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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苦婚-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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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无法回避，无法躲闪，每一次经过海湾村的村口，恰巧或是刻意，我都有一丝牵挂，一点牵绊，一阵茫然。
３年前，我在那里“卧底”采访了两个月。
３年来，我在村里结识的女伴们，那些另类婚姻的尝试者、实践者，我曾暗访过的那些
“二奶”，无论是阿洁、阿月，还是阿金、阿银，除了“扶正”后搬迁至新居的佳佳之外，我都没有看到她们的命运有什么改变。在被港人包养的岁月里，她们的生活依旧，甚至愈来愈艰难，她们的容颜在期望新生活的等待中逐渐老去。
“二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多年来“只能做不能写”，对这一群体或个案，一直处于“封锁”状态。这是一个谁都知道存在，谁也说不清楚前因后果的男女结合的“怪胎”。我的卧底“二奶群落”的计划，酝酿了较长时间。我服务于大陆媒体的时候，老总们觉得我的主意不错，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到阳光下晒一晒，但也直率地告诉我，报社是不可能发“二奶”一类的长篇新闻报道的。后来，我转到《香港商报》工作，又一次蠢蠢欲动。我卧底“二奶群落”调查的夙愿，在报社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选择与香港米埔隔河相望的一个城中村，开始实施起来。
在2001年２、３月间，本书中近１／５的篇幅陆续见之于《香港商报》，以新闻连载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在深港两地，一个“包二奶”及“二奶群落”的冰山一角，终于浮出水面。一个或者讳莫如深，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遮遮掩掩，或者语焉不详的泛起的沉渣，终于连续地、较为集中地首次在媒体上“曝光”。对《香港商报》高层领导和记者同仁们对我的支持、关心和帮助，我一直心存感念。
那时，在《香港商报》连载的总题是《“二奶”生活全纪录——记者卧底窥视“金屋藏娇”记录不幸女人“酸甜苦辣”》，据发行科员工说，当时商报的零售量是节节攀升的，对深港两地是有些触动的。但是，大陆读者对这一边缘群体依旧是不甚了了。2004年6月，《北京文学》刊发了约５万字的调查，题为《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新浪网、《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进行转载，将我的这次暗访活动旧话重提，引来诸多的社会关注。
我收到了多个电话和多封信件，向我了解、询问、探访“二奶群落”的诸多细节，更多的人则希望看到这部作品的全貌。
也就在这前后，在诸多报刊上“二奶”字样的眼球撞击率还是蛮高的。
贵州省委书记刘芳仁，他在江西任职期间，我仰起脸采访过他，他“包”了个发廊妹当“二奶”。我是在上饶市长大的。去年8月26日，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中自缢身亡。今年7月4日，在江西省委全会上，正式通报了余小平严重违纪问题。《江西日报》报道说：余小平一直与一个1977年出生的女孩保持两性关系。其间，余小平将其调入南昌市工作，租了一套住房供其居住，并先后送给其现金8。5万元、有价票证1。03万元。还为其购置了价值2。78万元的家用电器和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我的困惑是，如果刘芳仁不是贪污677万元巨款，余小平不是经济犯罪问题，他们包养“二奶”的劣迹会浮出水面吗？不会，只会当作风花雪月的故事在酒楼茶肆中悄悄地“吟唱”。所以，我认为，仅仅批评、指责“二奶”是不够的，也是不公正的。甚至，仅仅指责、批评刘芳仁一类的男人也是不够的。
我想，既然有读者需要，现实中的“二奶”也远没有绝迹，特别是社会中有“二奶”生存的土壤，我还是把旧作整理出来吧，让读者对深圳河畔的“二奶群落”尽可能有个全面的了解与认识，目的还是举出个案，以期引起社会关注。
迄今为止，这是我暗访时间最长的一次另类体验，也是颇具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一次深度新闻的挖掘。60天内，我假扮被人“抛弃”的大龄“二奶”，以此来吸引真正“二奶”们的眼球。我深入“二奶”人家、地下赌马场和地下麻将馆，甚至去“相亲”，陪怨妇去口岸“寻夫”，真正地和底层“二奶”们打成一片。她们剜开自己的伤口让我看，口无遮拦地讲述自己的辛酸故事，我博得了她们的信任，见证了“二奶群落”女人们的众生相。
我越了解她们，就越感到处于边缘地带的女人的无助、无奈和无力。《圣经》上说，上帝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来作为他的配偶，这就从神学理论的层面，把女人钉在作为男人的依附和从属的十字架上，是对妇女骨子里的歧视。然而，作为“二奶”的女人，她对拥有她的男人确实是一种依附性的造物。歌德唱道：对待妇女要宽容厚道/她是用弯曲的肋骨造成/神不能使她做挺直的人（《歌德诗集·观察之书》）。
对“二奶”，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容易做到的，可怎样代替神的地位，“使她做挺直的人”却并非易事。我想，这大概也属于社会的综合系统工程吧！
关于本书的写作，有几点在这里作一交待。
３年前，我在“卧底”的时候，在许多个闲来无事的夜晚，我杂七杂八地读了些有关纳妾的书，做了一些读书笔记。这次成书，我把当初的所读和所想以“夜读笔记”的形式，放在有关章节之后，就教于广大读者。
卧底“二奶群落”虽然仅仅只有两个月，但在卧底的计划结束后，我并没有放弃对“二奶群落”的调查和关注。在我加盟香港《文汇报》的头一年，我还再次深入海湾村专访，撰写了因经济不景气，诸多港人包养“二奶”发生“转型”的报道。同时，为了让读者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观察这个特殊的“二奶群落”，我也摘录了当前有关“二奶”的一些报道，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穿插在有关章节里。
自拉自唱的开场白，就说到这里吧。
2004年7月17日星期六
于深圳河畔
第一部分第1节 姑娘，你为什么泪流满面？（1）
（一）
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在深圳打拼的外来人员开始陆续返回内地老家过年。从这天开始，我隐姓埋名实施“卧底”调查，拖着两三件行李，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称之为海湾村）一个小单元房居住。稍事收拾，已是中午12点钟。
我这里所说的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青山、绿水、田畴围绕的村庄，而是城中村，或者说是城市街道的一部分，只不过在城市规划里被区别对待，还保留着一些农村原生态的建筑群落。深圳市区发展迅猛，原有村落来不及同步建设，就有许多插花地一般的村子。海湾村村内主干道上有一家茶餐厅，我在那里买了一份煲仔饭吃。香港人根据英国人爱饮下午茶及其膳食习惯，在本岛开设了一种港式茶餐厅。深圳辟为经济特区之后，就有港人将这种带有西方饮食文化特色的餐厅移植过来。正是晌午时分，茶餐厅内没有一般中餐饭馆里的那种喧闹，透过一尘不染的大玻璃窗望出去，整洁繁华的马路上，行人不多，只有拎着满兜鲜菜的年轻女子和一两个刚刚出门的港客。
煲仔饭香气扑鼻。不期然，一位女仔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她身材娇小，短发齐耳，穿着一套粉白的棉睡衣，外罩一件艳黄色的太空衫，搭配得让人忍俊不禁。她走进柜台，对老板娘交待外卖的内容，便坐在椅子上等待打包。这时候，我无法安心吃饭，她的举止让我感到某种不安。她时不时警觉地瞥一眼门外，眼神有些惊恐，仿佛随时会有一只大灰狼冲进来咬她。不看门外的时候，她只是低着头，闷闷地想着心事。抬首之间，可以看见她的左脸眼睑边有一道划痕，像是有人用指甲剜过的一般。
大约10分钟后，老板娘给她打来两只饭包。就在她接过饭包的刹那间，玻璃门一阵乱晃，冲进来一位身材敦实的中年男子，猛然给了女仔两记响亮的耳光，操一口粤语骂骂咧咧：“死八婆，你有无搞错，背着我偷人，我打死你，你个死八婆……”
在中年人的辱骂、女仔的哭喊以及老板娘的劝架声中，食客们逐渐听了个八分懂。中年男子是香港货柜车司机，上个星期他开车到梅林拉货，赫然看见这女仔与一个后生仔从一家超市出来，气得怒火中烧，先回到海湾村租住的家里，等女仔一回来就又打又骂，猛抓她的脸。今天他运完货回到家，又发现女仔不在，烟灰缸里有两个烟头，更怀疑女仔有奸情……
女仔涕泪交流，大呼冤枉。前次在梅林的那个后生仔，是她的胞弟。今日的烟头，是个会抽烟的四川妹子留下的。中年男子不信，气呼呼地当众诉说他如何供她吃供她穿，她反去包男人，恨不得把她打死。
渐渐地，女仔由嚎啕大哭变为间歇性的抽泣，眼色黯淡无光，有一份悲伤和绝望。
原本有英国绅士优雅味道的餐厅内乱作一团，败坏了我的食欲，赶紧埋单出门。
听得出来，女仔是中年男人包养下来的“二奶”。我猛然想起我“卧底”的目的，匆忙返回茶餐厅，碰巧遇见女仔红肿着眼睛走出来，我想拦住问问又不知说什么。她冷若冰霜斜睨着我，迅速地走开，留给我一个单瘦的背影。
女人做了人家的“二奶”，一般是不会接受媒体采访的，何况在这种时候。我只有耐心地潜下来，住他个几十天，和“二奶”交朋友，或许才能挖到真材实料。
今天，茶餐厅内播放的音乐，不是在这种地方常听到的粤剧、港台流行歌曲，是萨克斯吹奏的《回家》。哦，回家，回家。
（二）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文锦渡口岸附近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翠×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沿深圳河北岸，邻近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皇岗口岸附近的众多村落，因便利出入境货柜车司机的歇脚和进出，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镇、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多的“二奶”居住。
第一部分第1节 姑娘，你为什么泪流满面？（2）
对那些“二奶”租住较多的村子，人们习惯上称为“二奶村”。这种叫法，是不科学的，但口口相传，仿佛已经约定俗成。
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竟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
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丑陋现象。
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
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也就是可以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居住相对较集中的海湾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三）
我之所以选择海湾村作为隐性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在市中医院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大头。大头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相爱得不行，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大头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见不到太太，就跑到医院来缠绵。那时，我常常帮阿洁撒谎，糊弄严格执行住院规定的值班医生，帮助她夜晚溜回家，次日清晨赶回医院等待查房。
大头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海湾村，是喜欢村里的治安环境。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
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要到她家里去玩。大头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
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在领导和同仁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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