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霓小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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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带上了极其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奇妙的色调和气质，风格和手法。
假如不能理会中国汉字文学艺术传统和华夏文人对这种文化的造诣和修养之
深之高，那就永远也无法真正谈得上理解与欣赏他们的作品。正因此故，就
又发生了“第三方面”的需要注解的“词目”或“词条”。

《红楼梦》具备“三合一”的特色：体裁是小说，本质是悲剧，风格与
手法是抒情诗。它是一位大诗人写的“小说体悲剧性抒情长诗”——还兼着
“史诗”。总之，其间诗的成分非常深厚浓郁。我的意思，是说书里充满了
诗的境界，不是单指那些诗词曲的作品形式和“诗社”等情节场面。中国的
文人、诗人，对文字笔墨，那是考究到了极点，其灵心慧性，种种创造与运
用，达到了令人惊奇叫绝的地步。于是，又需要给这些有关的事物考虑词条
和注释。这是一项难度比上列两项更大得多的工作。但是缺少了这一方面，

①
从根本上研究就会知道，所谓“语体”文学，看似“白话”，其实也是经过了文人“加工”（润色、修
饰、变通运用。。）以后的“成品”。“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学”的某些人士，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一
点而误以为“白话”就是“口语记录”，并且是与“文言”相对立、相排斥的。本文所说的第一大方面的
词条，即“市井”的俗语等等，还是笼统而言，细究也是一个复杂的语言学术问题。


《红楼梦》将不再成其为《红楼梦》，辞典的职责也就“失其泰半”。

可是，我们中国的诗，最讲究“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
言外”，甚至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而辞典却无法管顾“言外”和
“无字处”。这样，剩下来的就是文学词语、历史典故、词章知识、戏曲情
节、名人轶事、艺术美谈。。等等方面的“词目”，——仅仅这，其数量也
还是可观的呢。问题又不在数量，而在于它们在《红》书中不同于“一般运
用”，它们的出现和安排与情节内容（特别是与后文）的联系都是极其巧妙
精细的。辞典的职责势不能停留在解释“字面”意义上；然而若对那么多诗、
词、曲、酒令、灯谜、对联、匾额。。一一作出“红学讲解”，又必将引起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纠葛。辞典只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掌握一定的分寸，
作出初步的说明，以期可供参考。

粗略说来，一部红楼梦辞典基本上要包含上述几大方面的内容，还有书
中全部人物的姓名和关系，红学史上的一些基础知识等，也是不能阙如的部
分。本辞典的构成，大体如此。我看是可以的。这些词条，有的属于“红学”
专门范围，有的与“红学”并无必要关系。但也有难分的，比如宝玉有一次
与茗烟偷出家门，到北郊“水仙庵”，入门便见塑像是“洛神”。这水仙、
洛神，看似一般词语，而实际又暗指落水而亡的少女——首先是金钏，还包
括或隐射其他女主角。这就是迹象上是一般名词，实质上是红学上的艺术象
征与隐寓手法，进行注释时，只顾“一般性”是不行的。

这些复杂的关系，我想应当在此总说一下。

这部辞典的用意原是为一般读者而设，期于有助于他们在阅读小说时减
少困难，是一个“初级”的小型简明辞书。它的水准定得不是很高。但一做
起来之后，便觉到原先估计的“型号”太小了，这还是轻看了《红楼梦》的
巨大涵容量。规模不得不随着工程而扩展一些。更重要的是，如我早就想到
的，这个工程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解一解“词义”的事情，只需“技术编排”
就行了；这个工程必然要包含着学术的性质和“能量”。果然，等到做出来，
就发现它有不太低微的学术价值。比如，本辞典的设计，选摘词目只限于两
种大量印行的普及本，即本书所称的“旧行本”与“新校本”（请参阅《凡
例》）。前者的底本是“程乙本”，是程、高等人改纂原书文字最多最厉害
的本子；后者的底本是“庚辰本”，基本上可以代表一种接近曹雪芹原著面
貌的本子。在两者相同的词目之外，就还有大量的两者不同的（指同处对应
的）词目。这就等于给原著本和续改本摆出了一系列的文字比照，不但可供
读者寻味其优劣长短，更可供研究者审察考辨。

同样，在原著与续书之间，曹雪芹与程伟元、高鹗等人各自对某些词语
的用法习惯，在这部辞典中得到了对比显示。学术界至今还对原著八十回与
续书四十回的作者是一是二的“问题”争议不停，以至于有的研究者想起用
计算机来统计书中词语的办法，认为崭新的先进科技条件能够解决这个“未
知数”，而其结论是：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同出一手，云云。但是，本辞典
的运用者不消多费心力，只要检索一下“刚才”与“才刚”两个词条，看看
编纂者所作的说明，就一清二楚了，这是科学数据，不是逞臆师心的“看法”。

再如辞书注解碰到了“麋鹿竹”这样的词目时，倘若说成了是那种竹子
生得“像鹿角形状”，虽然是犯了硬性的知识性错误，毕竟还是关系不大；
若是到了注释“有命无运”、“命运两济”时而不能正确解说，只把“命运”
当作常谈而笼统对待，那就不可原谅，因为，在曹雪芹这位文学大师笔下，


常常用假语村言来寄寓深意，“有命无运”四个字出现在英莲身上，她是“总
领”全书人物的第一个“薄命司”中的不幸之女子。她有“命”，但无“运”，
这是雪芹的一处极其重要的思想，假如“充其量”而言之，说他的一部小说
就是为写这一意义，也无不可。这正是作者借迷信上的“子平学”的术语，
来抒写“生不遇时”（语见脂批）之深刻含义。辞典能否尽其职责，也要从
这种词目上去检验自己的得失，而在我看来，本辞典是能够注意到这些的，
并且也初步尽到了责任。

我举这些，是为了说明一点：这部辞典不仅是提供知识，也还具有更广
阔些的学术涵容，如何充分运用，是在读者。

本辞典成于一些中青年的学人之手，他（她）们一般是语文工作者，并
不专研“红学”。做出这样的成绩，令人钦佩。自然，这毕竟是一种草创的
初步的成绩，还承受着各种条件和水平的限制。因陋以就简之处，固已显然；
不知而妄说之失，更恐难免。但一部红楼梦辞典的告成，到底是令人欣慰，
值得庆幸的。我忝膺主编之职，实不胜任，深感惭惶。谨将个人的一些感想
与浅见，粗叙于此，以当喤引。尚赖当世众多学者专家，指谬批瑕，匡其不
逮，曷胜企幸。

至于编纂一部红楼梦辞典的意义，主纂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晁
继周同志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说明，我不必多赘。我觉得《红楼梦》这部书绝
不只是“一部小说”的事情，它确实在我们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集大成的高度
代表性质，它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需要我们去深入探索开采，有人认为
《红》书的价值是人为地抬得“太高”了，不以为然。我个人的看法是正相
反。这部小型辞典，其实也是从不同角度探索开采的一种结果，其意义已经
初步显示得有些眉目了，我们如能从更多的角度去做更多样的工作，其成果
又当是何等的丰盈富厚？《红楼梦》绝不是“不说罢了”，也绝不是人为地
“抬”高了价值。因撰序言，不禁有所感触，附书于此。

1986　年3　月15　日
丙寅二月初六日草讫
时料峭春寒，匆匆走笔，文不逮意，姑复存之。


《诗词典故词典》序

这部《诗词典故辞典》的梓行，使我在欣喜之余，亦不免感慨系之。承
庆生教授嘱撰弁言，因将所感粗记于此，以当芹献。

典故这项名目，对相当数量的人来说，是很讨厌，甚至是惹人反感的东
西。从古以来，反对在诗词中用典，想把它“打倒”的人就不少。比如，主
张“即目”、“脱口”，那还可说是针对“雕绘”而发，而“羌无故实”的
提法，确实使“反对派”在措词上也增添了“武器”。在词坛上，标榜“清
空”、排斥“质实”的论家，在南宋已经很有名气了。往近处说，自从王静
安先生出而提倡“不隔”之说，遂连“代字”（其实那是词人因音律、因艺
术效果而考虑的词汇变换）也在排斥之列，而“代字”往往即由典故而生，
或即变相的用典。所以他实际上就是反对用典。到“五四”时期，“白话文
学”的倡导者更无待多讲，误以为典故是与白话无关的东西。于是典故在近
代文论中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为它说“好话”的，乃有稀如星凤之概。

庆生、令启二君撰此辞典，主要目的是帮助青年一代爱好诗词者解决学
习和欣赏上的困难，这决不能说成就是给典故“说好话”，或者“提倡用典”。
但是当我在此序言中要为典故稍稍“张目”，想来也还不致成为题外之浮文
涨墨。我要说一句：典故是反对不了的，也是打不倒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理由并不复杂。有人要作反对典故的论文，而下笔写
道：“典故者，挦扯经史字句，咀嚼前人牙慧；效獭之祭鱼，类盘之饤果；
其掉书袋，在常人固已雾坠而云迷；即搜典坟，虽鸿儒亦难水落而石出。”
他却没有料到自己每一句都用了典，而且连“不像用典”的“水落石出”，
也与东坡《赤壁赋》有些渊源。我们的“大白话”里，典故更是“如中原之
有菽”，俯拾即是。有一种半带开玩笑性的话，用典更多，“把他忙得个不
亦乐乎”，毫不客气地、也不怕失敬地用上了孔夫子的“典”，难道你不允
许？要人家改说“把他忙得个不也很快乐吗”，结果岂不比“不用典”更难
懂？

日常俗话，尚且如此，何况诗词——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最高级的最
精微凝炼的艺术表现！

想要反对和打倒典故的主张者，用意自是可嘉，只可惜太不了然于我们
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特点，我们自己的民族品德观念和审美心情，以及诗人词
客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要求。

讨论这些事情，总不要忘记一个像是老生之常谈的大前提：我们这是何
等的一个历史久、文化高的民族，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是何等的历史文化财富，
并产生了多少奇材伟器、巨匠名贤，他们是何等的过人的智慧，超众的才华！
因此，我们民族长期（几千儿万年哪）培养成一种特别敬佩和追慕前贤往哲
的社会心态，历史上的那些嘉言懿行，高风亮节，以至可歌可泣的事迹，回
肠荡气的文采，现在都是我们的精神营养的源泉，我们乐于向那些美好的遗
产汲取教益和享受，乐于学习和效法。这就是典故的发生和存在的根本原由。

我们的古代诗词是一种最精微凝炼的高级文学成就，它要用最少的字
数，来表达最丰富的内涵。这就使得他们创造出运用典故这一独特的艺术手
法。把它理解成只是文人炫示“博洽”的一种习气，就只看到了最表面的现
象。

自然，一切事情总要分别而论。即事即景，和咏物赋题就有性质上的区


分。崔护乞浆，他写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就最好了，
最美了，何必硬塞进“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去？塞进去，一定会破坏那种
极美的境界（其实我们的诗人极少是那般愚蠢行事的）。但如果题目是先定
了“咏桃花”，那就另当别论。自然你可以想到“桃红又是一年春”，想到
“桃花乱落如红雨”，想到“两岸桃花夹古津”。。而且可以借了前人的语
汇来佐助自家的才思。“初日照高林”，“大江流日夜”，“池塘生春草”，
“首夏犹清和”，自然超妙，何必“典”来多事？但“不知腐鼠成滋味，猜
意鹓雏竟未休”这样的名句，玉谿诗人如不借重于庄子的妙想，他又怎么能
够在仅仅十四字中就表达出那等沉痛的感愤情怀，并且能成为“诗”而予人
以极大的审美享受呢？雪芹令祖曹子清（寅），作诗赠与《长生殿》的作者
洪昉思（昇），有两句写道是：“礼法世难容阮籍，穷愁天欲厚虞卿。”试
看，这也是一联二典，把当时的剧作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他的为人性行，
他的生活处境，写作条件，以及诗人自己的感慨与同情，都一齐摄聚于毫端
句下，而且是那等的顿挫沉雄，有情有味，——如果不是用了《晋书》和《史
记》上的两个典故，那将怎样才能够取得如此的艺术效果呢？

反对用典的理由是那些陈言往事时常冷僻而难查，隐晦而欠醒，是理解
上的一种障碍。事实又是如何呢？典故的晦僻，这问题原不发生于作诗填词
者的当初彼日，而是发生于我们读者的后世今时。一般来说，大凡用典都是
大家习知的，即今日所谓已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范围内的事情，而绝不是故意
钻一个无人知晓的牛角尖来“刁难”读者，用以表示他自己的“博洽”“淹
贯”（那样的人不敢说绝无，但不在我们当论之列）。古代人的“必修课”，
譬如五经四书若干史（史的数目是随时代而递增的，唐人心目中的史，数量
就不多），凡在读书人，势必熟悉，用了其中的典，怎么算是冷僻隐晦？后
人不读那么多书了，历史知识有限，文化语汇贫乏，见了当时并无难处的诗
词，自己不懂了，却反过来埋怨过去的作家，难道这种反历史的思想方法，
不是反科学的，反而认为是“进步的”文学理论——这也能说是“更科学的”
吗？

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概应是不用典的代表吧，因为他主张“老妪都解”。
不用举别的，单举他自己很得意的《长恨歌》头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请问：“倾国”是什么？“老妪”解否？你反对？还是赞成’！还是替白居
易另出主意？

在词人中，南宋吴梦窗大约可算是“晦涩代表”了，众口一辞；他在写
禹陵的词里用了“梅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