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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第二十八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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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导干部、法律……他记不清自己怎样下的汽车，怎样走上自己新住宅的楼梯。
“怎么，你病了？”他的老伴问他，“你的脸色煞白，是不是感冒？”
“可能。”他说。
“吃饭吧！”
“不吃，我要躺一下。”
朱春信躺在床上辗转翻腾着，刚才在车上反复出现过的几个概念，还象电弧一
样刺眼地在他脑际闪耀着。他品味着十年后他同叶卫革第二次相遇的含义和他应该
采取的态度，但结果只能使解不开的疙瘩越拽越紧。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有人找你。”老伴儿来到床头告诉他。
“有事情找主管部门反映，不然下午到机关去谈。”他烦恼地说。
“一个老太婆，她好说歹说一定要见见你。”
“什么事？”
“她没说，她说她是叶辉的妈妈。”
“啊？叶辉……的妈妈？”朱春信惊讶地一骨碌爬起来，“快请她进来！”
进来的是一位瘦弱的老工人，看样子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和善、朴实的脸上
刻满了辛劳、忧虑的皱纹，一双大手不知所措地放在胸前，拘谨地站在地当中，用
忧伤和乞求的眼光望着地委副书记。
“我是朱春信。”朱春信避开老女工的眼光，搬过一只椅子，“大嫂，您坐吧！”
“啊，啊，不坐了……”老女工有点受宠若惊，“我是为叶辉的事从北宁市来
的， 是媳妇给我打的电报。 有几句话……我就这么站着说吧，您身体不好……”
“不，不不，没有什么！坐，坐吧。”朱春信和蔼地说。
“叶辉犯了法……”老女工刚说这么一句，眼泪已经沿着脸上的皱纹缓缓地流
下来，“把我儿子抓起来判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个工人，粉碎‘四人帮’，
我们多高兴啊！清查打砸抢，我们也热烈拥护，就是清查到我儿子头上，我说什么
好呢，谁叫他犯下了人命案呢！”
“好啊，”朱春信点点头，眼光凝聚在写字台的茶杯上，“这样认识是很对的，
大嫂。”他又用了“大嫂”这个亲切称呼。
“可是，我觉得还有些心里话要跟领导说说。”老女工说，“不知对不对，说
错了，请领导批评……”“没关系，不要有顾虑，随便唠吧！”
“我认为我的儿子在本质上……不是坏的。”老女工下决心说出了这句话，胆
怯地端详着朱春信的脸，当她发现朱春信的脸木然地抽动了一下，没有训斥她的表
情时，才又放心地说下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高中二年级一个班的团支部
书记。
一些人起来揪校长，斗老师，把他气得不行，他回家跟我说时还直哭，好象是
斗了他。
后来我又听说他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大串连时都不准他去北京！他回到
家里哭哇……”老女工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一些同学来安慰他，我也劝他，
他什么也不说，就是看报，看那些传单，看完了就象傻了一般，只是一个劲儿把眼
珠瞅着顶棚。
我真担心他会发疯！过了几天，他失踪了。谁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我和他爸
爸急得要死——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哇，我们把附近的水井、树林、河道都找遍了，
以为他寻短见了！十来天，他回来了。他那个高兴劲儿就甭说了，他好象换了一个
人！他先给我赔不是，说他不该不辞而别，叫家里操心。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
包包，抖开一层又一层，最后抖出两枚指头大的毛主席像纪念章，小心地把其中的
一枚给我戴在胸前。我叫他也戴一个，他舍不得戴，怕磨坏了，又珍惜地包了起来，
揣在怀里。他跟我说，他偷着去北京了，在北京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大最大
的教育。他想通了过去一切的一切都错了，那些都是修正主义的，他受了蒙蔽，
当了保皇派。‘我真傻！’他说，‘工人的儿子怎么能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呢？’
他把自己‘三好学生’的奖状都扯了，说那是黑《修养》的东西。以后，他又组织
了什么战斗队，从早到晚整天不回家。我担心他闹出事来，便去阻拦他。他苦苦地
求我：‘妈妈，工人阶级应该是红卫兵小将的坚强后盾，您应该支持我。您受了半
辈子苦，难道愿意看我们的党和国家变修？’反正我说不过他。也怨我糊涂，我当
时为啥不拦住他呀！他打死人的事，我是最近才知道的……。”老女工抹了一下眼
泪，抱歉地说，“您瞧我说这些干啥呀！我没文化……”“不，说得好……好！”
在朱春信苍白的脸上，肌肉不停地抽搐着。他并不是对老女工的絮絮叨叨感到厌烦，
恰恰相反，这娓娓叙述象重锤敲着他的心，他似乎感到他也在被告席上接受着审讯。
他没犯法，这是对他良心的审讯！
“叶辉的爸爸三年前去世了。叶辉结婚还不到一年，媳妇最近要生孩子了。
这几天媳妇一直在哭……”老女工流着泪说，“她叫我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
法呢？”
朱春信背过脸去，用手帕迅速地捺了捺眼窝，回过头来说：“您的意思是不是
请求地委考虑对叶辉从宽处理？”
“从宽还是从严，法官不会听我的。我只是想向领导反映一点情况，听说朱书
记分管这方面工作。”老女工想了一下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记得有一
次叶辉跟我说起您，好象你们还一起共过事，您大概还能记起他……”“叶辉说过
我？”朱春信的脑袋“嗡”的一下，额角上立刻冒出微细的汗珠儿，他担心叶辉是
否向人说起过一九六七年九月那场武斗的全部情况。“他说过我什么呢？”朱春信
问。
“十年了，早忘了！”老女工叹一口气，“好象说过应该豁出命来保您这样的
领导干部……”老女工站起身来，歉意地向朱春信点点头，“打搅您休息了，我走
了。”
“就在这儿多住一个时候吧？”朱春信问。
老女工摇摇头：“不，明天我就回北宁了，这次来，总算跟我这个闯祸的儿子
见了最后一面。已经请了五天假，生产挺忙的……”送走了老女工，朱春信又躺在
床上，老女工的言语和神情，使他更加如卧针毡。“我的儿子本质上不是坏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应该豁出命来保您这样的领导干部……”老女工如泣如
诉的话语，总在耳边回响。他索性爬起来，看了一下表，已到了上班时间，便乘车
来到地委机关办公室。
一大堆待批示的文件、报告在等待他。他随手拣起一份，看了一个开头便放下
了，他的心乱得厉害。同叶辉的第二次相遇，同叶辉妈妈的谈话，把朱春信原来的
生活、工作和思想的节奏全打乱了。他好象第一次感到他并不完全是“四人帮”的
受害者：在他被推进陷坑里的时候，他还把天真可爱的年轻人拖了进去。除了惭愧、
内疚，他还产生了一种恼人的胆怯，就象一个做了坏事的人被游街示众，放回来之
后那样，他觉得那些彬彬有礼地跟他打招呼的机关工作人员，也象带着讥讽的微笑；
见到两个机关干部在议论什么，他便觉得好象在议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他
对自己的思维的反常感到恼火，想挥开这些念头，可是这些念头却象讨厌的苍蝇，
赶走一只，又飞来一群！他气愤地把文件推到了一边去。
党委秘书走进来。秘书告诉他：下午两点半，财贺战线“双学”先代会闭幕，
要他参加，会后还有非正式宴会。下午四点，组织部要研究几项干部的任免，请他
参加一下。还有一个外地的什么先进经验报告团，下午要回去了，需要他出面接见
一下。还有一个是省的城市交通秩序检查团已经来了，必须由他出面接见。还有…
…工作大概有十几件。如果在以前，这些事他都可以转动着魁梧的身躯，扬起他的
方下颏， 严肃、 自信、精力充沛地做一个圆满的处理。可是，今天他都推掉了。
“左一个会议，右一个什么团，把人拖得精疲力尽，大嗡大轰，排场客套，这种作
风真要命！”他跟秘书发着牢骚。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冲动——去跟叶辉谈一下。
当汽车在地区公安局的门前停下的时候，朱春信又犹豫了：“我来干什么呢？”
朱春信问着自己，“是来向自己当年勇敢的卫士表示同情和怜悯？不是。是怕叶辉
揭破自己不大光彩的事情而来做一些安抚工作吗？也不是。是来向叶辉表示忏悔吗？
也不是。”他实在忘记了当时决定来时的充足理由。他这样否定着自己的行动
的目的性，但脚步却迈进了大门。上述理由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也可能是它
们的总和。
他先到局党委，说明他想找几个已经基本定案的“打砸抢”犯罪分子谈一下，
了解了解情况。正好局里在开一个什么大会，没有适当的人来陪同。朱春信感到由
他来单独谈一下更方便些，只要有一两个公安人员做一下押送工作就够了。他叫人
找了一间办公室作为谈话的地方。他先找了一个犯有打砸抢罪的犯人谈了几句，走
个过场，然后才叫人去提叶辉。
叶辉进来了，还是上午的装束，还是上午的神情，没有兴奋，没有吃惊，微笑
着站在朱春信跟前。
“坐吧， 叶辉。 ”朱春信本来想欠一欠身子，可是他身不由主地站了起来，
“谈谈好吗？”
“上午提审过了。”叶辉笑了一下。
“不，我现在是以一个老同志、老相识的身份随便扯一扯……随便。”
“不敢当，我们只相处了一个晚上。第二次相遇的时候……你瞧，在公安局！”
叶辉笑起来，“这也不是老同志、老相识闲扯的地方。”
“那次武斗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你，不过你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我受伤后由于治疗不及时，差一点死掉。养了几个月的病，两派联合了，建
立了革委会，我下乡了。我确实没想到我们能第二次相遇。”
朱春信觉得没有适当的话来回答青年人，便转了话题：“文化大革命中，由于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少人，包括我都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都要吸取经
验教训，提高思想觉悟。我们还是立足于教育……”“犯错误的形式不一样，‘教
育’形式也不同。”叶辉笑着打断朱春信的话，“您犯了错误，可以理直气壮地控
诉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犯了错误，却必须承认追随林彪、‘四人帮’
破坏文化大革命。”
朱春信无言地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踱了几步。受伤的部位越是怕碰，越是挨
碰。他感到叶辉的每一句话都在触动着他的疼处。
“您的意思是不是认为对你的处理太不公道？”朱春信猛地转过头来说，“我
愿意……”“不……”“你听我说完。”朱春信摆摆手说，“我愿意站出来承担一
九六七年九月那场武斗的全部责任，这样也许对你有利一点。”
“承担不承担随您的便，反正我要承担我的罪责。不管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
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确实犯了罪，我从来没有试图掩盖过我的罪行。死者石志红也
是个勇敢的年青人，是我毁坏了他。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这种处罚是我
长知识的代价——尽管它显得昂贵一些。”
“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怨恨的。”
“不。 ” 叶辉健壮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看得出他很激动，“我只恨林彪、
‘四人帮’，因为您也是受害者。对您，我有批评，但也有喜欢：您能够承认自己
并非一贯正确，您是诚实的，有良心的。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干了一些不光
彩的事，后来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是他们在平反昭雪，官复原
职后，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字不提，只谈受迫害的光荣……”朱春信感到自己的脸
上火辣辣的， 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记得十年前你叫
‘叶卫革’？”
“不错。”叶辉说。
“上午你为什么不承认叫过别的名字？”
“那个名字跟我罪行的性质，或者说，跟这个案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叶辉
的脸忽然变得阴郁和痛楚了，“但‘叶卫革’这个名字，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自愿改的，这是一个幼稚和耻辱的标记，我想永远抛弃它……”“谈得怎么样？”
公安局的两位领导和李科长走进来，跟朱春信打着招呼。
“还可以。”朱春信淡淡地说了一句。他本来想再跟叶辉谈几句他对叶辉家庭
生活的关切，看来不便谈了。他看了叶辉一眼，用沉吟的语气说：“我们的谈话，
就到这里为止吧。”
“请朱书记到会客室休息一下。”李科长用恭敬的语气说完，又严厉地看了叶
辉一眼，向门外叫道：“把罪犯带下去！”
朱春信猛地哆嗦了一下，脸色煞白，他的心底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罪犯？
（原载《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文学视界
黑娃照相
作者：张一弓
右手插在袄兜里，捏紧了一叠八元四角钱的钞票，十八岁的张黑娃两腿生风地
上中岳庙赶会去了。
黑娃的衣兜里可曾装过这么多的钞票么？没有没有。虽然上过初中而又钻研过
一点儿“经济学”的黑娃，是这个三口之家的财务大臣，自辍学以来，就掌管他家
的卖鸡蛋钱，虽然那两只下蛋十分卖力的母鸡，三天两头地仰着血红的鸡冠，“咯
咯咯嗒”地叫着，向全世界发布它们的生产公报，但黑娃每次经手的收入却不曾超
过三元，因为他总是等不到攒够三十个鸡蛋，就得赶紧去集上卖了，要不，面条汤
里没盐，晚上黑灯瞎火，黑娃爹娘要是有个头疼脑热，也只好硬撑着了。
眼下这八元四角钱，是黑娃家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使黑娃沉浸在
少有的激动和向往之中。你看，他正高腔大嗓地唱着梆子戏，一溜小跑地朝庙会上
走着，漾着笑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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