矮的保卫科长说找我有事。我随他去办公楼的党委书记办公室。路上我心说多半是那个事了，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呀。
办公室中有一白衣警察（当年警服下蓝上白），有侯厂长、孟书记、保卫科长和一个陌生干部（后知他是我公司上级二轻局专门为我成立的专案组组长）。当时的情形我大概记得。
先是孟书记问：知道找你干吗吧，站起来说。我说：知道，是因为清明节的事，去广场。我站了起来，凳子被人撤走。孟是河北籍，部队转业到特种工艺公司当团委书记，又调我厂当党支部书记，近一米七的个，肤色深。他又问：到广场干什么去了？我说：悼念周总理（路上我就想好了我在广场上的一切举止都是出于对总理的悼念心情，周总理呀，就委屈您了）。
那个白衣公安无声地走到我身后，忽然踹了我两脚但并不很重只示威胁。他说：你还不老实，可以马上把你铐走你信不信。他拿出手铐晃了晃，又说：你以为我们查不到你，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你给我老实交代，不老实马上铐走。
那个专案组长是个较文静的中年人，他开始说话了：赵世坚，你一定要坦白你的罪行，你的事我们都调查清楚了，证据也有，你彻底说清才有出路。我说：那些天，我常去广场，悼念周总理，国家也没说不让去。我做出光明磊落也有一点冤的样子。至于怎么坦白，我在“四五”之后的抓人风潮中就想好了：实话实说，反正我也没干打砸抢的事，也没领喊反动口号，唱《国际歌》不犯法，至于我朗诵《告工农子弟兵》、上小楼与当局谈判，也出于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我最放心的就是我不会出卖谁，因为广场“闹事者”的地址我都不知道或者就说不知道；唯一不好圆场的就是我半道去工友家换了件衣服，说出是去张××家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总觉得小事“抬人”（出卖）也不道德。
有人记录，好几双眼睛都在盯着我。那公安说：现在说就在这儿说，现在不说就带走你。
我说：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因为我去广场是为悼念周总理，好几天的事，我说哪天的啊。对方说：先说4月5号的事。我于是慢慢叙述那天早晨如何坐车到的广场、看见纪念碑在戒严、上面一个花圈都没有。
对方着急，说：拣重要的说，否则换了地方你就该后悔了。我的表情肯定特老实，半畏罪半无辜的样子。我说出我爬上纪念碑帮着放置花圈、下来后领呼口号、又挽手走向国旗的具体情况，但我没提中间离开广场去张××家换衣服的事，对方也没问，我觉得侥幸，万一问我先后的衣服为何不一致我也早编好了说辞。
公安、专案组长、孟书记也插问不少。比如：谁指使你爬的纪念碑？冲击纪念碑戒严线是什么样的人领的头？呼的口号有无事先写好的条子？谁出的主意走向国旗？有人在纪念碑上打人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照实答的：没人指使，我身高力大，一般人还爬不上纪念碑；没人领头�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