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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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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外，试举隋、唐禅宗，宋、明理学为例。相传达摩东来，只是面壁。一日，一僧慧可去看达摩，问如何得心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言下有悟，遂开此下数百年之禅宗。西来佛教之天下，一转而成为中国禅宗之天下。其实达摩之教，亦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慧可反身一问己心，因而大彻大悟。此一番现前真实教训，正与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有合。在佛门中禅宗大行，决非无故而然。此下禅宗祖师们，都只是一言半句，教人摸不到边际，而终于使人悟得大道。纵说禅道仍是旨在出世，与儒、墨、道诸家之道有不同，但其具有同一教育精神与教育方法，则无大相异。
宋、明理学家，虽是力斥禅学，但双方之教育精神与教育方法，亦显见有极相似处。程明道、伊川兄弟，幼年从游于周濂溪，濂溪教以“寻孔、颜乐处”，只此五字，便下开伊洛理学门户。明道尝言：“自闻濂溪语，当夜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此亦似一种禅机。人生真理，本是俯拾即是，反身便见。由此体入，自可有无限转进。
一〇
本于上述，若我们用此一眼光来看中国全部思想史，可见其上下古今，自有一大条贯。此一条贯，即是教育。教育与宗教不同。宗教固亦在教人作人，但宗教先重起信，教育则重开悟。信在外面，悟在己心。教人作人，亦分内外两面。知识技能在外，心情德性在内。做人条件，内部的心情德性，更重要过外面的知识技能。孔子以六艺设教，但所重更在教仁、教恕，教乐、教不愠。风月在外面，吟弄则须在自己心情上。外面尽有好风月，己心不能吟弄，即不归入人生境界。《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家、国、天下，皆是实际人生，但皆在外面。格、致、诚、正在内面，更实际。修、齐、治、平，须种种知识技能，但无内面一番心情，则外面种种知识技能皆将运用不得其所。小学教洒扫应对，是外面事。但亦要从外面事情透悟到内面心情上。小学是由外以入内，大学则由内以及外。内圣外王，本末精粗，一以贯之。中国人教育思想之后面，乃有一套人生大真理存在，此处不拟深入细讲。
但不妨略一粗说。教育重在教人，但尤重在教其人之能自得师。最高的教育理想，不专在教其人之所不知不能，更要乃在教其人之本所知本所能。外面别人所教，乃是我自己内部心情德性上所本有本能。如是则教者固可贵，而受教者亦同等可贵。教者与受教者，自始即在人生同一水平上，同一境界中。此是中国教育思想上最主要纲领。此种所谓教，则只是一种指点，又称点化。孟子曰：“如时雨化之”。一经时雨之降，那泥土中本所自有之肥料养分，便自化了。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归谓人曰：“某在春风中坐了一月”。花草万木，本各有生，经春风吹拂，生意便蓬勃。此番生意，则只在花草万木之本身。在春风中坐，只是说在己心中不断有生机生意。中国人称教育，常曰“春风化雨”，所要讲究者，亦即春风化雨中之此身。
故《中庸》乃特地提出一“育”字，曰“万物育焉”，又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又提出一“化”字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切人事皆须有外面之教，而人生之内在则必须有育。故《易》曰：“果行育德”。天地功能则曰“化育”。化则由外向内，育则由内向外。育即是一种内在生命之各自成长。只在外面加以一启发，加以一方便。故又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育人类内在生命之成长，乃用百年长时期作一单位来计算，不如树木之短期十年可冀。中国教育大理想在此，文化大精神亦在此。
一一
由此连带引申，可以说中国教育特所注重，乃一种全人教育。所谓全人教育，乃指其人之内在全部生命言。贯彻此内在全部生命而为之中心作主宰者，乃其人之心情德性。因此中国教育，比较上常忽视了一种偏才教育。人各有才，因才成学，各有其用，但不免各有其偏，不能相通。其相通处，乃在其人本身之外，而不限在其人本身之内。自外面人事言，虽亦相通。自内部人生言，则一切知识才艺，固是各不相通。故孔门四科，德行为首，言语、政事、文学皆其次。因人生相通惟在其德行上。言语、政事、文学皆属人事方面，则各自分别，不易相通。故孔子虽以六艺教，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教人终以道德为重，才艺为轻，显然可见。其告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长文学，终是落在一偏，故孔子勉其自务于广大。樊迟请学稼，又欲学为圃，孔子称之曰小人。因其亦是志于一偏。凡属知识技艺，则终必偏至。惟人之所以为人，为其全生命之主宰与中心，属于心情德性方面者，则贵于得大全，贵于能相通，尤为人类所以贵有教育之最大宗本所在。孔子此一教育宗旨，后世莫能违。成为中国教育史一上一大趋向。
孔子又说：“有教无类”。古今中外所有教育，皆可各别分类。孔子以前有贵族教育，魏、晋、南北朝、隋、唐有门第教育与寺院教育，此皆有类可分。有类斯有囿，先自加一圈子，把范围缩小了，不能遍及全人群，又不能遍及人之全生命。又如各种专门性的知识技能，在汉、唐时代，亦有律法、天算、礼乐、医药、书画，各种专门教育，古者谓之畴人畴官。畴即是类。各以专业，或父子相传，或师弟子相授，成为世袭，此谓畴人之学，皆各以其学备世用，然与各人内在生命成长之教育有不同。中国人乃向不以之与全人教育相等视。专门教育惟以教事，全人教育乃以教人。所谓畴人，乃是人各因其所学而分畴分类，则不惟道术将为天下裂，而人自相别为类，亦已四分而五裂。此决非人类教育最高理想所在，亦可知。
其他如宗教，虽亦是教人，非教事。然信佛，便不能信道。同教中又各分宗派，相互生活各有隔阂。惟堪出世，不堪为人世大公之教。今日世界各宗教，岂不便是把世界人类分裂一好例。近代有国民教育，则是教人以一种狭义的国家民族观，亦将把人类各自分歧。又称公民教育，乃教导其各为一国家之公民而止。在共产主义下，则惟有阶级教育，所教必限于无产阶级。又有职业教育，此乃一种市场教育。乃生活所需，非生命所在。凡此种种，皆是有类之教。其教有类，乃使人各分类。此等教育，虽各应一时一地之需，然终将为全人类横添障壁。
孔子教育理想，则是一种人的教育，全人的教育，可包括上列诸项教育在内，而必超出此诸项教育之上。孔子教育宗旨，乃为全人类，为全人类中每一人之全生命。一部《论语》，无国别，无民族别，无老无幼，无各业专家，无各宗教信徒，皆可阅读研寻，从此能自得师而完成其生命之全体。亦使人类生命获得融凝，相与合成一大生命。中国人奉孔子为至圣先师，此中实有一番大真理。中国文化之可贵乃在此。
今日世界棣通，文化交流，各种教育制度，日新月异，纷歧杂出。中国原所自有之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其将一切弃置，不理不问乎？其将仅为治史者钩沉稽古，作为一套博闻之资乎？其亦可以通其意而求其变，去腐生新，以参加进现代潮流，而重获其发扬光大之机乎？特略述梗概，以供国人之参考。
（一九六八年四月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讲演一九七〇年摘要成篇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三卷四、五两期）
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
一
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里，特设考试一权，其用意在如何选拔贤能，以补选举之不足。西方选举制度，只在选举人方面加以限制。在美国，曾有一博学的大学教授与一汽车夫竞选，而失败了。选举原意，在如何获取理想人才，俾可充分代表民意。单凭群众选举，未必果能尽得贤能。故中山先生主张，被选举人亦该有一限制，遂以考试补选举制度之不足。他说：“一切公职候选人，都该先受国家公开考试，获取其竞选之资格。”此层用意，却正与中国历史传统恰相吻合。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本从选举制度演变而来，其用意本在弥补选举制度之不足。故唐杜佑《通典》，考试制度即归选举项下叙述。今天我们要讲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仍该从选举制度说起。
中国史上很早便有选举制，远从西汉时起，那时的选举，大概可分为三类：（一）定期选举，（二）不定期选举，（三）临时选举。选举用意，即在希望全国各地人才，都能有机会参加政府。中国传统政治理论，重责任，不重主权。在理论上，主要的不是政府主权之谁属，而是政府究该负何种责任。既望政府负责，自该选贤与能，需要全国各地人才参加，才能切实负起理想上政府的重大职责。故汉代选举第一项目是贤良，以近代话说，即是杰出人才。此项选举，并无定期，每逢新天子接位，或遇天变，或逢大庆典，随时由政府下诏，嘱政府各部内外长官，各就所知，列名推荐。被选人不论已仕未仕，膺举后，政府就政治大节目发问，被举贤良，各就所问，直抒己见，是谓贤良对策。政府就其对策，甄拔录用。其次举孝廉，孝子廉吏，重德行，不重才能。政府用人德才并重，然贤良乃政府所需求，孝廉则寓有提倡奖励之意。当时社会风气，重视贤良，竞愿膺选。对孝廉，则颇加鄙薄。武帝时下诏切责，谓郡国长吏，在其治区，乃竟无孝子廉吏，可应国家选举，可证其职责之未尽，遂下令议不举者罪。自后郡国遂按年察举孝廉，成为故事。于是贤良为不定期选，而孝廉则成为一种定期选举。此外复因政府临时需要特殊人才，如出使绝域，通习水利，能治水灾等。大体西汉选举，主要不出此三类。
汉代仕途，大体都从郎署转出。郎署是皇宫中侍卫集团，郡国举人，多半先进郎署，自后再转入仕途。汉代郡国一百余，若按年察举一孝子，一廉吏，即每年有被选人二百以上进入郎署。那时郎署无定员，总数大约不会超出三千人，如是则不到二十年，郎署充斥，即已无余额。政府用人既先从郎署选拔，郎署人多，即不再须外求，于是贤良及奇才异能各项不定期选与临时选，自会逐渐稀疏，只有按年定期选举，即孝廉一项，遂成为汉代入仕惟一之途径。此项演变，则须到东汉时始确立。
汉武帝时，又新定太学制度，设立五经博士，郡国俊才，年在十八岁以上，均得送太学为博士弟子。一年以上，即得考试。甲科为郎，乙科仍回原郡国为吏。吏治有成绩，仍得按年有被举希望，以孝廉名义，再入郎署。故汉代仕途，首先当受国家教育，毕业后，转入地方政府服务，凭其实际成绩之表现，乃始得被选举资格。
惟汉代选举，与今日西方选举制度不同者，在西方为民选，而在汉代则为官选。地方长官固须采酌社会舆论，乡土物望，然选举实权则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此一节为中西选举重要之不同点。然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下，亦自有其立场。政府既在为民众负责，而实际参加政府之人员，又全为国内各地所选拔之人才，则政府与民众早成一体，政府即由社会民众所组成，政民一体，而非政民对立。在理论上言，不能谓一行作吏，其人便不可靠。官选民选，手续不同，其用意在获取贤才，并无异致。中国乃一广大之农村国，直接由民众选举，在当时有种种不便。授其权于各地之长官，由其参酌舆情，推荐贤才。若选举徇私不称职，政府自有纠劾。政府既由民众组成，政府与民众同属一体。如何谓民众决然是，政府决然非；民选则一定可靠，官选则一定不可靠；在野者便可信任，在朝的便不可信任。故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言，汉代之官选，也自有其未可厚非处。
惟汉代郡国选举，到东汉时究已成为惟一入仕之正途，奔竞者多，流弊自不免，于是政府乃不得不逐步加上了限制。最先是限额，每一郡国户口满二十万以上者得察举孝廉一名，四十万以上者二名，百万以上者五名，不满二十万者两年一名。稍后又有限年之制，非到规定年龄者，不得膺选。又后复加以一度之考试，以检核被选举人之相当学养。如是，则孝廉二字，遂完全成为当时一种获得参政资格之名号，与原来奖励孝子廉吏之意义，不复相应。
以上是汉代选举制度之大概，而考试制度亦相随成立，如贤良对策，如太学生考试，如孝廉膺选后之吏部考试皆是。惟此种考试，皆仅为选举制度中一种附带之项目。关于孝廉被选人，应受政府考试一节，乃当时尚书左雄所创定。先后反对者甚众。然左雄终因坚持此项新制，而见称为录得真才，此制遂终于沿袭，不受反对而废弃。
二
汉末之乱，地方与中央，失却联系，交通既不方便，而许多地方，亦并无施政之实际权力，选举制度，遂告崩溃。政府用人，漫无标准。陈群为曹操吏部尚书，遂定“九品中正”制，以为两汉乡举里选制之代替。此制备受后代人责备，然就创立此制之原意言，则亦有苦心，并亦有相当之实效。所谓九品中正制，实际是一种人才之调查与评核。先就中央政府官长中有德望者，分区任命一中正。又在大中正下分设小中正。中正之责，即在就其所知本乡人才，登列簿册，册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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