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霓小集-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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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另出主意？

在词人中，南宋吴梦窗大约可算是“晦涩代表”了，众口一辞；他在写
禹陵的词里用了“梅梁”这个“典”，被认为难懂。经学者一查考，原来那
是词人故乡的一段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载在当地的《图经》和后代地志中，
是最带普遍性的“知识”了。只有用这样的例子，才能“说服”那些反对吴
梦窗、责骂他用典太冷僻的人（请参看拙著《诗词赏会》页四二一至四三二）。

如果有人以为我这所举之例还都太“早”，那么我来举一个十分晚近的
例：曹雪芹作《石头记》，是“通俗”文学了，他一上来，张口就是“女娲
炼石补天”，跟着一个“当日地陷东南”，这是“典”不是？我们要不要反
对或打倒？他书中写一群女孩子行酒令，诗句不出《千家诗》，文句不出《古
文观止》——曹雪芹是早已“为读者考虑”了的。因为在当时，凡“识字”
的读者，都能一听就“懂”的；但他绝不会料想到：时至今日，那些当时最
有“普遍性”的常识，都成了“冷典”“僻事”，以致连林黛玉借以打趣史
湘云的“只恐夜深花睡去”，以及此言与“崇光泛彩”、与“红妆夜未眠”


全是遥相呼应之妙，统统瞠目茫然，味同嚼蜡了。——难道我们也不“应该”
责难曹雪芹：你写小说为何这等全无“群众观点”？

由此也就可见：一个用得贴切、精妙的典，不但使诗家词客传出了他的
难言的心曲，而且能唤起我们读者的丰富的联想，灌溉着我们精神上的一种
高级的情趣；作者的灵心慧性，不仅是给我们增加了文化知识，也浚发了我
们的灵源智府。

因此，典故是打倒不了，也反对不成的。它的生命力是我们自己的民族
高度文化历史所赋予的。

说到最根本，典故是涉及到我们中华民族诗歌表现手法特点的一大课
题，这需要从美学角度作多层面的研究，才能尽明其理致和奥秘。

我把这一点浅见说明，或者可以为庆生、令启二君的这部辞典的价值意
义稍作申张，略加表曝。至于其考核的精详，做法的特色，由其《凡例》，
不难窥见一斑，我即不拟絮絮。他们经过了六年的惨淡经营，勤奋从事，这
是一种“冷淡生活”，有异于“车马盈门”的热闹行业。今日观成，诚非易
易。我的感慨系之，也是一时言之难尽的。

戊辰盛暑挥汗写记


《负暄琐话》骥尾篇

自1973　年目坏以后，读书二字与我缘分殆尽，耳闻有很多好书出来了，
自叹福薄，徒有过屠兴嚼之感而已。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送来了，我却
破例而借双重放大镜的神力拜诵起来。所因何故？世上的事未必自己全说得
清，横竖其中定有道理存焉。读时，感想很多，也颇有记之纸笔的念头；杂
事纷繁，百端楔入，这些感想十忘七八。这自然也不值得可惜。可是如今这
本书要重版了，我的那点儿记之纸笔的念头又重新泛起。于是决意在《琐话》
卷末说几句琐话之琐话。

我自少时不知用功，无书时叫苦抱怨没书读；有书了却又不肯读，大抵
翻翻而已。这就是造成自己不学无术的基本原由。但是喜好杂览，“尤好乙
部书”。而“乙部”中的正史又不肯认真读，因为嫌它们太道貌岸然，我喜
欢读的则是官书以外的“野史”。为什么？自然又是不必自己说清理由，但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野史亲切得多，有味得多。野史所记的，又大抵是
史官翰林们所不屑、不肯、不敢记的，所以爱读。你想，一个只读这种“闲
书”的人，怎么会能从不学之境得到超升呢？然而我至今亦不甚悔，还是认
为野史价值最大，有心之士给我们留点儿野史太宝贵了，只恨他们人数还太
少，笔又太懒，览之易尽。

我的这种愚见，自知未必合乎时宜，合乎高级理论。有一个事例，很是
耐人寻味。1980　年参加国际红学会，我写了一篇三万言的论文，考索《红楼
梦》八十回后佚去与增出假尾巴是有政治背景的，也是与纂修《四库全书》
的事情有关联的。台湾专家潘重规先生对我说：“昨天下午刚到，匆匆吃了
一点晚饭，略浣风尘，就在一堆论文中先取尊作拜读——一口气直读到午夜，
这才就寝。您引的那些材料，我其实也都见过看过，只是没能悟及这层道
理。。”言下十分赞许这种研究的方法与结论。后来，国内某学刊登出了一
篇批评拙作的鸿文，说我对高鹗是“罗织”，这是“左”的思想（！），而
所引来作说的依据，全部是随笔、杂记之类，没有一则是“正经资料”。天
哪！清代官书正史竟会记录下关于《红楼梦》的真情内幕，让我有可引之资，
岂非“海内奇谈”？！那篇大文的撰者是某地方社会科学界的主要人员，竟
然公开谈出他对野史笔记乙部书的估价态度，这是最“当代”、最典型的一
个代表事例。我因此疑问：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五四运动冲击了旧思想，
“野史小说”类身价算是提上去了；笔记杂著类的“野史”的真价值真意义，
谁是撑腰杆、发宣言的人士？深愧寡陋，我就举不出来了。

眼下，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盛极一时，像《琐话》这
种文学，想来不一定能蒙相提并论，但也就沾点边儿沾点儿光了吧。因为《琐
话》主要内容是记人，大大小小，三十多位。从章太炎起，一直记到“刘舅
爷”，庆珍，韩世昌。这其间自然是中行先生一人笔下所至，虽然大有选择，
毕竟又带着“偶然性”，从哪一角度说也绝不“系统”、“全面”；然而对
那一时期所生的人，人物，人才，又分明勾勒出一个小小的侧影来。这个时
代时期是不凡的，从那以后，相较而观，又出了多少堪与俦匹的人，人物，
人才？学者是如是，艺术家也如是。自己不长进，一定要骂倒祖宗才算为自
己增光。前人的成就与不可及处，我们远远跟不上，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不
是讲科学态度吗？他们有“局限”，难道我们没有吗？他们有可笑之处，我
们更多些吧？


我们这个民族天生就是一种怪脾气：重人主义。太史公一部书开辟鸿濛，
创立了“传记文学”，无比重要。史是什么？是事——其实更是人，因为事
也是人的事，人做的事。归根结底是人。雁过留声，人过留传。目今莫诧异
“传记”与类似性的文学兴旺；这看起来与海外风气有关，实际是太史公所
显示的那个中华民族的“脾气”。本书内列有《胡博士》一文，胡先生最重
传记，现今台湾有《传记文学》专门期刊，那还是来自他的倡导。人，中国
人，有一点儿“历史癖”，算不得一种罪状或必须改造的恶性，也不必将此
“癖”让与胡博士独擅其美。

然后，就是怎样记人的问题。

怎样记人传人？答曰，应该用诗。

本书文体是散文，但其体裁之深处却隐着浓郁的诗。中行先生的“小引”
一节，开卷就体现了此一要义。

诗，不仅仅是五言七言，平平仄仄。它有独特的质素和性能。文境之高
处未有不是诗者。这与史能“结合”吗？太史公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来
的劣史，为什么总跟不上司马迁？就是因为笔下无诗。这件事说起来更麻烦，
实非此处所当赘论。如今只能表明，中行先生说《琐话》是当作史和诗来写
的，中有深意，读者幸勿一眼看见史，另眼迷却诗，那所失恐怕会更大，未
可知矣也。

书内记下了北京的点点滴滴，充满其间的是文化内涵，而不是什么“闲
情逸致”“思古幽情”。这种文化之至美，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为的缘故，
已然和还在一步步地消亡。年轻一代，话及此义，瞠目茫然，莫说领略，根
本不能听懂这都是说的什么。这是堪忧的。一个伟大民族创造的这种美，如
果没有了，这个民族将是什么样子？我是想像不出的。

中行先生是深爱民族文化的人，他自己的素养很高，你从他的文笔看得
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什么“花梢”，
而实际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也不是漫然苟下的，没有工夫的办不到。
他的文，不像老年人，生气流动，精光内蕴，不同于枯寂沉闷的一般死笔呆
文字。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
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

年轻人来了解、理解、体会、体贴年老的人，其事实难。中行先生的话，
都不是漫然无谓的，看似平常，却是得来匪易。他的一些语重心长的话，使
我受到感动，而不免暗想：张老的那文字深处的一种味苦的心和一种热情积
极的精神意旨，不知读者当中果有几分之几的人真能领略？想到此处，我确
实不能撒谎，说自己不曾有感伤之情。

《小引》重要，《尾声》也不次要。他提出的“选境论”，值得艺术理
论研究专家们写一部大书来探讨它，何其伟哉！一册不太大的“笔记野史闲
书”，含有如此重要的美学哲理问题，不见此书，谁其信之？

我写了这么多话，对书中六十多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却一字未及，真可谓
“闲话多说”了。我还有很多要说的，但此刻事情使我不能再多写下去。我
还想与中行先生和出版社同志约好：等不久第三次重印时，留点空地，我将
再续“骥尾篇”。

敬赋七律一首，以为此文结末：

甘苦相交橄榄芳，

负暄促膝味偏长。


传神手擅三毫颊，
掩泪心藏一瓣香。
笔洁诵诗还读史，
格高芟莠只存稂。
好书自展风前页，
忽睹微名喜附骧。①


戊辰中秋佳节拜书于茂庭

＇附记＇
此文原是张先生索弁言，因见卷端已有佳序，不敢赘言，故改为跋语。

对其中二三篇亦曾以信札贡愚，亦不在跋中备及。附此说明。

①　第四句：中行先生自题此书绝句云：“阿谁会得西来意，烛冷香销掩泪时。”又本书第十七则记先师顾
羡季先生，览之怆然，此句之兼义也。第七、八句：初得此书，方展阅，好风微拂，为开一页，视之，适
有贱名在焉，不禁欣愧交加矣。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序

本辞典是中国韵文欣赏领域的一座纪里碑碣。在目前同类书籍中，它的
涵盖面最宽，包括了诗、词、曲、赋——可称“韵文四科”；而它所跨越的
历史时间也最长，从诗经、楚辞一直辑录到清代诸家之作。名篇辐辏，众体
纷纶，洵为大观。欲赏中华韵语之精萃，一囊总括，这项胜业，由于山西文
学界、出版界首倡，海内方家襄赞，终告勒成全帙。

当此之际，不无积悃可申，适主持编篡与印制的同仁们不以浅陋见遗，
前来索序。自顾学殖荒落已久，安能当此重任。辞而不获，遂就所怀，粗陈
端绪，聊备参采。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鉴赏大师曹子桓有言：“盖文章经国之
大业，不朽之盛事。”况且这实在关系着吾中华民族灵魂之美的重要一环，
岂能无动于衷，而恝然置之乎。于是不揣管蠹之微，试言海天之大。

＇一＇

诗词曲赋，代表了我国韵文的主体。对于韵文，应该建立两门专学：一
是笺注学，一是鉴赏学。这两门学问，在我们中华文化古国来说，源之远，
流之长，成就之高明，积累之富厚，我看全世界罕与伦比；可是时至今日，
这两门专学并未建立，系统研究还是空白。这种现象，深可叹惜。辞典类书
中，近年出现了“鉴赏”一门，纂辑方殷，销售甚畅。这又是一种现象。这
两种文化现象，合在一起看，颇有意味堪寻。

鉴赏不等同于理解（文义的通晓），它包括了理解，不理解焉能谈得到
鉴赏？但是鉴赏毕竟不能是“串讲文义”所能充数的一种文化精神活动。鉴
赏又是多型态，多角度，多层次的，进行这种精神活动，需要很高级的文化
素养和领悟智能。它涉及的事物和道理极繁富，极复杂。然而鉴赏的性质和
目的却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鉴赏是审美，是对美的寻取和参悟。

在西方，近来兴起了一门专学，叫做“接受美学”。比如，有的学者锐
意搜编《红楼梦》一书的所有历来的批注本，其目的就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
而研究我们这部独特的小说。我则以为，对于韵文的接受美学，尤其应当下
功夫研究，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之灵魂。

我们的鉴赏学的源头那是太古老久远了。举孔子的“兴观群怨”，不如
举“诗无达诂”，这句话就是我们的接受美学的“纲领”或“总则”。

诗既非今言故训所能尽达，那么我们必然要别寻能达之道。在种种研索、
笺疏的基础上，就又发生鉴赏之学。鉴赏者的学力、智力、悟力、人生阅历、
精神境界又各有不同，于是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又复各据一隅，自为取舍，
这就是接受美学的意义，其间高下、明暗、是非、得失，万有不齐，而鉴赏
者之感受，之阐发，往往超越作者之本来动机与用意，而所得所见，夐乎过
之。这也就是接受美学不尽同于笺注学之所在。换言之，低级的鉴赏者，常
常局促于扪叩之间；高级的鉴赏者，却能“补充”原作，恢弘原作。

玄谈清议，是发展鉴赏学的良好条件，魏晋六朝，自应斯风日畅。据古
书记载，晋代谢安，一次子弟咸集，品论《毛诗》，让各举自己最欣赏的好
句，谢玄就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为最是佳
绝。谢安听了说道：哪里比得上“訏谟定命，远猷辰告”，那多么富有雅人
深致！你看，一个极赏《小雅·采薇》，一个盛赞《大雅·抑》；如让我们


来辨析异同，那么不妨说是年长的注意深致，年小的却喜爱韵致。

我常想，这大约是真正的鉴赏学的佳例。我们见他二人眼光不同，差别
很大，恐怕还有人暗吃一惊，大感意外。然后，我们又该问问自己，我到底
“同情”谁？谢玄？还是谢安？这确实是鉴赏学上值得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