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新论-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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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世界观，又和西方耶稣教只讲未来天国，而不注重现实世界的有不同。中国孔孟诸子，深细说来，他们并非没有宗教信仰。只他们所信仰者，在现实人生界，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而春秋战国时代一般的想望，到秦朝时，己经算到达了。至于当时在四周的一些外族，一时不能接受我们文化熏陶，我们暂时不理会，待他们能和我们处得来的时候，我们再欢迎他们进到我们疆界里面来，和我们一起过生活。因此那时虽还有化外蛮夷，但因中国那时的农业文化，还没有方法推进到沙膜、草原、高山等地带去，因于和他们生活不同，而于是文化不能勉强相同，没有方法来教他们也接受中国人所理想的生活和文化，则暂且求能和平相处便算了。

　　以上所说，只在说明中国在秦以前，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期。在这期间，中国人已经确实实现了他们很崇高的理想。已经有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观念，而且也已相当地有成绩。

　　四

　　到了第二期，秦、汉、隋、唐时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已是现世所谓的民族国家了。换言之，秦时的中国，早已是相当于近代人所谓的现代国家了。秦以后，两汉、隋、唐，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政治和社会的组织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之达成，这便是汉、唐时期的成绩。我们总觉得，中国到现在为止，学术思想方面还超不出先秦，政治社会方面还超不出汉、唐。汉、唐这一段历史，很难简单讲，如今不得已，姑且简说一些。

　　一般人往往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我认为称它是君主则诚然的，称它为专制，那就未免有一点冤枉。中国社会，自秦以下，便没有所谓特权阶级之存在。政府里面的做官人，并不是社会上享有特权的贵族。那么秦汉以下，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官呢？用一句现在时行的话来说，什么人才可以参预政治呢？中国从汉以下，国民参政，均有一种特定的制度，汉制先入学校受教育，毕业后，进入政府历练办事，做事务官，当时称做“吏”。待他练习实际行政有经验，有相当成绩，便得推举到朝廷，再经一度考试，才正式做政务官。至于官阶高低，则由其服官后成绩来升降。魏、晋、南北朝以下，此制有变动，但大体总有一制度。唐以后直到清代，便是有名的科举制。所以中国自汉以后，固然有皇帝，但并没有封建贵族。又并没有由资本家变相而来的财阀贵族。做官人都由民众里面挑选受教育有能力的人来充当，并在全国各地平均分配。东汉时，大概二十万户口中，可以有一人参政。直到清代，各省应科举的人，都规定录取名额，仍是照地域平均分配。单由这一点看，中国传统政治，早不是君主专制。因全国人民参政，都由政府法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即如清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考试时日，两百几十年来也未曾更改过。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实在不能说它是君主专制。

　　在这样一种政治情形下，便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情况。春秋战国时，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分有公、卿、大夫、士、庶人等阶级，而且分得很清楚。秦以后，封建社会早没有了，那时本可有渐渐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求贵路的走不通，大家都朝着求富的路走，这本是极自然的。中国地大物博，也很适宜于经商发财。但一到汉武帝时，定出新法规，规定读书受教育的人才能做官，做了官的人就不能再经商做生意。而且规定有专利的大商业都由政府经管，人民经商，所得税又抽得很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便走上了似乎近代人所谓的统制经济那一条路。这时候，封建制度推翻，私人经济又不能无限发展，而政府又定下考试制度来，规定国民有受教育经选拔得参政做官的权益。这种情形，在当时中国人心下，大家觉得很合理，因此封建社会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没有来，大家在教育文化上着意努力，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因此也不想再要求另一种出世的宗教，来求安慰，换言之，他们就可在现实生活中安身立命了。

　　但这样说来，诸位定会问，汉代制度既然如此好，当时生活又是这样合理，为什么汉代又会衰亡的呢？这问题急切不能详细答，这等于问，你今天身体健康，很强壮，为什么后来又会生病的呢？又好像问你现在已经吃得很饱，为什么等一下还要饿，还要再吃的呢？这些问题，本可以不问，问了便牵涉得太远。但是我们总不免要问，汉、唐时代的政治社会，既然这么合理，为什么如今却弄得这样糟？这问题，我再往下是要说明的。我们都知道，自汉末大乱以后，那时的中国人，便觉得这世界现实没有意义，政治不清明，社会不公道，一般人心都很消极、悲观，便转而信宗教，信有出世，希望来生，那便是当时新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环境生活如此坏，但又不像魏、晋、南北朝那样消极呢？这因现在人觉得有外国人可靠，还像有办法。从前希望在来世，现今希望在国外。因此现在中国人崇拜了洋人，却不易信宗教。如果我们有一时真觉毫无办法，那就只有信宗教求出世了。所以魏、晋、南北朝以下，信佛教的人特别多，直到唐代统一盛运再临，才又恢复过来，再走上现实人生的大道。

　　汉、唐两代的情形，现在不能详说，大概宋代以下中国的社会与政治，都逃不出汉、唐成规。因此我们普通多说，宋代以下的政治和社会，好像没有什么长进了。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汉、唐的学术思想超不出先秦，便说汉、唐没有长进。因为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己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般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在能依着先秦人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中国古人的理想，像先秦百家所提出的，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它们，这不能因此便说中国不长进。我们现在所谓汉、唐不如先秦，大概是指的学术思想方面言，说汉、唐时代依然跑不出先秦学术思想的范畴。但我们要是进一步来说，先秦人的思想虽高，可是只存空言。而秦以后汉、唐诸代，却确在依着它实干，使先秦人的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实现。直到宋以下，政治社会，一切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这便不好不说是汉、唐时代的进步了。在这里，我敢大胆说一句，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依然逃不掉汉、唐规模，如政治的一统性，社会的平等性，便是汉、唐的大规模。

　　五

　　现在我们再说，汉、唐诸代，建下了平等社会和统一政治的大规模，那时候的社会政治，比较先秦是很有进步了。政治清明，社会公道，国家富强，人生康乐。在这种环境下，一般人又将想些什么呢？出世的宗教追求，打不进他们的心坎。这时候，中国人对人生最高理想，便把来放在如何发展各自的个性这一问题上。中国社会自始便懂得顾全大体，最注意大群生活。但顾全大体，侧重大群生活，并不一定要牺牲个人的。而所谓个人幸福，在中国人心中，主要是在各个人个性的发展上。上面说过，中国文化，自始就在一个大范围之下平铺着，待这一个大范围安排妥帖了，便想进一步，在此大范围之内，来要求各个人的个性之如何而可以尽量发展，中国人并不嗜好武力，也不贪求财富。因中国人也懂得，武力与财富，尽是外皮的，并不即是人生的真内容真幸福。因此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再进一步来期求各人内在个性的发展。个性发展的真实表现，一般说来，最主要的是在文学和艺术。其实文学亦即是艺术之一端。那时天下太平了，人的精神便用到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上。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任务了。

　　两汉时代，中国经过了四百年长治久安的时期，那时已渐渐开始讲究到文学和艺术。但后来国运中衰，遇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混乱，局面未能安定，于是把当时人要走的路，临时又中断了。一到唐朝，社会又渐渐安定，于是文学艺术再度发展。所以说，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代开国以后。这是中国文化史演进三大历程，值得我们郑重提出，来加以证明与阐述。

　　唐以前的文学，大体说，可分两大类，一类可说是贵族的，另一类则可说是宗教的。艺术也是一样，那时也只有贵族艺术和宗教艺术之两大类。姑举实例言之，如图画在唐以前，大概多使用在王宫或庙宇。建筑亦然，大建筑也只是王宫或庙宇了。这都只可算是贵族的和宗教的。又如汉代文学，像司马相如《上林赋》《子虚赋》之类，那便是我所谓贵族文学之好例。而像屈原《九歌》之类，则是宗教文学之好例。到唐代开国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才逐渐由贵族的宗教的普遍解放，而转化为日常平民的。我们以整个中国文学史来说，唐兴以来才是平民文学的时代。以整个中国艺术史来说，唐初才有平民艺术之生长。我觉得唐代文学艺术境界，像杜工部的诗，韩昌黎的散文，颜真卿的字，吴道子的画，这都是和先秦、孔、孟诸子的学术思想一样，同是达到了一种超前绝后至高无上的境界。若说秦、汉以下，中国不再出孔、孟、老、庄，便认为是中国历史不进步，则试问如杜、韩、颜、吴，他们的诗文字画，以前何曾有过？这不该说中国历史仍在进步吗？当知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处，并不在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仅不须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后仍可有另一番新的兴起。而以后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价值，仍然是不可能推翻的，那才见中国文化之真实伟大处。

　　现在要问，为什么中国的文学艺术，要到唐以后才普遍发展呢？这因汉、唐时代，政治社会虽都有很显著的成就，但是在那时，还是有变相的贵族之存在，须到宋以后，连变相的贵族也根本没有了。说到大门第，宋代只有韩、吕两大姓，但也不好说他们是贵族。其他著名人物，都是道地的从平民社会出身。宋、明两代，中国社会上，始终不再有贵族，不再有特殊阶级。只有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我们不妨说那时的蒙古人和满洲人，是中国社会里的特殊阶级。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向前演进所希望到达应该到达的。换言之，那是一种外力压迫而强之使然的。

　　若论社会经济，宋以后，却一天天地继续发展。唐朝还用布帛做货币，宋代则己经用钞票。可见唐以前社会经济，还不很活泼，宋以后就更见活泼了。但这里有一更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唐以前，中国社会还不免有贫富悬殊，而宋以后的社会经济，却反而更趋向于平等了。经济更活泼，而财富更平等，这不是一件极可注意研讨的事吗？这里便可见中国文化演进之大趋向及其大意义所在。可惜我们此刻，对此问题，不能细论。姑从浅处说，中国社会本来从事农业的家庭多，但他们对于子弟，总希望能读书，求仕进。无论哪一个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么他自然要操作生产，没话说。但如果有两个儿子，便可想办法，哥哥多做些事，让弟弟空些时间来读书。如果有三个儿子，他们更可设法让小弟弟空出整个时间来读书。因为读书接受了高等教育，便可参加政府考试，希望进入政府做大官，于是扬名声，显父母，光大门楣，这也是中国人喜欢多生儿子的一原因。只要家庭里有受教育的读书人，就有出身做大官的希望。但是做大官人的家庭，往往三四代后，便中落。这因做了大官，获得高俸厚禄，就可以不虑衣食，子弟们都可读书，不必再从事生产劳作，像是很理想。但中国的考试制度，是永远开放，永远允许着尽量竞争意味的。于是那家庭，经历几代后，如果考试不如人，不能进取，也就无路可退，只有重转入贫落的行伍中。所以宋以后的社会，许多达官贵显，不过三四代，家境便中落了。这一现象，永远地存在，直到晚清。如曾国藩家书中，还是常常劝子弟一面读书，一面仍要不忘耕作。因为惟有如此，才是可进可退的良策。于是宋以后的中国人，才始终维持着一种务农为主的经济，常使社会平等，不再有阶级悬殊。而读书人，则愈推愈广，数量也愈增愈多，学术风气也益形发展。试问那样的一个社会，不在武力上财富上无限向前，而只在教育上文学艺术上不断进步，是不是可说为一种比较更合人性更近理想的一个社会呢？

　　此外还有一情形，这就是宋以后，宗教信仰渐次淡薄了，那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宋以后的中国，己真有了平民教育。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教育限于门第，未能普遍到民间。因此当时只有达官贵人的子弟，才受到教育，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读书，往往去到寺院或庙宇里。待他们走进寺院庙宇，自然易于接受宗教信仰。宋以后，教育普及，书院极普遍，读书再不必跑进寺院庙宇，因此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减少了。第二，中国的艺术文学，在其本质上，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这一层说来极微妙，很难说，但仍不妨姑且浅略地说。上面说过，宋以后的文学艺术，都已平民化了，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子，几只小鸟之类，幽雅淡泊。当你去沉默欣赏的时候，你心中自然会感觉到轻松愉快。这时候，一切富贵功名，都像化为乌有，也就没有所谓人生苦痛和不得意。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壶，一边总有几笔画，另一边总有几句诗。甚至你晚上卧床的枕头上，也往往会绣有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