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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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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关心，这次到巴西，我们决不会拉下任何一棵好苗子，这关系到中国足球的未来啊”。说着，许放老师就立起身来，“不扯闲话了，走，现在就去复查”。不管这件事后来怎样，但是许放老师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人在困难之中，有时候，他需要的，就是几句话，甚至一个安慰的眼神。
许放老师把我带到了体委科研所，又拍了一次骨龄片。然后就让我们先回大连等消息。
但是这件事的结果似乎是不了了之，回到大连，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等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倒是不久，报上正式公布了“健力宝”青年队的22人大名单，名单中还还是没有我。
那是我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日子，我想了很多，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是到了中学以后，由于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训练上，成绩明显地就拉了下来，我是个很要强的人，什么事都想做得最好，如果踢球踢不出名堂，那么，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这时候，社会上已经很重视文化了。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我还能踢球吗？还能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球员吗？我的世界杯梦想难道就此破灭？
那一阵子，我发疯似的训练，每天都上大量，就想在极度的身体疲劳中，让烦恼得以解脱。队友们好像都能理解我的心情，他们很少宽慰我，他们知道这种宽慰对我已经毫无作用，那时候，我们都是17、8岁的青年人了，有什么安慰的话，就象成年的男人那样，拍拍肩膀，什么都不用说。有时候，我会一个人走到海边，迎着粗砺的海风，默默望着大海，海浪汹涌，不停地击打着海堤，前赴后继，永不言退。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誓言，我不甘，也不想就此沉沦。
9月，我爸带着我在比赛中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和一些有关资料，一个人跑到北京，他说他还是要试一试，最起码，也要讨个“说法”。我能理解我爸的心情，打小，我爸就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后来我踢了足球，我爸就亲自抓我的体能训练，这不仅是在我的身上寄托了他年轻时的光荣梦想，还因为他一直认定我的身体条件天生就应该从事体育运动，如果我就此一蹶不振，那他会终身不安。那一次，大概我爸在北京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人，回来以后，闷闷不乐，整日里茶饭不香，辗转反侧。后来，他又写了两封长信，一封给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封给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把情况详详细细地说明了一下。
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渐渐从阴影中走出，我天生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性子特别倔。巴西未能成行，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我想，就算我技不如人，但我可以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我不信在中国就练不出来。说实话，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我对自己总是充满信心。在短暂的迷茫之后，我又重拾信心，尤其在这个时候，许多老师都在鼓励我，想尽办法恢复我的自信心，一直看着我长大的体校副校长刘善庭就对我说：“是金子埋在哪里都会发光，好好练，一定能练出来”。很多人都用朱广沪指导的那句话——“‘健力宝’后防线不能没有孙继海”——来鼓励我。后来，我从未在朱指导面前提起过这件事，但实际上，正是朱指导的这句话，给了我一种莫大的自信，使我知道了我的价值和奋斗的方向所在。
所以，有一天我对爸爸说：“爸，你不用再难过，我在国内一样可以好好练，等以后再和去巴西留学的人比高低”。我爸听了我的话，眼眶有点湿了，他摸摸我的头，对妈妈说：“继海长大了”。妈妈在边上很认真地说：“继海，这是生活赐给你的一笔财富，你以后会明白，它比去巴西还要珍贵”。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理解了妈妈这番话的意思。
我之所以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描述当年的情景，并不是多年以后我还在计较这件事，不是的，我不是一个小器的人。所有的人都在规则中游戏，既然“骨龄”成为一种规则，那么我就应该遵守这个规则，就是超过一天，我也应该出局。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来告诉我的读者，尤其是我的青少年球迷，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是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关键是不要被命运击垮，要牢牢把握住自己，而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命运的每一次打击之后，都可能隐藏着另一个机会，关键仍然是要依靠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自信，不要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第二章 巴西第8节 77年组（1）
1993年11月，听说“健力宝”青年队就要正式起程了，整个国家都在关注着这支队伍，在这支球队身上，寄托了人们对足球的全部的热情和希望。然而，在凛冽的寒风中，留给我的，却是一丝遗憾，一丝惆怅，还有一丝迷惘。尽管我已经从痛苦中摆脱出来，但是，说实话，未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在当时，我心里并没有底。
在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想，我大概还是那种比较幸运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1977最后会成为我的幸运数字。在中国足协全力组建“健力宝”青年队探索“走出去”的足球模式的同时，另二支77年、78年组的中国青年队也开始成立，而这一切，都是为了6年以后的奥运会，在当时这些都属于“奥运战略”的一部分。所谓的“奥运战略”，众说纷纭，所持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态度和理解，我不是理论家或者足球运动的领导者，于此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见解，我感到幸运的只是，我生于1977年，6年以后，正好是当打之年，而所谓的“奥运战略”，所针对所选拔的实际上也就是77、78年龄层次的人，无论是“健力宝”中国青年队，还是尔后另外组建的中国青年队，入选的也基本上都是1977、1978年出生的人，所以，我说我没有想到，1977最后会成为我的幸运数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实际上是这一战略的最大的受益者。
还在1993年7月，我曾经随队到斯里兰卡参加第23届亚洲中学生足球比赛，那次比赛我一共打了三场，可能在场上我的表现还不俗，引起了一些专家老师的注意，所以这一年年底成立的77年组的中国青年队，我就被盖增臣主教练招至麾下。
说起70年代出生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听说在写小说的人里面，也有一个什么流派，叫“70年代出生的作家”，又好像叫“美女作家”。而在踢足球的人里面，70年代出生的人就更多了，尤其是77、78年出生的人，因为受惠于“奥运战略”，更是在一段时间里显得相当活跃。但是随着“健力宝”模式的失败，对这一年龄段的球员的指责也开始渐渐多了起来，前几年我还在一张什么报纸上看见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别和70年代的人打交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意思大概是说70年代的人耽于安乐，不思进取，缺乏责任感等等。有些分析蛮有意思，有些分析也不一定对，实际上70年代后期出生的球员还是非常刻苦的，出成绩的也不少，除了“健力宝”的那些人，像李铁、李玮峰、李金羽等等，还有张玉宁、肇俊哲、祁宏、吴承瑛等，都是很好的球员。当然，这些都是一些闲话了。
1993年11月，随着“建力宝”的出国，另外二支77年龄组和78年龄组的中国青年队同时宣布成立，77年龄组的中青队里，大连除了我，还有王锋，主教练是盖增臣，而大连的陈东、李国旭则入选了78年龄组的中国青年队。
应该说，中国足协在当时对这三支队伍都还是相当重视的，其总体构思就是为了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同时也为1998年的亚洲杯提供一些好苗子，因此，除了将“健力宝”队送到国外留学，对余下的两支队伍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盖增臣入主77年龄组的中国青年队，沈阳部队队的张义明则担任了78年龄组的中国青年队的主教练，而这两位主教练在当时声名都很显赫。
12月1日，中青队正式组队，并前往梧州集训，同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决赛也在梧州举行，这一赛事一直延续到1994年的1月25日。参加这一赛事的是1993年8月在全国4个赛区预赛中获得出线权的12支球队，因此，我所在的大连青年队也同时前往梧州。这样，在梧州集训时，中国足协就规定凡是入选国家青年队的队员每周一、二、三在国家队训练，每周四、五、六回到本省、市队训练，这样就兼顾了两个方面，互不影响。
梧州我在1992年已经来过一次，时隔一年，也算是故地重游，但是心情却已经大不一样。如果说在一年以前，我多少还有点踌躇满志，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那么现在，我要比以前成熟多了，也冷静多了，我妈说得很对，“健力宝”事件是生活给我的一笔财富，我在这一挫折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惊讶地发现，在球场上，我比以前更加冷静，更加能够控制自己，而且，也比以前更加坚韧，即使场上比分落后，也能以一种冷静的心态控制局势，甚至反败为胜。
一年以前，我完全为一种巨大的压力所笼罩，只想好好表现自己，除了训练，还是训练，根本无心去注意周围的景象，说实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连梧州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而这一次，我居然能够安静地欣赏梧州的风景。南方潮湿的风吹过，我好像闻到了家乡的海的味道。山那边，有人在唱歌，我听着像刘三姐的歌声。有时候，我心里也会飘过一阵忧伤，我知道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但是，我更加珍惜眼前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命运对我的补偿。在16岁的那一年，我变得不再浪漫，不再好高骛远，我开始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前行。
我在训练中比以前更加刻苦，也更加自觉，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从单纯的热爱足球向理解足球慢慢过渡。我想，盖增臣教练在训练青少年上有他自己的一套思路。他常常说，青少年个性强，乐于钻研，敢作敢为，所以，要抓住这个特点，培养他们敢打敢拼的作风，让他们拔尖，争当球星，这样从中选出一些好苗子，往上输送。所以在具体训练中，盖指导就特别注重基本技术，提高个人突破、传接、控带能力和个人的灵敏性、协调性、柔韧性，而我也渐渐觉得这些都是战术配合的基础，如果个人技术上不去，配合将无从谈起，也无法正确贯彻教练意图。而我们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加强对抗训练，提高整体攻防能力。在这样的训练中，我开始感受到足球的魅力，这种快乐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还是一种智力的快乐。我回来后在翻阅当时的剪报时才知道，盖指导那时候对我很欣赏，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不止一次提到我的名字，而且认为我前程远大。这可能就是一年以后，盖指导入主大连万达队后不久就把我调入队中的原因。
第二章 巴西第9节 77年组（2）
南方的风渐渐吹散了我心中的阴霾，我有时想，生活真是充满了神秘，梧州曾经终结了我的巴西梦，但是一年以后，梧州又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起点，一个延续我世界杯之梦的机会，我感谢命运。
梧州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紧张的，除了训练和比赛，我们还进行了体能测试，但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轻松，这一年，我所在的大连青年队获得了全国青年联赛的第五名。
从梧州回来后，我的心态已经彻底恢复，我又和以前那样，爱说爱笑爱闹，只是训练比以前更加刻苦，我看到有一个机会放在我的面前，我比以前更加珍惜这个机会。家里人看见我这样，都为我感到高兴。
1994年8月，中国青年队再次组建，还是盖增臣担任主教练，另一名教练是火车头体协的傅玉培，领队是孟宪武，不过，这次还增加了一个中国足协的代表，就是杨秀武老师。因为这次组建的中国青年队将要到俄罗斯进行为期80天的训练，目的是为了参加1996年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这次前往俄罗斯受训的一共有23人，大连除了我，还有吴俊、王峰、林阳。另外好像还有北京的陶伟、田野，辽宁的陈洋、吕刚，八一的任猛、徐楠，天津的迟荣亮，火车头的李玮峰，北京军区的顾闯、徐亮，湖北的郑斌，等等。
我们报到的那一天，队里当场就每人发了两套崭新的队服，还有一套挺洋气的西服。我那时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当时就迫不及待地往身上套，穿上后，左瞧瞧，右瞅瞅，心里美滋滋的，大家伙儿在边上一起嚷，“帅呆了”。私下里我们都说：“还是国家队牛气啊，瞅瞅这衣服什么料子，要馋死地方队的人了”。那一天我的心情好极了。
回到家里，我把队里发的东西拿给大家看，我哥在一边瞧着眼馋，拿起西服就穿了起来，还在屋里走起台步，我们都乐了，我就在一边逗他：“喜欢不”，我哥很认真地说：“喜欢”。我就说：“先借我穿两天，等从俄罗斯回来，这西服就归你了”。我哥一听乐了，说：“当真”？我说：“当然”。这套衣服我在俄罗斯没穿几回，也就是下了飞机装个样子，后来回家，我马上就把这套西服送给了我哥哥，把他乐得好几天都合不拢嘴。
八月的天气，俄罗斯已经有点秋凉了，那时候，俄罗斯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有一种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走在街上，人都显得非常沉静。树叶有一点点发红，建筑都有些年代了，我听到历史遥远的回声。这种俄式建筑在大连很多，因此，在俄罗斯的日子里，我并没有特别陌生的感觉。
8月23日，我们到达俄罗斯，下塌在圣彼得堡的一所足球学校，还聘请了一位俄罗斯的专职教练。圣彼得堡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当年，彼得大帝在这里开始了他在俄罗斯的改革，使这个国家一跃而成欧洲强国，后来这个城市改名为“列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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