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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背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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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来的记者队伍参差不齐，一种是从香港总部派出去的，一种是从当地媒体转来或从政府外派记者中接收的，一种是像孙悟空一样，突然自己蹦出来的。当时这些人普遍的问题是，眼界不高，技能单一，虽不缺乏捕捉新闻的原始冲动，却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尴尬。有的人在当地华人圈里能混个脸儿熟，却上不了大台面，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或采访政府高官。
为了提升这支队伍，我们强调了五种能力：一是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能力。不仅脑袋要比别人灵，还要比别人更用功。二是独家报道的能力。一招鲜，吃遍天。三是个体活动能力。单兵作战、千里走单骑，最显本事也最长本事。四是制作多种节目的能力。不仅会做新闻，还会做专题片，懂画面、会写词、会配音、会配音乐。五是驾驭技术的能力。电脑、网络、照相机、摄像机、编辑机、海事卫星、视频传输，十八般兵器，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一人能当几人用。
典型例子有三个，一个是战地玫瑰闾丘露薇。当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后，我就问她，愿不愿意把记者的一个采访程序，变成多种劳动成果，多种节目样式。她说，愿意。愿意就要训练。我们训练她先做小专题，一个叫《香港今天》的节目，每天8分钟。这种训练锻炼了她驾驭现场和题材的能力，对她后来战争报道成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后来，闾丘到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战地报道，除新闻之外，先后做了时长达8个小时的专题片《一个国家的诞生》、《阿富汗战地日记》。
另外一个是郑浩。郑浩每一次出去拍完新闻之后，都要利用对现场的记录编出专题片。东帝汶建国时，郑浩是一个人去的，他自己采访自己拍摄，还跟人家的总统勾肩搭背地照了像。那些天，因为郑浩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国务委员唐家璇先生经常一早去敲郑浩的门，询问他对报道的想法。郑浩把东帝汶见闻编辑起来，自采自拍自编，自己撰稿，自己配音，做出了专题《一个国家的新生》。他后来以同样方式拍摄的《我们与以军零距离》更为精彩。
再就是卢宇光，这是一个自己跳出来的记者。此人血管里天生就有记者的血液，莫斯科人质事件时，我们正愁找不到人，卢宇光出现了。此人留学俄罗斯多年，人脉关系广，富有激情，不顾危险深入第一现场，报道非常出色。于是，他的身份三天三换：第一天，凤凰卫视特约记者；第二天，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第三天，凤凰卫视驻莫斯科首席记者。现在，他已从几年前的名不见经传一跃成为华语传媒中的著名记者。他编导的关于俄罗斯人在内战、恐怖主义双重阴影下生存与生活的专题片，充满了遥远的忧伤和理性的思考，令人百感交集。
以前我们的法国记者站上不了台面，我们利用中法文化周、文化年，一直策划凤凰记者如何进入总统府。现在，我们驻法国记者是在总统府里挂号的记者，希拉克总统有事，甭管跟中国有没有关系，都会通知我们。我们的记者能乘总统专机随希拉克到中国采访；能跟着阿拉法特采访，从他到法国治病，一直到在巴勒斯坦下葬。还有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直播，都是凤凰驻法记者完成的。
过去我们强调“大事发生时我在场”，现在我们要求记者的是“大事发生时我在第一现场”。第一现场的概念是，在事件发生时，人们在现场里面最早看见你的形象，最先听见你的声音，最快得到你的报道。这是一种很高的要求，也许对记者来说，这就是最高境界。
我们的记者还有一个自我提升的16字令：你无我有，你少我多，你慢我快，你板我活。有了这种本事，就不愁打不了胜仗了。
第一部分创意一流的技术队伍
我们的技术制作队伍是以港人为主的。香港影视业的发达，在国际上是有名的，电视节目里的一切剪辑、包装、渲染手段，香港都比大陆超前，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也有出其不意的效果。香港的大学教育有一个特点，影视专业的学生出了校门就是一个熟手，很快就能上路。凤凰文化与香港影视制作技术的嫁接，使凤凰电视有标新立异之感。
给每个节目确立样式
有了好队伍，还要定方向。资讯台节目都是新创建的，必须给每一个节目确立样式，样式确立了，内容往里装就行了。
比如《时事辩论会》，是刘老板提出概念，就是把新闻事件发生过程中，人们对这个事情见解不同的一种社会形态反映到媒体上。它的典型样式，就是矛盾与冲突。围绕每天的新闻为热点进行冲突性辩论。由于我们已经有了《锵锵三人行》节目，这个节目就定为：四人小组合，深色背景下，人物大特写，节奏快切换，凸显冲突感。结果节目播出没多久，就有观众表示要打断嘉宾马一龙的腿。因为他担任辩论的反方，任务是替美国人说话。
《凤凰全球连线》是资讯台最成熟的一个节目。它的样式是：当前热点，连线方式，当事人物，多种声音，多个窗口，多样解读。不同的亲历者，从不同的角度，讲同一个故事。这个节目现在已经移到中文台了，说明它是精彩的、精辟的。
《有报天天读》是当初资讯台最受欢迎的节目。它的样式是：荟萃天下事，新闻麻辣烫。嘻笑怒骂时，风声鹤飞扬。神来点睛笔，圈在电脑上。
老杨往电脑上一画圈不当紧，无数大陆电视台也开始读报纸，也穿唐装，也往电脑上画圈圈，这也算一种影响力吧。
第一部分一竿子插到底的指挥部方式
凤凰对重大事件的直播，全部是用指挥部方式进行。这是从97香港回归我们首次“60小时播不停”的时候开始的。指挥部方式就是全台上下，一切工作都围绕大事直播运转。主要是解决几个问题，其一是整合节目资源。凡大事，凤凰中文台、资讯台都要并机直播，需要管理层拍板，对知名主持人的调配使用，也不是某一部门能协调的。其二是整合公司资源。技术、广告、公共关系、人力等部门的协调，由指挥部统一指挥，减少了上下环节，避免发生扯皮拉筋的事。其三，保证了与当事国和本国高层的沟通，便于把握尺度。而且我们这些资深记者、职业电视人出身的凤凰高层人士往直播间一站，浑身的血就会沸腾，所有的经验都在那一刻被调动起来，挡不住的激情和挡不住的奇思妙想都奔涌而来，往往能产生上佳之作。现在可以解密的是，伊拉克战争中，闾丘露薇为什么能在战争打响后，成功地从约旦进入伊拉克，就是公司高层反复分析战争形势后，从提高华语媒体影响力的角度考量，同意她冒险进入伊拉克。从她安全进入到几天后安全撤出，表明凤凰高层对伊战情况之熟悉，对报道步骤考虑之精细，对形势判断之准确。
凤凰卫视资讯台在香港大举招兵买马、网罗精英时，主考官是程鹤麟。
程鹤麟是典型的“报人”型媒体人。上大学时，学的是摄影摄像，可他从来就没有拍过一张好照片，床底下永远放着为胶片加厚或减薄的药水。他不为拍不出好照片而懊恼，却为在同学办的邮印小报上发表文章而欣喜。许多同学能记住他，不是因他容貌俊朗，也不是因他才学过人，而是因为他的一张大字报《喇叭裤礼赞》。那时喇叭裤只有小流氓们才敢穿，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程鹤麟把大字报贴出去，然后气势汹汹地穿上一条喇叭裤，不料，周围并没有产生他期望的效果。
由于总是喜怒形于色，并不单纯的程鹤麟会给同事造成“单纯”的错误印象。加入凤凰的头四年他起初负责《相聚凤凰台》北京制作部份，后来改做节目策划，写下了成千上万的文字，却没有得到老板的任何回应，更不可能指望得到采纳。搞得他灰头土脸，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样子。但是有一天早上，情况有点不一样，程鹤麟一进办公室就嚷嚷，嘿嘿，老板那么大的干部，昨天竟然把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问他老板说什么，他却嘿嘿笑着，并不说出，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后来，他调到香港办资讯台，据说每次大的直播下来，他都要上前拥抱一下主播（不包括男性主播），这让有些人很眼红，不平地说，凭什么整个凤凰卫视只有程鹤麟有权拥抱美女，而我们只有干看的份儿？
程鹤麟实则属鸡，但自称属狗。
第一部分程鹤麟说经历：“属狗的”（1）
（程鹤麟，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1957年生，福建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供职于福建电视台。1996年加入凤凰卫视）
我自己比喻自己是狗的性格，我觉得这个比喻太对了，虽然我不属狗，属鸡。狗是这样的：你对它好，它见到你就摇尾巴，见到你就高兴。它不一定会扑上来讨好你，它会站在很远的地方心里暖洋洋地看着你，如果你对它不好，打过它，它以后见到你绝对是绕着走，夹着尾巴。我就这样，我只要吃过谁的亏，我从此以后再不和他打交道了，咱们惹不起就躲呗。
狗的性格里还有一点，不像狼那么好斗。我这人在30岁以前，性子还挺火爆的，有的时候也会乱来，会和同事吵，会和台长吵，和不同的人吵，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30岁以后我越来越不好斗。有一次，上海电视台一个记者问我，说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放弃的，我说除了我女儿，好象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除了女儿，当然还有女儿她妈妈。我随时准备着放弃一切，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我在我那本书里（《我爱女主播》）写道，如果有什么更体面的，赚钱更多的工作，我马上走，做电视多累啊。其实我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做作家，看来这辈子难了。
我这个人不擅交际，来到香港以后，只要是没有公事，就不再和其他的朋友联络了，这是我比较差的地方，导致我不爱做记者。1982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福建电视台的时候，我做了一年的记者就烦死了，然后我就自己改行。当时从记者改行后，在编辑部里面当编辑，是有一点反潮流的那种。办了个节目叫《新闻半小时》，类似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是所谓批评性质的节目。那时候，办这样的节目比较得人心，但是犯错误的危险性大一些。果然，到1989年的时候就出了点问题，我被挂了起来。我就一天到晚睡觉，喝酒，我的酒量就那时候长的，从中午喝到晚上，而且有一群人和我一起来喝。这期间，我开过五六家公司，开过餐馆，与别人合伙开过茶馆。我那个餐馆一共摆四张台子，一张台子只能坐六个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本钱，就请两个服务员，一个厨师。福州人爱吃蛇，可是这个厨师由于给他的工资不高，很多活他是不做的。比如他说不会宰蛇，哪有厨师不会宰蛇的？但是他说不会。没办法，老子自己宰。福建卖蛇的人在路边放一个装满蛇的麻袋，弄一张蛇皮放在外面，你一看就知道是卖蛇的人。卖的一般是毒蛇。你挑选好后，他当场帮你宰。先把蛇敲晕，然后挂起来，拿一把削笔刀，绕着脖颈上割一圈，把皮割开，然后就像脱袜子一样，皮一扒，整条皮就非常完整地扒下来。我看几次就会了，就自己宰。我杀了几次以后，厨师不好意思了，说我现在也会了。
直到有一天，正在筹办凤凰的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王纪言，还有我的师兄钟大年想起我，我才到了凤凰卫视。
我从开始不认识刘老板，到现在干上了一个车间主任级的人物，始终很怕他。为什么怕他呢？第一个，因为他是老板。雇员都怕老板，这是一种对饭碗的敬畏，很正常。第二个，他是天生的新闻人，可以说我们凤凰卫视的领导人里，他是最懂新闻的一个。他所提议决定的事，都是很内行的新闻人的做法，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怎么干都不如他。本来应该我在这个位置上做好的事，他经常给你操心，这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标题不怎么样，老板多次批评，我有一段时间专门去改造标题，但有时想了30分钟都想不出好的，最后还是想到比较原始的，像网络上的标题一样，长长的，基本上看一下标题就不想看后面的事了，就这样的感觉，没办法，很难过的。
第一部分程鹤麟说经历：“属狗的”（2）
还有一次，我们出了差错，我一看躲不过，就赶快给院长打电话自首。他已经气得哆嗦了，院长这人不会当面骂人，第二天他在办公室里说起这个事，他说，他妈的程鹤麟！一说起来就他妈的，我不在场，在场的人他都不骂。我们的主编就哭，说我明明把那个错改了，为什么又播出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我们对网络播出系统不熟悉，修改的片子不会覆盖以前错误的片子。后来，我在编辑部说了一句恶狠狠的话，“谁都不要相信，只相信自己”，意思是任何人发现了错误，马上就地解决，因为你想依靠的人可能正好想依靠你，然后咱俩全完了。
车间主任就够我忙了，可是，老板一声令下，还让我成了《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唉呀，有辱斯文。做主持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的口才比较差，不会像文涛那样风花雪月地谈，也不会谈时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005年，老板又命令我去做《总编辑时间》的主持人，我就更苦了。做辩论会还好点儿，那里有三个杠夫杠婆顶着呢，他们都抢着说话，我只要抽冷子搅和搅和就行了。这回，我跟前没人，得一人说够半小时。人家曹景行做了好几年评论员，早就口若悬河；好些专业主持人，离开播就两三分钟，他才悠悠哉哉地来，我不行，技不如人，得提前15分钟坐到台上，这才踏实。所以我觉得最好在幕后比较好。刘老板两年前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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