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7-我在白宫当记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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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让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一边问我：“我还没吃完饭，我边吃，咱们边聊，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我说。她用叉子将一点西红柿送入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如此高龄的她，思路仍然十分清晰，对往事记忆如初。和这么一位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的老人聊天，我心中感觉十分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平淡淡。她当了一辈子记者，经历过无数轰轰烈烈的事件，而现在我感觉她与外面的世界，与那些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是如此遥远，青松翠柏伫立于窗外，更衬托出这房间的宁静和老人的安详。在采访过程中，有几次我们正聊着天，她却一个句子刚刚说完，就静静地低头睡去，我不忍心叫醒她，自己便像个傻子一样默默地看着，在沉寂的房间里等待她醒来，这时我想，或许哪一天她会这样永远地睡去。　　　　
　　　　我对她的了解太少太少，问完几个问题，我要求她提供一些关于她个人的情况介绍。她决定从三轮车上下来，坐到沙发上去，让我帮她查阅资料。三轮车是充电的，轮子极小，前后轮中间有个平台，可以放双腿。小车有两个把手，把手中间有个按钮，可以选择倒退、前进和停止，简直是个地道的儿童玩具车。她揿动电钮，向后倒，三轮车轻轻退了几厘米。然后她向左扭动把手，又按动按钮，小车向前又移动了几厘米。就这样，她用了10分钟的时间，向前向后挪动了好几次，总算把小车停在了仅有几步之遥的墙边。她让我把电源插上，然后又让我将一个四轮扶手车推过来。我搀着她，她吃力地从小三轮车上弓腰站起来，扶着四轮扶手车又艰难地像婴儿学步一样挪了几厘米，终于喘吁着在沙发上落座。她让我把书桌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信封、一些印刷品和剪报递给她，然后用皮肤松弛、布满老年斑、像老树根一样的双手，颤巍巍地分拣资料。　　　　
　　　　此时，我真有些后悔提出那个看起来并不过分，然而对于她却残酷得近乎夺命的要求。　　　　
　　　　她终于没有找到介绍她的材料。她将从报纸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的剪报、朋友来信、美国一些政府机构寄来的资料等一一看一遍，然后让我帮她分别装进不同的文件夹，同时她还在回答我的一些提问。直到下午5点，我才想起来该告辞了。这时她抬起头，握着我的手，眼神里充满感激地说：“非常感谢你帮我整理这些材料，非常高兴你今天来这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一定告诉我。”　　　　
　　　　离开时正是黄昏，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巴塞洛缪公寓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从罗斯福到克林顿

　　　　回来后，我仔细在因特网上寻找关于萨拉的资料，发现并不多。她没有报道过战争，没有报道过骚乱，没有经历过任何危险，没有出版过惊世骇俗的长篇巨著，没有问津过这样那样的新闻奖项，直到前年，她才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总统先生，总统先生》，记述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然而今天她是白宫最令人尊敬的记者。她坚忍不拔的毅力，她对新闻事业的挚爱，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感染了同行和白宫的主人们，总统与她合影，媒体将她作为炒作的对象，华盛顿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甚至以她的名字命名。萨拉成为华府政治圈内的明星。　　　　
　　　　萨拉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一个普通的英格兰移民家庭。父亲悉尼·麦克伦敦是个农场主，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笃信民主党。悉尼结婚时曾经与妻子达成协议，两人婚后要共同为那些下层和受压迫的人们服务，多做社区服务工作。父母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了萨拉的一生。萨拉说，她对新闻感兴趣完全是受父母的影响。从她记事时起，就经常听到父母俩在饭桌旁讨论政治；萨拉长大后也经常参与争论。她回忆说，经常是十几个人，包括一些亲朋好友，围坐在饭桌旁指点江山，争论不休。　　　　
　　　　父母都希望萨拉长大后成为律师，少女时代的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她读过不少关于间谍的书，因此那时她的愿望是当一名间谍，为国效力。但是萨拉的老师一天对她说：“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记者，到密苏里新闻学院去学新闻吧。”萨拉答应了，多年以后她还十分感谢那位老师。萨拉说：“记者是天下最好的职业，它是人民与政府间的信息桥梁，我特别喜欢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事业。”　　　　
　　　　1931年，萨拉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后，开始在家乡泰勒市的《泰勒信使时报》当记者，一干就是10年，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萨拉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首都华盛顿“妇女兵团”总部，负责公关事务，协助招募女兵，安置伤残军人等。　　　　
　　　　1943年，萨拉结婚了，但就在萨拉怀孕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只好退伍，孩子出生后就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为了工作，萨拉从此也没有再嫁，将她的一生献给了她挚爱的新闻事业。　　　　
　　　　1944年6月，《费城每日新闻》聘用她为驻华盛顿记者，她拿到了第一个白宫记者证，从此开始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萨拉一边工作，一边要照顾孩子，料理家务。1946年，为了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照顾好孩子，萨拉辞去了《费城每日新闻》的工作，成立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为全美各地，尤其是家乡得克萨斯的报纸提供白宫和国会的特稿。至今，虽然有时也有个别新闻专业的学生到她这里实习，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的正式职员仍然只有她自己。　　　　
　　　　在白宫开始当记者后，萨拉首先遇到的是轮椅上的总统罗斯福。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是记者必备的一个重要素质。萨拉回忆说，罗斯福知识渊博，智慧超人，也许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他特殊的领袖风范，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而且对记者毫不留情面，回答问题特别尖刻。那时她刚到白宫，对一些国际、国内大事又半懂不懂，生怕露怯，因此不敢问问题。她第一次提问题是在杜鲁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萨拉说，杜鲁门使记者的日子好过多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房间十分拥挤，记者们经常在彼此的脊背上做笔记，杜鲁门发现后就和大家一起到一个空间大的地方去，“他很直率，容易接近，也了解我们记者。我特别佩服他诚实的性格和勇气。”　　　　
　　　　萨拉告诉我，肯尼迪具有一股特殊的魅力，是她报道过的所有总统中最叫人喜欢的一个。“我和他关系也不错，他很熟悉我。我喜欢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他的领导才能。”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萨拉与约翰逊的关系就不那么顺利了，萨拉至今仍然对约翰逊的火爆脾气耿耿于怀。约翰逊任众议员的时候，萨拉已经进入白宫做记者，但同时也经常跑国会，那时他们就已经有了争执。当时萨拉写了一篇关于石油的稿子，约翰逊看到后对她大发雷霆，在国会的走廊上，约翰逊愤怒得像头狮子一样，握着拳头对着萨拉的脸说：“你必须收回那篇报道。纯属捏造。”萨拉也不客气：“我决不收回。这篇报道事实无误。”萨拉这次被气哭了，她含着眼泪离开了办公室。后来，约翰逊又进入参议院，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萨拉与约翰逊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两人更是经常发生摩擦。约翰逊甚至还告到过萨拉的老板那里。　　　　
　　　　萨拉的风格独一无二，是比较有个性的记者，她底气十足，嗓门很高，经常与别的记者争着问问题，给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因此经常招人烦。第41任总统布什曾经批评萨拉嗓门太高，而且语言也够尖刻的，布什说：“吱吱叫的轮子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总是能够得到润滑油，声音高的人不一定总是被认可，因为这对别的人不公平。”一本杂志曾经将她描述为“白宫记者中最粗鲁的人”，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布里特·休莫骂她是“老傻帽”。萨拉说：“过去他们都骂我想出风头，说我声音太高，精力太旺盛。可是，我是在干我的工作，如果我不这样争强好胜，我就完不成任务。”萨拉对别人的挖苦和讽刺从来没有在意过，她干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我就是我，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也改变不了。”她说。　　　　
　　　　随着岁月的流逝，萨拉的敬业精神不仅得到了白宫内各界人士的理解，而且上至总统，下至一般职员也开始尊重她、敬佩她。1990年9月，她80岁生日时，当时的总统老布什夫妇亲自写信向她表示祝贺，前总统福特夫妇也写信给她，称赞她对新闻事业的不懈追求，前总统尼克松夫妇也给她写来亲笔信。萨拉将这些信件装进镜框，挂在家里的墙上。墙上还挂着她与克林顿一家的合影。萨拉指着另一张她与克林顿的合影对我说：“我最喜欢这一张。瞧，总统多像我的儿子。”照片上，克林顿弯腰微笑着和坐在轮椅上的萨拉握手。　　　　
　　　　那位曾经说她是“老傻帽”的记者休莫，后来经常主动要求为她推轮椅，他已经成为萨拉的好友。　　　　
　　　　萨拉对新闻媒介和美国政治怨言颇多，对前白宫发言人麦柯里特别不满。但她认为克林顿与记者的关系比较和善，与记者处得还算不错。　　　　
　　　　她说：“美国目前的悲哀是，美国人民只能知道几件事。他们不知道社会福利，他们不知道我们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销售武器，他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这主要从新闻媒体的活动就可以看出。记者们整天泡在一起，围绕一个主题转圈子，你去白宫参加记者招待会，有55个问题，但除了一两个问题外，其他都是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翻来覆去地问，问来问去还是同一个问题。当然，我觉得不应单单责怪记者，政府也有责任。”　　　　
　　　　萨拉说，政府每周都花数十亿美元用于公众事务和公共信息，但他们不告诉公众任何事情。这些钱都用在了吹捧他们的老板，使老板看起来伟大、了不起。他们不告诉公众他们是如何花这些钱的，因为说出来，公众会反对的。　　　　
　　　　克林顿政府在教育公众、告诉公众信息方面就十分弱。记者要直接与联邦政府官员说话，困难重重。你打电话到白宫，接电话的往往是个实习生。克林顿有他自己的实习生体系，他认为这将能够帮助许多大学生成长，这是对的，但在这些实习生坐在电话前工作之前，政府却没有教他们任何事情。你打电话要求找哪个部门，这些实习生总是说：“可是现在他们不能接你的电话。我们只能记下你的要求，然后告诉他们。”　　　　
　　　　“白宫的许多新闻活动都采取特别记者组的形式，事实上总统的许多礼仪性活动根本用不着这种形式，这样做等于限制了许多记者，使他们根本进不去。白宫以前那个发言人麦柯里是经过国务院训练过的，国务院是人民与政府的缓冲区，它从来不愿意透露许多秘密。麦柯里的口齿也不太清楚，他好像没张开嘴巴话就出来了。记者招待会完了，他还在麦克风前停留一会儿，开始一个“低语记者招待会”——第二个记者招待会。这是他从国务院带来的作风。被认为重要的通讯社的记者、电视台记者，都围住他，其他记者则挤不进去，听不见一个字。如果他说什么话，应该让大家都听清。现在的发言人洛克哈特比麦柯里好多了，他口齿清楚，而且比较直接、坦率，不回避问题。”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萨拉请我吃晚饭

　　　　采访萨拉后的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给她，问她在忙些什么。她说这些日子是新闻淡季，实在没事可做，闷得难受。她告诉我：“我给海伦·汤玛斯打电话，她也没什么可写的，她说她喜欢华盛顿平静下来，我说我可不喜欢。”大名鼎鼎的海伦·汤玛斯是合众国际社驻白宫记者。　　　　
　　　　这就是萨拉，不甘寂寞的“工作狂”。她时时刻刻想着工作，新闻对她的诱惑胜过一切。衰老使她行动不便，但她并没有停止采集新闻和写稿。她靠朋友帮忙经常出席白宫的一些活动。她订阅了许多报刊，每天起床后就是阅读，将有用的文章剪下来，然后打电话给白宫各部门，寻找新闻线索。从开始记者生涯那一天起，她就喜欢夜间写稿，成了“夜猫子”，通常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她直到现在还一直保持这种工作习惯，所以她白天容易犯困。她向我解释，这是她在记者招待会上容易打盹的主要原因。　　　　
　　　　采访时我曾问她有无业余爱好。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再工作。”萨拉一口气说了几个“工作”。她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有想过换个职业，她甚至放弃了一次次重组家庭的机会。新闻不是赚钱的职业，萨拉到现在仍然不算富裕。常年的伏案工作使她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她生活起居都要依靠别人的帮忙，更不用说工作。她雇不起零工，更雇不起长工。因此，去年她从华盛顿市中心一个公寓楼里搬到了目前的这个带有慈善性质的公寓楼。　　　　
　　　　然而，新闻这项特殊的事业使她的晚年生活与别的老人相比，显得无比充实，使孤寂的人生残年显得绚丽灿烂，萨拉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又一个星期天，我打电话给萨拉，告诉她我收集了不少关于她的材料，她在电话里马上兴奋起来，表示随时欢迎我的光临。当天，吃过午饭我就来到了巴塞洛缪公寓。　　　　
　　　　这次去萨拉家里我已经是她的一位老朋友了，萨拉的门大敞着，她正坐在床上，等待我的到来。我把从因特网上调阅到的一些材料送给她，她将材料摊在床上，贪婪地阅读着，不时还啧啧称赞：“这文章写得真棒。”一会儿又高兴地对我说，“这些材料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太感谢你了。”这时公寓的服务员送来了一大堆邮件，我接过来，放在椅子上。萨拉连头都没有抬，仍然在阅读我给她提供的资料。　　　　
　　　　“我是电脑盲，我为此感到羞愧，看来有机会我得学学因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