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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2-政治杀手陈立夫-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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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帮蒋介石制造清党事件（4）（图）
陈立夫将此办法告知吴倚沧，并对他说：“这是最好的办法，而且我们已在安庆试用过，狠狠打击了共党。” 吴倚沧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他根据陈立夫的意见，用电报将此办法告诉广东的曾养甫、浙江的肖铮、上海的杨虎、江西的程天放、安徽的方治、江苏的叶勇峰等人，要求他们在各地立即组织“工人总会”、“学生总会”、“农人总会”组织，利用这些组织与共产党组织的“总工会”、“学生联合会”、“农民协会”进行对抗，在对抗中发现谁是共产党员，然后进行捕杀。 用打斗之法发现、甄别谁是共产党员，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却错捕了许多人，不是共产党或反对打斗的许多国民党党员在打斗中被他们错抓错杀。 陈立夫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得意地说，他想的这个奇招告知各地后，果然很起作用，各地的公开冲突接二连三地在浙江、江西、安徽发生，发现了不少共产党。 陈立夫还说，各地清党出现的各种问题，大多由他和陈果夫负责处理，蒋介石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可见，陈立夫与他的哥哥陈果夫是四一二政变的主角之一。他献的清党反共之计，使许许多多的爱国者和共产党员惨遭杀害。 4月6日，蒋介石为了麻痹、欺骗共产党及其工人武装，借上海总工会纠察队进行授旗典礼之时，特地派人给工人纠察队赠送了“共同奋斗”锦旗，以示对工人武装的“敬意”。他还对总工会的代表赵子敬说：“纠察队应该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缴纠察队的枪械，我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 赵子敬以为，蒋介石说的是真话，放松了对他的警惕，以致蒋介石组织的流氓、地痞及军队向工人武装发动突然袭击时，工人武装张皇失措，束手就擒。 蒋一切准备就绪后，开始下手了。 4月9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陈果夫、蔡元培等15人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工人武装起义而建立的上海市政府。 4月9日，蒋介石颁布了《战时戒严条例》，禁止市民集会、罢工、游行等，并指示白崇禧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任命白为戒严司令。 当天傍晚，蒋介石率领两个师的兵力突然进入南京，将进出南京的铁路切断，使到江北作战的北伐军不能回到南京，并将共产党员林伯渠统领的卫戍南京的3个团的枪械予以收缴。 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向各地的部队发出密令，要求“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当时，上海总工会掌控着一批工人武装队伍，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就成为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人打击的首要目标。他们认为，捕杀了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就群龙无首，其工人武装也树倒猢狲散。 为了捕杀汪寿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与杨虎、陈群等人又故技重演，与上海大流氓、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密谋，决定以宴请为名，将汪寿华骗到杜月笙家下手。 11日晚，汪寿华一走进杜家，埋藏在杜家的凶手叶焯山、顾嘉棠、芮庆荣等凶手就将汪打倒在地，再反捆其手，并捂住其口。杜月笙怕汪死在他家里不吉利，又叫叶焯山等人将汪寿华弄到外面去。叶焯山、顾嘉棠等人又将汪寿华拖到门外的汽车上，几个凶手再卡他的喉咙，汪寿华当即昏死过去。叶焯山等人以为汪寿华已死，立即用麻袋装着拖往沪西郊区掩埋。哪知，汽车到达掩埋地时，汪寿华又苏醒过来，并大声呼喊，凶手们毫不理会，将他推入早已挖好的土坑中活埋。与此同时，汪寿华的随行人员及司机也被谋害。 这样，叱咤上海的一代英杰被蒋介石、陈立夫、杜月笙残杀。 汪寿华被杀害60多年后，当年参与此事的陈立夫却颠倒黑白，说汪寿华参加了青帮，并极力否认他们杀害了汪寿华。他在回忆录中还说：“4月11日的夜间，黄金荣、张啸林和杨虎，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到华国南路的杜月笙寓邸，原来共产党已经和上海的帮会联系好了，而汪寿华已经加入了青帮，而且以张镜湖为他的头子。汪得知全上海人士都一致反对共产党，大家又劝他赶紧离开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并解散纠察队，但汪不听，后来在一场格斗中受了致命伤。” 汪寿华被他们活埋，却被陈立夫说成在一场格斗中受了致命伤。陈写此回忆录时，已有90多岁，人到老了，对当年自己做的缺德之事，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涂炭被害人，这样满纸谎言的回忆录，出版有何意义？对陈立夫名声有何益处？ 汪寿华一死，他们便对工人纠察队及其他共产党员下手。11日夜，杜月笙又纠集一两百流氓，在其公馆里开会、喝酒。这帮人是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叫杜月笙组织的流氓组织“共进会”的大小头目。杜月笙以宴请的名义将这些流氓头子请来，主要是动员、布置他们12日凌晨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 这两百流氓头子在杜公馆酒足饭饱之后，已是12日凌晨两点半。他们按杜月笙的吩咐，分头到法租界各预定集合点。 杜月笙此次动员、组织的流氓武装人员总计达15000人。由军警人员将他们分编成队，每队18至20人，然后再给他们分发枪支和写着“工”字的袖章，意即工人武装。 一切准备好后，按预定计划，杜月笙指挥流氓武装分南北两路，夹击工人纠察队。其中，北面的一路为重点，有3支流氓武装队伍，一支袭击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一支攻打闸北总工会的湖州会馆，另一支袭击商务印刷厂的工人纠察队。南路则主要攻击工人纠察队人数较多的华商电车公司。 蒋介石和陈氏兄弟此次仍用安庆、九江的手法，利用流氓、地痞和外国巡捕打头阵，然后以“叛乱”、“械斗”为由，收缴工人武装的枪支弹药，捕杀工人武装骨干和共产党员。 4月12日，天还未亮，被蒋收买的“中华共进会”的大批流氓、地痞和青帮分子，戴着“工”字袖标，荷枪实弹，向沪西、南市、闸北、吴淞、浦东的工人纠察队发起攻击，工人纠察队被迫进行反抗，与流氓、地痞和青帮分子进行搏斗。双方正在打斗时，跟随在假工人身后的蒋军第26军以制止工人“内讧”为借口，迅即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弹药。这样，上海总工会的3000余工人武装很快被缴械、解散，被打死打伤的工人纠察队队员达数百人。 蒋介石集团勾结的外国巡捕此时也一齐出动，并越过租界，在沪西、闸北、南市、虹口、吴淞等处疯狂抓人，将1000余名工人群众捆绑起来，然后送给龙华蒋军司令部处置。 事后为掩人耳目，欺骗舆论，白崇禧在上海发表了一个通电，说上海工人纠察队12日凌晨发生械斗，军方为避免事态扩大，不得不予以制止，收缴了枪械。 白崇禧还贴出布告，禁止工人罢工、集会、游行。 整个上海，腥风血雨，血流成河。 从4月12日至15日的4天时间，上海地区的进步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杀300多人，被捕500余人，另有5000余人下落不明。被杀的300多人中，有的被当街枪毙，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捆绑装进麻袋秘密丢入黄浦江。 随后，广东、广西、湖北等省市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反共活动，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残杀。 那时，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大都是才华横溢或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华儿女，是社会的精英，如陈延年、赵世炎、向警予、汪寿华、萧楚女、李汉俊、熊雄等人。他们走上革命之路，旨在改革社会，振兴中华，并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蒋介石、陈立夫之流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将这些最杰出的人才当敌人，并利用手中的刀枪，将社会精英、爱国者们一一残杀，他们的法西斯暴行，是对国家、社会最大的破坏。 在四一二政变中，陈立夫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应该说，他对革命者和爱国者欠下了血债，可是，他对自己当年追随蒋介石进行的清党反共工作，似乎还感到很得意、自豪，并在其回忆录中作了较多的叙述。 陈立夫恐怕没有想到，他们利用清党，对与他们合作北伐的盟友共产党反目，并举起屠刀大肆捕杀，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却为他们种下了失败的因子。因为，共产党从国民党“右”派发动的这场政变中，看透了蒋介石之流的真面目，并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被迫拿起武器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像台湾著名政论家孟绝子所说：“清党的结果也产生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共产党开始建立军队，武装自己，这个副产品演变发展，到了1949年冬，把原来享受清党胜利成果的国民党完全打败，使之完全退出大陆。” 更使蒋介石、陈立夫之流没有料到的是，他们逃到孤岛之后，永远也回不了大陆，而且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蒋介石的棺材，至今还在慈湖“暂厝”。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组建派系打击异己（1）（图）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因蒋介石、汪精卫的残杀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国民党内也因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出现了大分裂，并出现了蒋派、汪派、桂系派、西山会议派，而且各派相互攻击谩骂，都不退让，因此，政坛笑话迭出，丑闻不断。 以上各派中，最受攻击的是蒋介石，因他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所作所为背叛了孙中山生前制定的方针政策，不得人心。蒋介石见自己名声已臭，威信扫地，决定以退为进，被迫于1927年8月12日宣布下野。 8月13日，蒋介石带着少数随从跑到上海，14日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宣布辞职。当天，他回到浙江奉化老家。8月24日，蒋介石发表了《谢客启事》，公开表示他已下野，希望党政官员不要去探望。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假话，如果真正谢客，根本不用发表启事。 9月10日，蒋介石又借接见《密勒氏评论报》记者之机，放出烟幕，说他将用5年时间游历海外，进行考察，学习吸取外国的先进知识经验。蒋介石想用这些言论向世人、特别是国民党内的那些反对派表明，他再无意仕途。 蒋介石在溪口期间，表面不问政事，实际上就像一只躲在林草中捕食的虎，一刻也未休息。他通过一些旧部、手下暗中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以期再登政坛，重掌大权。 蒋介石不在台上，国民党政客们对他的左右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另眼相看。陈氏兄弟不得志，感到没有靠山和主子的滋味颇不好受，这正应验了“朝中无人莫做官”的古谚。他们决定离开南京，暂避上海，寻机再起。 兄弟两人在上海呆了一段，深感要想在政坛有前途，必须依靠蒋介石，并与蒋紧紧地抱在一起，将蒋介石重扶上台。 于是，陈氏兄弟一面与各地的拥蒋势力紧密串联，一面不停地与在奉化的主子蒋介石联系，并以最快的速度将上海、南京的政情通报给蒋介石。 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理部长吴倚沧病死，南京当局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决定将旧客陈果夫召回组织部任代理部长职务。陈果夫向来看重组织部长一职，加之又在上海闲了多时，南京当局要他接任代理部长一职，他自然十分乐意。 1927年9月15日，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分别在南京举行了会议，宁汉两方的会议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举行，西山会议派的会在紫金山孙中山陵地召开。三派经过反复争论，并都作了让步，才好不容易推出一个41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这个名单中的成员有宁、汉、沪三方的代表人物，如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邹鲁、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戴季陶、谢持、蔡元培、丁惟汾、叶楚伧等。 9月16日，新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正式开会。经过两天的讨论，通过了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宣言》，宣言除对共产党进行诬蔑、诽谤外，还特别说明这次推出委员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改组国民政府，并于3个月内准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前特立的三个党部，均不再行使职权，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的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中央特别委员会受任以后，遵行总理遗训，服从全党公意，一方面继续“清党”，不使全党中有一不忠实的党员厕身其间；一方面继续北伐，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的统一，以图“三民主义”的实现，拯救全国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会议还选举汪精卫、谢持、蔡元培为常委，叶楚伧为秘书长，汪精卫为组织部长，戴季陶为宣传部长，夏焕章为工人部长，何香凝为妇女部长，甘乃光为农民部长，褚民谊为商务部长，傅汝霖为青年部长，邓泽如为海外部长。 此次会议还改组了宁汉政府，推举谭延等43人为统一的国民政府委员，谭延为国民政府主席，各部部长是：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孙科，交通部长王伯群，司法部长王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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