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阳-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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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的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我们最后获得亚军。名次不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懂得要赢应该赢的比赛。关键是，我们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霍顿在集训时，就已经找到了中国队的软肋，一是缺乏战术素养和战术纪律，二是缺乏自信心。所以在训练中，霍顿非常注重这两点。　　　　
　　　　霍顿很注重阵型，和后来的米卢不太一样，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那时候，霍顿特别喜欢442阵型，而且经常说442专克352，这也是有所指的，因为韩国、日本和西亚的一些球队都比较喜欢打352。霍顿的442和我们国内常用的442不太一样，位置感特别重要，所以在训练的时候，霍顿在细节上就特别注意，经常喊停，由于他讲得很细，我们听得明白，所以倒也没有比赛有被打断的感觉。坦率地说，那时候我们足球的理论素养很差，听了霍顿的讲解，常常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对霍顿的训练方式觉得很新鲜，和别的队员一样，觉得霍顿这个人很有修养，严厉但又不失随和。霍顿的训练很开放，在休息时，也不把我们关在房间里，而是让我们自由地沐浴阳光，自由地与记者交谈，自由地与朋友聚会。而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我后来才感觉到，实际上，霍顿无论在训练上还是在日常管理上，都在想方设法为我们重建自信心。我在这里可以举黎兵为例，黎兵在1997年的亚洲十强赛上，屡屡被委以重任，却总是不堪重负，给人以“英雄迟暮”的感觉，但是在东亚四强赛上却大放异彩，仿佛找到了4年前红透半边天的感觉。不仅黎兵，姚夏也是如此，在中场左右逢源，组织进攻和个人突破，都令对手生畏。他们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是霍顿的训练和管理让他们找回了自信心。　　　　
　　　　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使霍顿的地位有所上升，但是那一年的最大目标还是亚运会。霍顿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像大多数外教一样，有时还有点自负。在出征前，霍顿信心十足，说有信心带领这支球队在亚运会上打出好成绩，甚至取得金牌。11月27日，我们飞赴曼谷。　　　　
　　　　当时我们都把亚运会称为“中考”，之前的东亚四强赛是“小考”，而1999年的奥运会足球预选赛才是真正的“大考”。所以，无论是球迷，还是媒体，对亚运会的成绩也并不是太在意，只是练兵而已。而我们派出的国家队也是以老带新的“混合队”。但是霍顿并不是这么想的，霍顿是一个把成绩看得很重的人，一方面他很要强，而另一方面，也是想借亚运会重建中国队的自信心，所以每一场的比赛，他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也的确非常努力，霍顿的训练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他的效果，一路狂飚，挺进四强。而在四强赛上，惜败伊朗。但是和1997年十强赛两败伊朗不一样的是，这次，就连伊朗球员都说，中国队的战术选择、局部配合、队型保持、攻防转换较之十强赛有了很大进步。霍顿一方面称赞伊朗队是最好的队伍，说他这次最大的不幸就是两遇伊朗队；但是另一方面，霍顿又心有不甘，说我们是以“混合队”和他们正宗的国家队较量，赛后还放言，如果日后国家队全到，一定会摆平伊朗。　　　　
　　　　霍顿的这份胆气，的确令我们心生崇敬，也使我们渐渐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心。但是现在看来，霍顿对成绩的过于注重，也使他在日后为奥运会足球预选赛选择热身对手时，过多地选择弱队，从而失去了和强队交手的机会，无论是在经验还是在实战心理上，都留下了一定的遗憾。就大赛经验这一点而论，霍顿的确不如米卢。


第六章　霍顿时代第33节　奥运奥运

　　　　1997年，中国队折戟亚洲十强赛，从而失去了进军法兰西的机会，给中国人心中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伤痛。因此，2000年的奥运会足球赛就成了国人下一个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霍顿成了国家队和国奥队的双重主教练。对于霍顿的选择，后来有许多议论，议论之一，就是霍顿这样的选择是否明智。据说，当时霍顿和中国足协的合同中，并没有兼任国奥队主教练的明确条款，他的主要目标是率领国家队从2001年的亚洲十强赛出线，进军2002年的世界杯决赛圈。因此有人后来说，如果当初霍顿不接手国奥队，就不会过早地出局。这一说法是否确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到觉得，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霍顿倒是一个很书生气的人，而且很自信，对自己的将来似乎考虑得并不多。　　　　
　　　　这样，在1999年的年初，霍顿就开始正式组建新一届的国奥队。一批年轻的优秀球员开始进入霍顿的视野。　　　　
　　　　我记得当时的国奥队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球员，前锋是张玉宁、李金羽和王鹏，中场是李铁、黄勇、张效瑞、隋东亮和肇俊哲，后防是郑智、李玮峰、陶伟、舒畅，还有我，等等。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霍顿还是很有眼光的，这些球员日后都成了甲A赛场上的中坚人物，有一些还成了下一届国家队的主力队员。霍顿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力排众议，坚决去做。像小肇和郑智，当时还都没有走红，尤其是郑智，还在乙级队踢球，但是霍顿却坚决让他们披上国奥队的战袍。事实证明霍顿是队的，这两个人日后都成了中国最优秀的球员。我最近还听说，郑智后来在深圳队大放异彩，是2002年的中国足球先生，而小肇在2002年中国队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联队的比赛中，也深得加队主教练和欧洲星探的青睐。我也相信，他们必是日后中国队的主要人物。霍顿对李铁非常器重，曾说，国奥队谁都可以走，就是不能缺少李铁。这一方面，可能是霍顿战术体系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也说明霍顿一眼就看出了李铁的潜力。应该说，霍顿对这些新人的培养和使用，为日后的中国足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经过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和亚运会足球赛，霍顿的442战术思想已经成熟，而且也得到了队员的认可。霍顿非常强调国家队和国奥队打法的统一性，这也是霍顿对中国足球的长期考虑。因此，在国奥队，就很自然地延续了国家队的战术风格，以442阵型为主。　　　　
　　　　霍顿的442阵型这时候也完全成熟，中场设双后腰，两个中卫平行站位，以协防为主，而对左右边卫的要求特别高，进可攻，退可守，高速插上，及时回防。而中场球员也应根据场上形势，轮番插上，设立多个攻击点。从霍顿的这一战术思想来看，他非常注重整体，阵型的移动遵循一定的规律。我那时候刚从英国归来，已经有了一点现代足球的概念，所以对霍顿的足球理念比较能接受。对于当时的中国足球，最缺乏的就是整体观念，在场上往往会各自为战，结果常常被对方一冲就散。后来有许多球员对霍顿念念不忘，也是因为霍顿最早为他们灌输了这些现代足球理念。但是，霍顿的这一战术思想，对球员的个人能力要求特别高。我到现在还认为，后来我们饮恨奥运会的九强赛，并不是这一战术思想的问题，而是我们当时的个人能力还跟不上。尽管米卢强调他并不特别在意具体的阵型安排，但是他实际上还是以442阵型为主，一方面这一阵型确实有它的合理之处，另外也是因为霍顿的战术思想对这些中国球员影响很深。　　　　
　　　　1997年中国队折戟十强赛后，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把中国队定位在亚洲二流球队。为了尽快让国奥队重建自信心，并且不受国家队失利的阴影影响，霍顿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国奥队是当时亚洲最强的球队，而且还认为我们的实力应该在当时韩国国奥队之上。霍顿的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我们在奥运会预选赛中，和朝鲜、越南和缅甸分在一组，应该说以当时国奥队的实力出线毫无问题，只是这一小组的朝鲜比较神秘，所以教练组还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5月23日，我们飞赴越南河内，首轮就对战东道主越南队，结果4：0大胜。这一战由于舒畅受伤，我和李玮峰搭档出任中卫。霍顿对我的要求是，在后面多策应、保护，与前卫线呼应起来。尽管对手不强，不过我们赛前还是作好了对方密集防守的准备。果然，那一战的上半时，对方禁区内常常集中了8、9名队员，给我们的进攻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一段时间内，队员的情绪稍稍有些急躁。但下半时经过调整后，尤其是王鹏进了的一个球后，我们的实力便在进球数上体现了出来。　　　　
　　　　而在比赛之前，我看了一会儿朝鲜队和缅甸队的比赛，感觉朝鲜队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神秘，表现和实力都一般，战术思想和战术阵型都有些落后，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应该能够拿下他们，而结果也的确是如此。不过和朝鲜队的比赛很吃力，倒不是说朝鲜队突然发力，而是他们踢得相当粗野，当值的裁判也过于宽松，好在最后还是赢了。　　　　
　　　　那时候的球迷似乎对进球数特别在意，当然，不仅是那时，2001年的世界杯外围赛也是如此，尤其是对弱队的比赛，好像一定要在进球数上来体现我们的实力，如此才过瘾。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米卢确实比较有经验，他好像根本不在乎什么进球数，只要能赢就行。如果说米卢是一个足球上的机会主义者，那么霍顿更多地像一个理想主义者，每一场球，都在追求完美。6月15日，小组赛第二循环第二轮比赛，朝鲜队意外地以被越南队1：1逼平，实际上中国队已经以小组头名出线。但是中国队仍然斗志不减，6：0大胜缅甸队。小组赛的完胜，使我们获得了一片喝彩之声。但是隐患已经存在，小组赛赛上，我们过早地暴露了实力，而且状态也出得太早，这一切，都在九强赛上得到了验证。


第六章　霍顿时代第34节　九强赛

　　　　没过多久，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九强赛的分组名单就出来了，我们和韩国、巴林分在一组，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分组结果。　　　　
　　　　在中国近年来的足球运动中，韩国队是一个敏感的无法绕开的话题。几乎每一次中韩对抗，中国队总是难以战胜韩国，而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韩国队大都扮演了“拦路虎”的角色，在徐根宝时代，就有“黑色三分钟”的惨痛记忆，而以后的若干次比赛，中国队又大都铩羽而归。久而久之，就有了“恐韩症”一说。　　　　
　　　　韩国足球近年来发展迅猛，其中有多种因素，尤其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韩国队更是取得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所谓实至名归，即是。但是，当时中国队与之相比，固然有一定差距，但这一差距并不是很大，然而中国队却屡屡败北，舆论就将原因归之于中国队队员的心理因素，这就是所谓“恐韩症”一说的由来。可是，中国队队员却从未承认自己有“恐韩”心理，我问过一些老队员，甚至还问过一些足球前辈，他们都不承认有“恐韩”一说。可是中国队又逢韩不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想，这里面可能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按理说，足球比赛，无论和哪一个队，只要实力相近，输赢都很正常。因此，输给韩国队，本来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国际大赛，只要能拿到足够的分数，输给韩国和输给其它的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问题可能在于，我们过于看重和韩国队的比赛，而且还往往把它看作检验我们实力或者进步与否的标准。这样的比赛，当然会使球员背负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场上容易产生急躁情绪。所谓“欲速则不达”，大概就是讲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一听到和韩国队分在一组，一方面斗志高昂，急欲一雪前耻；而另一方面，能否战胜韩国队，心里还是没有多少底。说实话，我在赛前，还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凭当时中国国奥队的实力，出线应该不成问题。确实，那一届的国奥队实力还是相当强的，有的在巴西留过学，像张效瑞、李铁等人，有的在俄罗斯接受过训练，像王鹏等，也有的正在欧洲踢球，比如李金羽等。而且这一届的国奥队的队员都经受过甲A赛场的洗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九强赛开战之前，我随万达队到武汉参加比赛，比赛中，只要我一拿球，就会召来武汉球迷的大声漫骂。尽管武汉的方言，北方人听不太懂，但猜也猜得出，那绝对不是什么好话。按理说，武汉球迷对我一直对我很关爱，这次一反常态，使我非常纳闷，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所在。当时科萨还在执教武汉队，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对中国国奥队能否出线表示怀疑。我到了武汉以后，有媒体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除了坚信国奥队能够出线以外，还对科萨的言论表示了不满，而我的这番言论很快就在武汉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被刊登了出来。尽管我言语很平和，说的话也合情合理，但在无意中还是触动了武汉球迷心中的偶像——科萨诺维奇。科萨到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也算是我和科萨之间曾经有过的一个小小的“过节”吧。　　　　
　　　　在九强赛正式开战之前，我们的热身赛并不多，好像就是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威特打了两场比赛。科威特的主教练赛后还大大地捧了中国队一把，认为中国队出线没商量。当时，也有人提出是否多联系一些欧洲强队热身，好像霍顿并不是十分热心，他的观点大意是：欧洲正在联赛期间，最多派出些二、三线的球队来和中国国奥队周旋，这样的热身赛意义不会很大，等等。　　　　
　　　　九强赛开战，我们首轮遭遇的就是韩国队，而且还是客场，结果0：1失利。次战巴林，我们2：1小胜，重新燃起进军悉尼的希望。接下来我们主场迎战韩国，这时候因为韩国队已经两战两胜，我们又重复了以往的怪圈，只有华山一条道，打平即输，彻底失去进军悉尼的资格。这一场我因为有伤在身，只能在场边观战，结果我还是看到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1：1。那一场比赛是在上海的八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