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新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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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贵于能根据客观记载，再加上一种综合的阐明。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此乃西方史学界中之某一派，根据西方历史而归纳为如此说法的。这种说法，也并未为西方史学界所公认。说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转入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尚可说是较近实情。若把希腊、罗马乃至埃及、巴比伦遥长时期的西方古代社会，统统包括在一奴隶社会之概念下，却不能扼要阐明那时种种的史实。因此这一观点，在西方史学界中便己很少应用了。

　　中国史与西洋史是否走的同一路程，这应该根据双方史实，详加分析研究，先寻出其间的异同，再加以更高的综合，始合所谓科学方法的客观精神。若硬把西方某一派的观点套上中国史，牵强附会，哪能免武断歪曲，笼统演绎种种的毛病。

　　现在就中国史本身来说中国史，来分析中国史上的社会形态，我想先提出两概念。大概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比较凝固，比较有定型可指。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却比较变动，比较难指出其某种的定型性。这两种社会显然不同。所谓较有定型者，乃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而把历史演进比较地凝固而停滞了。有时则旧的特殊势力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尚未形成，那是变动的，无定型的时期。这些时期，可能是黑暗混乱不安定，但亦可能是活泼动进，有一种百花怒放万流竞进的姿态。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因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力消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泼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培植了，护养了。

　　我们不妨说西周及春秋是封建社会，惟此所谓封建社会，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由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在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

　　在这时期，有两种新兴势力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

　　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醇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地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

　　三

　　我们若把握住中国历史从春秋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常由一辈中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即由上层官僚家庭及下层农村优秀子弟中交流更迭而来的平民学者，出来掌握政权，作成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的一事实，我们不妨称战国为游士社会，西汉为郎吏社会。

　　武帝定制，凡进入国立太学的青年，其成绩优异者补郎，为服务宫廷一庞大侍卫集团。成绩较次者，各归地方政府为吏，为隶属于各行政首长下之各项公务人员。在地方为吏经过一段时期，由其私人道德及服务成绩，仍得经其所隶首长之考察选举，而进入中央为郎。政府内外一切官长，大体由郎的阶段中转出。因此战国的游士参政是无制度的，更较活动的。西汉之经由太学生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则是较凝固较有轨辙的。然在政治上虽有一套固定的制度，在社会上则并无一个固定的阶级，因此西汉社会依然是动进无定型的。

　　但不幸到东汉，而终于慢慢产生出一个固定的阶级来。一则当时教育不普及，二则书籍流通不易。在政府法律下，虽无特许某个家庭以政治上世袭的特殊权益，但此家庭只要把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地世袭了。于是有东汉以下的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

　　门第势力，已在东汉中叶逐渐生长，此后又经黄巾之乱，三国鼎立的一段长时期纷扰，中央政府不存在，平民失却法律上之保护，各各依附到世家大族既成势力下求庇荫，经过相互间的私契约，一般平民从国家公民身份转变成门第的私户。那些世家大族，把私户武装起来，成为一自卫团体，一面筑坞，即犹堡垒，凭以自守，一面屯垦自给。依随他们的私户，则成为部曲或家兵。不像样不稳固的新政权，因要获得他们之归附，在事实困难上，只得承认他们相互间的私契约。于是政府与社会中间，隔着一道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只依存于世家。世家挟带私户，来与政府讲条件。直到西晋，昙花一现的中央政府不幸短命，五胡割据，东晋南渡，大批平民跟随大门第渡过长江。留在北方的，亦赖借大门第所主持的集体势力，而避免胡族政权之蹂躏。如是而社会上门第势力，无论南北，都更见壮大。

　　这一情形，却极像西洋史上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倾覆后的一段。而且那时印度佛教东来，宗教势力兴起，寺庙僧侣也掌握到社会上绝大一部分力量，为一辈平民所依附。因此近代研究中国史的，又有人说，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不在西周与春秋，而在魏、晋、南北朝。在此点上，遂引诱他们提起把西汉当作奴隶社会的兴趣了。

　　但我们进一步仔细推寻，则自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第社会，和西洋中古时代的封建社会，依然有它极大的相异处。最要的还在政治上。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史上种下根深抵固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央政府，虽则规模不如秦、汉，但在政治观念上，依然还是沿袭秦、汉政府之传统。当时的大门第，虽则因缘时会，获得许多私权益。但在国家制度上，并未公开予以正式的承认。他们虽是大地主，但并不是封建贵族，因他们并没有政府正式颁赐的采邑。他们虽世代簪缨，但这是凭借一时的人事机缘，像九品中正制之类，却并不是政府特许的爵位世袭。而且在政府方面，还屡屡想把他们的私权益据理调整。当时政府本身，即是一个门第势力所支撑而形成的政府，而时时想裁抑门第，此即证明是秦、汉以来历史传统的潜存势力在发挥其作用。

　　我们还得一述当时农民的地位。春秋战国时的田租，大体是十分而税一。汉代更宽大，折半减收，法定的租额是十五税一。但实际征收又减一半，只是三十税一。而有些豪门的私租额，最高到十税五。因此政府的宽政，有些处达不到民间，而转增了豪门的剥削，这是秦汉沿袭战国，改采自由经济的流弊。王莽针对此弊，要把田亩全收归国有，重新分配，恢复井田制，即是恢复制约经济，恢复均产精神。但他失败了。一到三国、两晋时代，全部农民，几乎都转入豪门，受其荫庇。据历史记载，当时的田租额，提高到百分之六十，最高有到百分之八十的。薄弱的中央政府，很少直辖公民，财费无着。因此政府田租也依照豪门租额征收，虽想与豪门争夺民众，终鲜实效。直到北魏均田制出现，农民地位，始见改善。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所提供。最要的是把租额锐减，还复汉制，如是则农民们与其为豪门私户，宁愿为政府公民。于是户口田亩的实际数字，很快地由农村直接呈报到各处地方政府来，大门第荫庇下的私户，轻轻一转手间，又成为政府之公民。中国政府凭借广土众民之支持，本来不需横征暴敛，政费是不愁不足的。这又是历史上一番大革命，但也没有经过下层民众的暴动流血，强力争取，只由政府自动地在法律制度上改进一番，而和平地完成了。

　　其次要说到农民对国家之服役，这与纳租，成为农民对国家之两大义务。在西汉，推行全民义务兵役制，每一个农民都需要服兵役，但分派时期不久，很易负担。汉末大乱，农民转到私家门第下当部曲，国家公民少了，尽量抽丁，那时则农民全成为军队。粮食不给，再由军队抽空屯田。在法理上，是兵队耕着政府的田，正与私家部曲耕种大门第的田一般。因此田亩收入，尽归国有，农民即屯田兵所得，只是最低限度之生活费。上文所说百分之六十的税收，便由当时屯田制演成。五胡以下，在北方是胡人的部族兵，中国民众则在抽丁制下临时加入军役。在东晋，则因门第势力之阻梗，连抽兵也难顺遂推行，于是逐渐改成募兵制，借此勉保疆土。直到北朝末期的北周，再根据历史传统来创立府兵制。在汉是全农皆兵，在北周则成为全兵皆农。农民不需全服兵役，而服兵役的，政府一一给以一份定额的耕地。在政府不再有军晌之支出，在兵队却各有家庭，各有一份优厚生活的保障。田租与兵役制度改进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情况也改进了。于是整个时代，也因而转运了。所以我说要研究社会状况，不应该忽略了政治制度。因政府控制着社会的。社会常随着政府之法制而转形。北朝因有均田与府兵两项新制度，遂造成了此下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而此两项新制度，则全由当时北方门第中知识分子，从研究古代经史而建立。

　　当时南方学者讲庄老新思想，北方却守旧，仍着重传统经史之学。尤其是一部《周礼》，成为当时国际间共同看重研讨的对象。创造府兵制的苏绰，便是研究《周礼》的专家。此后北周军队打进北齐都城，北齐的《周礼》权威学者熊安生，告诉他家人说，北周皇帝一定会先到他家来拜访，嘱先打扫门庭。结果北周皇帝果然不出所料，随着大军进城，首先下令到熊先生家去。

　　以前王莽早已根据《周礼》来变法，以后北宋的王安石，又复根据《周礼》来变法。《周礼》是战国时代一个不知名的学者，假托周公封建来伪造的一部订有精详的具体制度的“东方之理想国”。虽是一部伪书，但也保存有许多周代封建时期的实际史料，又有许多在封建崩溃之后，一种理想的封建制度之再计划。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这一部书至少该参考。

　　至于说到那时的商业，比两汉，只见更活泼，更繁荣。就南朝论，当时说，广州刺史只经城门一过，便可得三千万。就北朝论，魏孝文迁都洛阳，其新都建筑规模，尚有《洛阳伽蓝记》可证。我们一读此书，便可想像当时北方商业繁华之一斑。若我们一定要把西洋社会来比拟中国的，则试问，全国各地，散布着繁盛的商业都市，散布着自由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社会，是否便即是封建？于是有人又要说，那时的中国，便已是前期资本主义的社会了。总之，说通了这些处，又说不通那些处。说近了这边，又说远了那边。勉强比附，终无是处。

　　下面讲到隋、唐。

　　四

　　隋、唐的府兵制，沿袭了北周成规，而唐代的租庸调制，则由北魏均田制所蜕变。汉代租额三十税一，唐代更轻，只四十税一了。汉代农民服役，每年一月，唐代减到二十天。更重要的，是唐代沿袭北周，接受了古代井田制度为民制产的精神，每一农民都由政府授以耕地，使在轻摇薄赋的传统精神下，人人有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凭借。但唐代对工商业却转采自由政策，一切免税。我们把汉、唐两代的经济制度作一对比，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农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民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最要的是隋、唐公开考试制度，即所谓科举制度之确立。任何一公民，皆可自动请求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入政府的一种最有保障的资格。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门第那一种变相的贵族，便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这又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形态一番极大的革命过程，但仍非由下层民众掀起流血狂潮经斗争而获得，仍是由上层政府在制度之改革上和平达到。

　　唐代在大一统政府下，全国民众，受着举国一致合理而宽大的法律保护。旧的特权势力，在逐步解体。有希望的新兴势力，在逐步培植。那时的社会，也如西汉般，在无定形的动进中，我们断难称它又是一个封建社会。然而历史演进是永远有波折的。唐代到中、晚期，租庸调制、府兵制都破坏了。另一种变相的封建势力又产生，此安史之乱以后所谓的藩镇。这是一种军阀割据，因唐代长期向外开疆拓土，边防将领除带兵外，又逐渐掌握地方行政财务之实权，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而引起安史之乱。政府对叛乱势力不能彻底肃清，姑息妥协，于是遂有藩镇。他们拥兵自强，又互相勾结。政府虽没有准许军权世袭的明文规定，但他们用种种方法强迫政府，期求变相的世袭。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若使我们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