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背后-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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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所有的“读书人”似乎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但实际上，“读书人”与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差异。　　　　
　　　　“读书人”是从身份的角度对社会上的文人学者的一种概称，它并不含有某种感情的倾向，或者它虽有某种感情的倾向，但只是相对于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终日挣扎在生活第一线的下层民众而言。他们之间仅是谋生方式或手段不同，在功能或价值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而知识分子却不同，它并不单单是一种地位的确认，而且还隐含着一种价值的判断。　　　　
　　　　知识分子应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能对社会的弊病一览无余；他们拥有开拓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在社会陷入迷热状态时仍能保持冷静；他们服从良知的召唤，在正义与权威之间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利，总是通过批判社会来保持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批判的使命使他们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不仅独立于权势熏天的官僚阶层，而且还独立于对自己命运茫然无知的下层群众。　　　　
　　　　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向社会揭示危机，“危机意识”应是其固有的本质属性，由于其人格的独立，它可以冷眼旁观社会上的各种弊病得失，为社会弊症提供有效的处方。它从不惧从于权势，权势只能压制其文字而无法干涉其灵魂，它也从不疏离民众，总是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呼吁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社会。总之，他们的功能是“批判社会的弊病并使之及早克服，抑制社会的非理性因素，使整个社会不致陷于狂热与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不仅应是社会的防腐剂，还应是公正的代言人，更应是良知的守护神。　　　　
　　　　所以康德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反战英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是美国政府差点判以115年徒刑的“政府叛徒”。　　　　
　　　　1971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将美国五角大楼有关越战真相的7000多页内幕文件泄密给《纽约时报》，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战浪潮，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彻底结束越南战争。而政府认为他的泄密行为和《纽约时报》的报道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把二者告上法庭。　　　　
　　　　美国政府和新闻界打起了官司。而美国法院以6票对3票判新闻界获胜。大法官Potter　Stewart在意见书里列举了总统和行政分支的强大权力后指出，唯一真正能够对这样强大的行政有所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个质朴的民工傻根，带了六万块钱坐火车回家，他不知道也不相信天下有贼，善良得让人心疼，结果他半道上帮过的一个女贼就一路暗中保护他。别的贼把傻根的钱一次次偷走，女贼帮他一次次弄回来，而且从不告诉他周围有一群贼正在暗算他，企图保住他的天真无邪。为此女贼甚至牺牲了男友的性命。故事曲曲折折地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对善良无知的人隐瞒真相，就是最大的欺骗。


第二部分卢宇光说危险：手雷买一送一

　　　　（卢宇光　　1983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外语系，参过军，在大陆数家媒体当过记者。1994年赴俄罗斯求学，先后获得莫斯科莱蒙诺索夫大学新闻研究生、博士生学位。曾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和俄罗斯东方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工作，现为凤凰卫视驻莫斯科首席记者。）　　　　
　　　　别斯兰事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别斯兰事件只是我在从事新闻事业中的一个小插曲。在世界各国的危险职业统计中，记者都名列其中。我们驻俄罗斯的记者，就面临这么一种状态，生命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前不久，吕宁思和一位港人摄像师重回别斯兰采访，我们身后跟了一辆救护车，那位摄像师看不懂俄文，突然回头问我，这辆停尸车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从内心来讲，我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对生命应该非常珍惜，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冲上去。这不是说我有什么样的境界，而是工作需要。职责需要。我当过兵，我知道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过，有的时候，你根本保护不了自己。2005年2月，伊拉克大选，我前去采访。在那里，我就不知道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觉得生和死几乎全在一瞬间。我是从安曼坐车进入巴格达的，从安曼到巴格达有上千公里，我们租了辆吉普车进去。车开到距离巴格达两百公里的时候突然有人拦我们车，我想这下玩完了，非当人质不可了。没想到这是一个穿便衣的警察，感觉拣了条命似的。　　　　
　　　　我的驾驶员是个秘密警察。他把我拉到巴格达后，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不买支枪防身呀？他带我到枪店，我买了一支AK…47冲锋枪，花了500美金，他问我手雷买不买？我说买手雷干什么？他说，你手里拿上手雷，恐怖分子不敢劫持，这个买一送一，一个手雷20美金，再送一个。　　　　
　　　　事后我才知道，一支AK…47冲锋枪在实际只卖250美金，一个手雷只卖5美金，我被那小子敲了竹杠。到巴勒斯坦饭店之后，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订房，美军不让我进，当时我带了很多设备，还下雨，跟美军说了很长时间，那个意大利被劫持的女记者就跟美军说情，让我住下了。我住在6楼，两边都是美军特种兵，而且没有哪天晚上不响枪。我睡觉时也穿着防弹衣，戴着钢盔，子弹上膛的枪放在窗台上。我们到巴格达第18号选举站采访时，就有一发炮弹打到楼顶上，没炸，又蹦下来，炮弹头像皮球在地下蹦蹦跳。　　　　
　　　　为了采访安全，我还买一个假胡子贴在脸上，头上缠条大围巾，身上穿个大袍子。我也不敢到饭店以外的地方吃饭。怎么办？吃早餐时，乘人不注意，拿上20个鸡蛋，藏在大袍子里，一天就吃这个。　　　　
　　　　相比之下，意大利女记者斯格雷纳就非常大意。有一次我们到美军新闻中心去采访，因为我们有吉普车，有自己的保镖、摄像师和翻译，就带她一起去。回来时，她下了车，说我去买一个电话卡，我说我在路边等你，她说不用等了，你先走吧。胆子特别大。她被绑架前，对我说，咱们去巴格达大学采访去。我第一次去巴格达时，去过巴格达大学。我说那个地方不能去，太危险了。但是她不以为然，结果当天就被绑架了。　　　　
　　　　我们国内媒体有两个记者在巴格达常驻，我非常敬佩他们。我采访他们的时候说，过年了，对家里说点什么吧。男人轻易是不流眼泪的，但是，那一刻，两个人都哭了，说不出一句话来。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下，不要忽视记者的劳动，忽视他们的处境。我觉得这种记者的素质和品德，是值得尊敬的。　　　　
　　　　我为什么在危险的时候要冲上去？我觉得凤凰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拿钱是买不到的。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不容易，四十岁是一种积累，你的人生，知识，品德，都需要有一种释放，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但是，凤凰给我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所以每到关键时刻，我如果不上，感觉到有负于凤凰。　　　　
　　　　我非常喜欢看《水浒》。我觉得一个男人对事业、家庭，对自己的子女、父母，应该知恩图报。正因为有这种心情，关键时候我是憋着一口气做新闻的。老板说，要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我觉得我们不会做得比别人差，你能做到我会比你做得更好。正因为这样的心情，我们在努力做自己的工作。　　　　
　　　　我在莫斯科，每天起来首先要看一下俄罗斯的新闻网，然后看一下国内的新闻网，然后要看路透社、美联社、BBC的新闻报道，寻找关于俄罗斯的报道。如果他们报了我没报，就是我的失职。莫斯科和中国有6个小时的时差，我每天晚上壹点要跟香港做连线，白天则要做两条以上电视新闻。我们资讯台没有给记者规定任务，全靠自己。我们凤凰有一个新闻发稿网，那上面记录着各个记者站的发稿情况，无形之中是一种相互比较，搞得我差不多是24小时干工作。在起跑线上追着别人走。　　　　
　　　　从巴格达返回时，我们的车要经过一段“死亡之路”，我们台里的头儿一直用手机与我保持联络，一直等我到达巴格达机场，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在机场，我对高价买给我枪的那位司机说，为了感谢你一路上对我的关照，我决定送你一些礼物。他问，是什么？我说，就是这支枪和买一送一的手雷。愿你永远平安。不过，这些事是不能让我母亲知道的。虽然她对我的事业非常理解，但是到关键时候还是忍不住担心。这时候，我妹妹就会悄悄做点手脚，让电视机出现一些故障。　　　　
　　　　


第二部分呼叫台湾：那是我们的阵地（1）

　　　　丁雯静说台北：我在凤凰记者站这四年　　　　
　　　　2005年1月29日，人们忽然在凤凰卫视的画面里看见了久别的刘海若。海若穿件红色外套，戴副淡蓝色的眼镜，在北京飞往台湾的包机上，身处台商之中。抵达台北机场后，海若接受了台北多家媒体的访问。　　　　
　　　　自从在英国受伤后，海若做电视节目，这一次说话最顺溜，简直有口若悬河之感：这个航班，为了照顾台湾同胞，飞机上的主食是卤肉饭，就是很具有台湾特色的小吃，因而让人有家乡的感觉，很温馨。更有趣的是，在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空服人员对乘客致词，他们用的是台湾话，很特别。他们用闽南语问候大家，欢迎大家抵达台湾，很温馨。”　　　　
　　　　这一天，是大陆、台湾分隔56年来，首次历史性直航。　　　　
　　　　广州南方航空的波音777客机，搭载242名旅客，9时28分抵达台北，成为首班在台湾着陆的包机。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CI581航班中午12时20分抵达北京。刘海若搭乘的北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中午12时30分抵达台北。　　　　
　　　　为了两岸56年来的包机直航，双方都准备了欢迎仪式，台湾方面包括陆委会、民航局等将在机场举行欢迎酒会和记者会；大陆方面除了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上海、广州、台北4地卫星直播外，也将开放中外传媒采访北京包机首航仪式。　　　　
　　　　对于两岸直航，台湾陆委会要求“低调”处理，要求台湾航空公司在举行欢迎酒会时，不让大陆机员自由接受采访，仅能推派一位代表接受访问，且大陆机员致辞时，最好不要涉及政治话题，纯以商业内容为主。　　　　
　　　　中国国际航空为避免国航机身上的“五星旗”标志在台北出现，确定租用山东航空飞机，因此这次春节包机将看不到大陆五星旗标志在台湾机场出现。由此可以看出大陆避免节外生枝的良苦用心。　　　　
　　　　与其他电视台不同的是，凤凰资讯台从早晨7：15开始直播，一直到傍晚最后一架大陆飞机降落台湾。　　　　
　　　　刘海若在台北与凤凰资讯台进行直播连线时，人们一时有些惊讶。　　　　
　　　　她怎么上去了？　　　　
　　　　原来，凤凰最早决定做随航报道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把自己的记者送上机。　　　　
　　　　刘长乐说：“凡是两岸三地的东西，只要能从头跟到尾的，我们都要跟，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去组织”。不仅要跟，还要像《生命20小时》的骨髓护送、佛指舍利去台湾那样，做到有能力“贴”。　　　　
　　　　一般的记者是上不了包机的。因为包机有很多的规定，最关键的一条，必须是台胞的直系亲属。大家把脑筋动到王菁锳的身上，她老公刚好是台商。把她找来一说，王菁说：“我老公已经回台北了”。希望的肥皂泡立刻破灭。　　　　
　　　　后来大家就把脑筋动到刘海若身上，她弟弟是台商。所以就悄悄给他们办了手续，上了飞机，然后给她弟弟一个小DV。图像就从她弟弟手上源源发回。但是，后来，资讯台的这帮家伙很快就认识到了一个错误：TVB有一个记者从广州混到南航并随机做了报道，让大家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　　　　
　　　　人家都随机了。那就是等于说，凤凰做得不够，不行，没“贴”上去。　　　　
　　　　台湾问题，是凤凰的阵地。　　　　
　　　　人家能做到随机，凤凰更应该做到。　　　　
　　　　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二部分呼叫台湾：那是我们的阵地（2）

　　　　2005年2月1日上午，凤凰获悉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综合局局长李亚飞，以海协会长汪道涵个人代表名义，将于下午抵达台北，吊唁辜振甫。两人事先已从北京前往上海，接受汪道涵给辜家的亲笔信并面授机宜。下午将取道香港，转机飞往台湾。　　　　
　　　　天赐良机！这回的新闻报道，非得“贴”上去不可。　　　　
　　　　让谁去跟随采访呢？刘长乐说：曾漪！没人比她更合适的了。　　　　
　　　　阎立宏遵命操起了电话。由于老婆在澳洲的大学里担任终身教授，阎立宏一个人在香港干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单身汉，无牵挂，就象一棵树长在了公司。此公火气大，嗓门大，爱骂人，人又长得黑，很多人都怕他，送他个外号：黑脸阎罗。文雅点的，叫他阎长官。　　　　
　　　　现在，阎长官打通了曾漪的手机：“人在哪里？菜市场买菜？噢。你马上打探一下孙亚夫李亚飞到香港的时间和飞往台湾的航班，然后，你跟他们一起上飞机，随机采访。”——他问曾漪在干什么并无必要，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反正曾漪就是有事，他也只当没听见。　　　　
　　　　放下电话，曹景行进来了，一听跟“二亚”去台湾？不行，他也要跟。阎立宏说：“程鹤麟休假没在香港，你的《总编辑时间》谁做啊？”曹先生笑了笑。有吕宁思那样的超级替补人才在，他才不怕呢。　　　　
　　　　曾漪马上飞跑回家。跟曹景行迅速搭上了飞赴台湾的航班。“二亚”想跑都跑不掉，被曾漪堵在飞机上，先做了一个专访。当凤凰的屏幕上，出现的是机舱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