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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2-生命的沉湖-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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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你自己能不能像“圣人”那样行事？比如说，面对今天中国的许多违反人权的事，我们像哈维尔那样提出了抗议了吗？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勇气。那么，你所宣布的“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逻辑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又有什么权利裁判他人呢？不错，我自己是时时为自身的软弱而自责的；但我也仅能限于自责，而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要求、责难别人。这里确实有一条原则，说是道德原则也可以，就是律己要严，或者用你的话来说，要“严格严格再严格”，但对于他人，只要不是“主子”与“帮凶”，则是应该尽量宽容的——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以理解为基础，是“劝说”而不是“判决”。这就说到了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即使我们自己做到了，也没有权利裁判他人。周作人曾这样谈到中国传统与现实中的道学家，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机缘所以未曾发露，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性”；“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一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自己的份，便任意地“裁判”他人。这样的“传统”我们当然不能继承。——我完全清楚，你的本意并非如此，我是故意地把话说得如此严重，无非是想提醒你：某种极端观点的逻辑推演，是会落入自己绝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意料到的危险的陷阱中去的。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我的某种不安（2）
其实，在这类问题上，早就有过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当年就大力提倡过这样的“圣人伦理”。他不是高歌“六亿神州尽舜尧”吗？他就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道德”来要求每一个中国人与知识分子的，强制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样的伦理观的统治下，每一个有“私心”的人都真的成了罪人，当年盛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自己的“私心杂念”而忏悔、请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乌托邦理想就是这样变成思想控制与专制的。这难道还不够怵目惊心吗？还可以再举一个血的事实：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由于指挥员的失误，曾有几十万的志愿军成了美军的战俘。其中有一部分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回到了祖国，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严厉的审判，依据就是所谓“圣人道德”：被敌人抓住了，就应该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你现在没有死，活着回来了，这本身就是有罪。惩罚是空前残酷的，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我曾经为此而写过一篇文章，称之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页”。这篇文章当然不能发表，但其中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此刻我在向你——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重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仍在颤抖，并且突然有一种恐惧感：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血迹洗涤已尽，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第三，你的文章是以昆德拉与哈维尔的选择做对比来展开讨论的，而且明显地倾向于哈维尔，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我并不赞成你将哈维尔称作“圣人”——坦白地说，我对“圣人”这个词有着本能的反感；而且我觉得你将“圣人”（这包含着一种道德的评价）与“智者”（这是一种知识的评价）对称，褒前而贬后，这多少有一点道德主义的味道，也是我不太赞同的——不过这都无关紧要，或者说仅是小的分歧。但当你推论到中国知识界的现实，我却产生了某种隐忧。不错，你也说了“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王小波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的话，而且你个人也完全有权利不选择他们的道路，因此对他们的选择提出种种批评——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选择都存在着某种陷阱，因而是可以批评或者提出某种忠告的。你的批评意见中有的我有同感，有的则不敢苟同。比如，你把“专家”这种职业化身份的选择，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文化研究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院派”学者的选择，判定为是这些知识分子“人格与精神资源稀薄”的表现，甚至断言他们“元神出窍”，指责他们的选择是“为了生存”而“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不排斥有的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你所说的情况，但就整体而言，你的这一判断是缺乏分析，并不符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你这里遵循的仍然是“不是圣人就是罪人”逻辑，于是你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有机’的知识呢？”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至少说当今的中国，是不需要学院派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做的纯学术研究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哈维尔”。这样，你又把自己具有合理性的选择推向了极端。我于是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观点：“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以）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尽管“原也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也会产生“许多流弊”。不管你现在怎么看待周作人，但他的这一提醒还是不可忽视的。
我还要谈谈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着“革命救国”与“科学（教育、文化、学术）救国”的不同选择。到1949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历史的结果，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对知识分子中的这两种选择做出了一个价值判决：“革命救国”的道路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而且具有道德的崇高性。许多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忏悔了：在革命者为国家流血牺牲时，自己却为了一己、小家的生存而躲在书斋里，这是有违良知的。正是这样的道德自责使许多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改造”，轻易地否定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文化、教育工作，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不但一无可取，而且是有罪的。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最后推导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性：知识、学术本身就是无用而有害的。——知识分子的不无真诚的自我反省，就这样最后陷入了文化专制主义与反智主义的陷阱。这也是血的教训：知识分子自有弱点，中国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劣根性，这是需要反省与批判的；但千万要注意，不能把这种反省与批判，变成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当然，你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走向这样的极端。
这封信写得比我预料的要长得多，但我还要再说几句。你在文章中谈到了鲁迅，我自己也是不断地从鲁迅那里去吸取精神资源的。最近我也在反省自己的鲁迅观：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的怀疑主义，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对他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我们在突出他的批判的尖锐、激烈、不留情面的时候，对他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而这种亮色与宽厚更可能是构成他的生命的底气的东西。——“底气”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在好几篇文章中我都提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那句话：“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在我看来，鲁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亮色与宽厚做“底”，他无论怎样悲观与愤激，都不会走向极端。——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一再提醒人们，对那些故作激烈的言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启示作用。记得我们在一次交谈中，我提醒你，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做批判的时候，言辞不妨可以尖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的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你对我说，你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宽厚、甚至软弱的一面，这我是相信的，有你的一些散文为证。因此我希望你在今后的写作中，更好地调动与发挥自我生命中的各种因子，既要保持批判的激情与锐气，又要以对人的宽厚与理解做底；在坚持某种选择的同时，不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不同的选择，而且自己也不妨从这些不同的选择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你知道我是最尊崇鲁迅的，并不认同周作人的选择；但我仍从周作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据我的经验，以某一种选择为主，同时对他种选择有所择取，达到互补，这对我们自身思想、人格、性情的健全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仅是供你参考而已。
其实，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不仅是与你商讨，更是对自我的一种反省，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警戒。很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这封信当然不准备发表。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摩罗等朋友一阅，或许能引发出某些讨论。
祝
好
理群
1999年1月10日—12日陆续写成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王东成《生活与艺术人格》序东成先生的这本心血之作，本是应由他的恩师李景隆先生作序的——尽管我至今未曾与李先生见过面，但通过东成的叙述，对这位“历经磨难”而“蔼然面对人生”的“儒雅”之士，却已如故人，并怀着深深的敬意。但先生重病在身，无力提笔，只能由我作为东成的一个朋友来写几句话了。
但我却有些为难。这是一本文艺理论的著作，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我早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对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发言。而且我对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历来有些望而生畏：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创造社的才子们说话、写文章都摆出一副“创造脸”；理论界也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特此声明，以免发生误会），俨然以“天堂的把门人”自居，一面宣示不容质疑的真理，一面对认定的异端大加讨伐，这副道学家面孔也是够吓人的。但东成先生毫无道学气，他倒是以凡人自居的，一再地声明，自己说的全是常识，是可以、而且欢迎读者和他进行讨论的。东成还有点草根气，他不但鼓吹“草根意识”，而且自己在写作中也时常不顾所谓“学术规范”，跳出来直接抨击时弊，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完全不像一个学院里有涵养的绅士。这一点，倒对了我的脾气，我也是因为喜欢乱说话，而让一些人觉得不像个教授的。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破破自己的规矩，来为东成的这本书说点外行话了。
何况东成的有些观点（当然不是全部）还引起了我的共鸣与进一步的思考，似乎也有一些话可说。
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东成先生是非常强调“艺术人格”的。在他看来；“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一块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他强调“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精神漂泊者’，永远不停止对彼岸、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因此，永远对此岸、对现实感到不满”，保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媚权，不媚俗，不媚钱，……‘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东成先生之所以如此大声疾呼，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中没有爱和怕，没有热爱、悲悯与谦卑，无法无天，无所畏惧，太轻慢、无视乃至践踏常识和规律了”，因此，他认为，呼唤“正直的、富有理性和良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发展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当务之急。
我于是想起了20世纪初，鲁迅在《破恶声论》里发出的呼唤：“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当然，鲁迅的思考是更为深广的；因此，我想就鲁迅的这一命题作一点我的阐释，与东成先生和读者一起讨论，希望能使东成先生所提出的前述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一步。这应该不算是跑题吧。
鲁迅在这里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伪士”即“假知识分子”的概念。按照鲁迅的解释，所谓“伪士”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打着“科学”、“适用”等旗号（也即东成先生所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动辄指责别人（例如“气秉未失之农人”）“迷信”，其实质是他们自己“精神窒塞，唯肤薄至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鲁迅因此称他们为“无信仰之士人”。非但如此，他们还要扼杀人们的信仰，即鲁迅所说；“自唯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颠倒黑白，竟至于此。但他们有时也把自己打扮成“信仰”的捍卫者，并动辄指责别人“无信仰”或“背叛信仰”：这同样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表演。鲁迅因此又提出了“正信”这个概念。所谓“正信”，首先是自命为“正确”，而且是唯一而排他的，是对真理的垄断，即所谓“正统”，而实际上不过是某个时代、某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多数派的意志。这些“正信”的垄断者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发自自己内心的信仰的，在“万喙同鸣”中他们早已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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