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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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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常常会在路边看大爷大伯们下棋，那时候看见他们为了一个棋子都要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是有点弄不懂。后来，我才慢慢悟出一个道理，人类之所以要发明出体育运动，可能就是要以一种文明的形式来满足人的胜利要求。当然，我在以后的职业化生涯中，尤其是在英超联赛中，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胜利要求，不是逞一时之气，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更完美的技战术结合。
时间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我也渐渐地开始长大成人，但是这时候，我发觉自己的学习有点跟不上了。尽管我们体校对文化学习抓得还是很紧，但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在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足球上面时，势必要影响到我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数、理、化和外语。我后来到英国，在英语上化了很多时间，就是和我小时候外语底子差有关。什么事情都有得有失，我母亲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她仍然要我坚持练字和记日记，妈妈说：练字能养性，记日记可以天天反省自己，什么时候做人都是第一位的。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很多年，一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觉得做一个运动员真是很不容易，他要付出许多，要牺牲许多，而有时候，这种付出和牺牲并不一定能帮助他成功，我应该是比较幸运的。
1992年，我被调进大连物产集团青年队，是由当时的大连体委和物产集团合办的，后来我又被调进大连万达青年队。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听说国家要组建一支青年队，远赴巴西留学。
第二章 巴西第6节 “健力宝”
在拉丁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巴西，这个国家盛产咖啡，当然，还有足球，我们把这个国家的足球叫作“桑巴”。对于我们来说，巴西已经成了一个足球的“圣地”。有谁不知道巴西，不知道巴西的足球呢？“黑贝利，白济科……”，小时候，他们是我的偶像，我们甚至把它编成了童谣，随口传唱。在我们眼里，巴西足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巅峰，那时候，我做梦都不敢想像，有一天，我能够到巴西，到贝利的故乡，去学习足球。可是，在1992年，这一梦想却差一点儿变成了现实……。
1992年的秋天，天已经凉了，早锻炼的时候，出门必须加一件外套。那一天晚上，爸爸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是国家准备组建一支青年队，远赴巴西留学，还说是由南方的一家什么公司出资赞助。我一听，心里就热了，嚷嚷着对爸爸说：“爸，我也想去”。姐姐在一边逗我：“哟，你想去就能去呀，全中国12亿人民呢，轮得上嘛你”。爸爸对我一直充满信心，正色说道：“只要是公平竞争，我相信我们继海能行”。
这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一会儿想，这个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一会儿又想，我们大连会选谁呢？挨个儿数去，一会儿乐了，想我八成能选上，一会儿又泄了气，姐说得对啊，全国那么多人呢，轮得上我吗？一会儿想，甭管怎么说，我也得去报名，一会儿又直犯嘀咕，要是选不上怎么弄，不被人笑话死了？可是，我真的是想去，我知道这辈子要想有出息，就非得走出去不可。就这样，翻来覆去，那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
没过几天，我们体校就正式传达了这个消息，说是中国足协决定正式组建一支青年队，远赴巴西留学，为期五年，目标是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和2002年的世界杯；还说这支队伍由广州的健力宝集团出资赞助，并冠名为“健力宝”青年队。而凡是符合规定的适龄球员，都可以报名参加全国性的公开选拔赛，等等。这个消息一传达，队里顿时就象炸开了锅，有说这的，也有说那的，有信心十足的，也有摇头叹气的，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想，人生能有几回博，这次说什么也得拼了。
后来，我才知道，1992年，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尤其是所谓的“黑色三分钟”，几成一个经典暗示。但是，国人痴心不改，年复一年，坚持为中国足球摇旗呐喊。有了电视机后，凡有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我每赛必看，说实话，心里和球迷一样，难受极了。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也能进国家队，那就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改变中国足球命运的责任。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是少年人的不知天高地厚，但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想的。1988年，北京，国家队又兵败“5·19”，引起球迷愤怒，惊动高层，痛定思痛，从那以后，中国足球的改革就被搬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定下了六字方针：“请进来，走出去”。“请进来”，是要聘请洋教练，“走出去”是让球员出国留学。在这六字方针的指导下，先是聘请施拉普纳执教国家队，准备冲击1994年的世界杯；后是组建青年队，远赴巴西留学，准备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和2002年的世界杯。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我到现在仍然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尽管在它的运作过程中，有失败，也有教训，但是它的确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先声，而且它的意义不可估量。
名报上后，我们就等着国家的公开选拔。当时，听说全国报名的人有上千名，而最后能够成行的据说只有22人，可想而知，竞争是如何激烈。不过，这时候，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我只是想好好地表现自己，把平时练的东西尽量发挥出来。说实话，我当时还是挺自信的，觉得到时候只要发挥不失常，凭自己的实力，应该是有希望的。
当时全国设立了好几个赛区，我们大连也是其中一个。公开选拔的那一天，大连来了许多外地的小球员，训练场上一下子热闹起来。认识的就相互打招呼，说些别后的闲话，争着恭维对方，说你这次肯定能上我是恐怕不行了心里紧张得要命不信你摸摸这里怦怦乱跳，对方一脸不信的样子，说拉倒吧你你这次要是不上还有谁能上？其实骨子里都透着自信，觉得自己十成里有着八成的把握。
我记得那次选拔赛非常严格，一上来就是体能测试，百米跑、折返跑等等，然后是分队对抗，看台上坐满了评委，那场面，说实话，是叫人挺紧张的。有许多人平时基础还是挺不错的，但不知怎么搞的，一到场上，发挥就失常。我大概平时比赛打得多，再加上生性放松，体能测试很轻松地就过了关。对抗赛我还是打的后卫，轻车熟路，觉得和以往参加过的几次全国大赛表现没有什么两样。
选拔赛就这样结束了，慢慢的，也淡忘了许多。大概是在九月下旬的哪一天，家里突然接到体校的电话，说我被选上了。当时大连好像被选上了两了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王锋。不过，张斌老师在电话里说，这一次只是初选，选中的人还要到北京集训，最后才能确定具体的出国人选。即使这样，我们家也是非常高兴。一些熟悉的叔叔伯伯闻讯赶来，纷纷向爸爸表示祝贺，还说凭我的实力到巴西绝对没问题。我听了心里也是挺高兴。
那一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梦，梦见我到了巴西，贝利亲自做我们的教练，还送给我一个有他亲笔签名的足球……。醒来，天已经亮了。
那一次集训是在北京大兴县，一共是66个人，其中有许多人我在打全国少儿比赛时已经认识，象天津的张效瑞、沈阳的李铁、李金羽，火车头的李玮峰，等等。集训的时候，我们还进行了骨龄测试，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骨龄，后来有人说，这是跟外国人学的，国外医学认为，骨龄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年龄，任你怎么造假，骨龄一测，就什么都明白了。后来我才知道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主要还是为了划出一条录取线。
在大兴县集训了一段时间后，又淘汰了一多半人，只留下了26个人，被刷选下来的人中，我记得好像有李玮峰等人。李伟峰是第二批去的巴西，所以，命运总是很会捉弄人，一个人要成大器，大概一定要经受许多波折、许多磨难。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我记得这一年的冬天，我们这26人又移师广西梧州，进行冬训，这时候，消息已经很明确了，在我们26个人中，最后还要淘汰4个人，也就是说，最后组成的“健力宝”青年队，只有22个人。当时，我大概是最自信的一个，我在训练中非常投入，练得极为刻苦。而我表现出来的竞技状态，也很受教练的好评，朱广沪指导就特别欣赏我，常在背后说“健力宝”队的后防线不能没有孙继海。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暗示，一个美好的未来就要开始。
第二章 巴西第7节 落榜
可是，最后的22人名单中并没有我，我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人一下子就懵了，什
么感觉都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半晌，才缓过劲来，那一刻，我真是觉得世界末日都快到了。
人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或者说在他的期望值还很低的时候，生活实际上还是很安宁的，因为在这个时候，目标随时都能实现。在我报名到巴西之前，对未来并没有想得很多，尽管我一直都很自信，但是由于目标并不是非常明确，所以想得不是很多，每天训练、比赛，比赛、训练，生活也很平静。那时候，我在物产青年队，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进市队，在当时，根据我的实力，这个希望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可是进了市队又怎么样，那时候还根本来不及考虑。有了“健力宝”这件事，一切都改变了。我开始看到我的未来，一个灿烂的光明的未来。当时我已经隐约感觉到，我的球技有停滞不前的现象，而那时的国内环境，能给我的上升空间并不是很大，只有巴西，这个传奇般的足球王国，才会使我的技艺突飞猛进。我更知道这支少年队的性质，五年以后，这支队伍就是国奥队，要冲击的是2000年的奥运会，而到了2001年，这支队伍就要承担国家队的使命，为2002年的世界杯而战。每每想到这样的前景，我都会热血沸腾，对于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百年难遇的机会呵。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好机遇，现在，却与我擦肩而过，况且，这个机遇我几乎已经伸手可及了。
我实在是有点想不通，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使我落选。是实力吗？我敢说，我的实力决不在任何人之下。是训练不刻苦吗？我打小在训练上就特别自觉，我爸从小就教育我本事是练出来的，尤其是在北京和梧州的集训，我练到什么程度，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况且，教练和队友都看在眼里。我那时年龄小，凡是还爱钻个牛角尖，那一整天，都在想这件事，想得脑袋都大了，还是想不通。
晚上，我爸从外面回来了，铁青着个脸，一进屋，就对着妈妈嚷嚷说，“骨龄，说咱们家继海骨龄超了一个月，这叫什么事吗”。我在边上听着，人一下子就蔫了。我觉得自己的眼眶开始湿了，强忍着泪，对妈妈说：“妈，我困了，想早点睡”，说着，我就走进了里屋，一头钻进了被子，这时候，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我一边哭着，一边听见爸爸还在屋里发着脾气，“这事不能叫完，啥叫骨龄，超了一个月，就把人给涮了？这不把孩子的前途给毁了，不能这样就完，我说啥也得找个说理的地方”。我爸平时是个脾气特别好的人，凡是都很谦让，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爸爸和人红过脸，那一次，我爸也真是急了。
打第二天起，我家的电话就没断过，到了晚上，陆陆续续地来了许多叔叔、伯伯，有问情况的，有打抱不平的，更多的是为我出主意的，他们都劝我爸上书中国足协，把情况反映一下，看还有没有办法，“继海是个好苗子，不能让孩子毁了，这也是为了国家呀”，他们都这样劝我爸。
1993年3月，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大连足球俱乐部的主任王克民老师兴冲冲地赶到我家，一进门就乐呵呵地笑，“好消息啊，继海，好消息，天大的喜讯”，我爸我妈忙迎了上去，一边就问到：“什么好消息，老王”，王老师这时却卖起了关子，坐在沙发上，只是冲我一个劲地乐。我这时心里那个急呀，可又不好意思问，我们家从来就有个规矩，大人说话，小孩边上就不能插嘴，所以我也只能在那里干着急。王克民老师见逗得差不多了，才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看看，我是怎么说的，咱们继海的实力明摆着放在那里，这不，中国足协来通知了，让你带着继海上北京去复查骨龄”，这时，我爸早把那张纸抢在手上，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也跟着高兴了起来。那么多天笼罩在我家的阴云这时也一扫而空。后来，我才听说朱广沪指导在看到22人大名单后，说：“‘健力宝’的后防线不能没有孙继海”，又听说当时中国足协的一些领导也过问了这件事。当然，这些都是传说，听过也就算了，不过，心里毕竟有了一些安慰。
三月，北方还是挺冷，所谓“春寒料峭”，说得就是这个季节。我和爸爸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我们找了一家很便宜的小旅馆，住下后，顾不上梳洗，就匆匆地赶往中国足协，那时候，足协还很简陋，和体委的其它部门挤在一个大院里。足协机关的一个同志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就让我们在办公室里稍坐一下。等了一会儿，进来了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那个同志介绍说：“这就是中国足协的副主席许放同志”，我们一听，心里又是激动，又是感动，还有点惴惴不安。大概许放老师看出了我的局促神情，就向我打趣说：“怎么样，哭鼻子了吧，我早就认识你了，几次都是苗苗杯的冠军嘛”，我在一边，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起来。这时，许放老师又正色对我爸说：“老孙，你们的事我知道了，足协领导也都很关心，这次到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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