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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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就是“造反”。［31］其实鲁迅的《阿Q正传》写的也正是这样的“造反”。现在在30年代的所谓现代革命中，他又发现了“革命奸商”与“革命小贩”：所谓“革命奸商”是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做大买卖的；“革命小贩”的门面尽管小一点，因而不免牢骚满腹，但依然是出卖同志以作投机。于是，鲁迅看到：“人肉的筵席”还在排着，不过这回借助的是“革命”。这使得鲁迅不得不再一次回到他的关于“阿Q造反”的命题上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三个月前，他还在一封书信中对大多数评论者都不能理解他写《阿Q正传》的“本意”而感慨不已。［32］而“本意”他是早已说清楚的：“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33］这字里行间巨大的隐忧是显而易见的。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历史选择（3）

　　　　而且，鲁迅自己很快就在与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负责人的接触中，感受到了新的压迫。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况？”［34］他更公开揭露：这些“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35］“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36］。这里，鲁迅再一次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再生产，但它却是由前述现代奴役制度的反抗者所制造的，这自然是更为严重，也更加触目惊心的。对鲁迅而言，这都是他的同盟者，一方面同情并支持他们对现行奴役制度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要反抗他们自身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新的奴役，防范从背后射来的冷箭。鲁迅甚至感到“手足无措”：面对四面来敌，他只能“横战”；“瞻前顾后，格外费力”。［37］但对于认定要反抗一切奴役与压迫；“不顾利害”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是别无选择的，他对为他的处境感到忧虑的朋友一再表示：这绝非个人间事，必加揭露；“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38］鲁迅当然知道这一切的后果，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是洞如观火，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倘旧社会“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39］但即使如此，鲁迅仍然要支持这些革命者，因为在现实的中国，他们依然是唯一的反抗力量：这其间的苦况确实是后来者所很难理解的。　　　　
　　　　鲁迅可以说是在“横战”中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而他留下的遗言是：“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饶恕。”对鲁迅来说，这不仅是要坚持论战中的是非，更是要坚持他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反对来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我以为，这正是鲁迅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2001年12月5日写毕注释　　　　
　　　　［1］见《鲁迅全集》8卷188、190、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见《鲁迅全集》7卷294页。　　　　
　　　　［3］《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6卷382—384页。　　　　
　　　　［4］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收《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588、589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5］《爬与撞》；《鲁迅全集》5卷261页。　　　　
　　　　［6］《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卷217页。　　　　
　　　　［7］鲁迅在现代教育、现代传播、现代商业、现代文化、现代学术中都发现了这样的新的压迫、奴役关系的再生产。由于这一问题的重大与复杂，将另作专论讨论，本文从略。　　　　
　　　　［8］《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鲁迅全集》5卷133页。　　　　
　　　　［9］这里借用鲁迅当年与陈西滢们论战中的说法。参看《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3卷244页。　　　　
　　　　［10］《再谈香港》；《鲁迅全集》3卷541页。　　　　
　　　　［11］《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4卷133页。　　　　
　　　　［12］参看《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卷215页。　　　　
　　　　［13］《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4卷134页。　　　　
　　　　［14］《鲁迅全集》4卷361页。　　　　
　　　　［15］《“题未定”草（二）》；《鲁迅全集》6卷354—355页。　　　　
　　　　［16］《扑空》；《鲁迅全集》5卷351页。　　　　
　　　　［17］《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4卷156页。　　　　
　　　　［18］《“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4卷311页。　　　　
　　　　［19］《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297—298页。　　　　
　　　　［20］《“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4卷312页。　　　　
　　　　［21］参看《门外文谈》；《鲁迅全集》6卷101—102页。《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7卷382—384页。《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6卷344—345页，等。　　　　
　　　　［22］《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4卷191页。　　　　
　　　　［23］《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4卷629—630页。　　　　
　　　　［24］致胡风；《书信·350912》；《鲁迅全集》13卷211页。　　　　
　　　　［25］《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6卷538页。　　　　
　　　　［26］《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3卷423页。　　　　
　　　　［27］《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3卷457页。　　　　
　　　　［28］《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4卷83页。　　　　
　　　　［29］《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4卷283页。　　　　
　　　　［30］《〈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鲁迅全集》10卷336页。　　　　
　　　　［31］《鲁迅全集》3卷207页。　　　　
　　　　［32］致沈西苓；《书信·360719》；《鲁迅全集》13卷397页。　　　　
　　　　［33］《〈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3卷379页。　　　　
　　　　［34］致胡风；《书信·350912》；《鲁迅全集》13卷，211页。　　　　
　　　　［35］致曹靖华；《书信·360515》；《鲁迅全集》13卷379页。　　　　
　　　　［36］《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6卷538页。　　　　
　　　　［37］致杨霁云；《书信·341218》；《鲁迅全集》12卷606页。　　　　
　　　　［38］致王冶秋；《书信·360915》；《鲁迅全集》13卷416、426页。　　　　
　　　　［39］致曹聚仁；《书信·340430》；《鲁迅全集》12卷397页。　　　　
　　　　又据李霁野写于1936年11月11日的悼念文章《忆鲁迅先生》中回忆，鲁迅曾对F君（冯雪峰）说：“你们到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据说F君听了这话；“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李文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1辑68页。1979年上海书店据1937年初版本复印。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1）

　　　　一　　　　
　　　　（一位浙江的读者来信向我揭露了几位北大毕业生与在校研究生的一件丑闻。）　　　　
　　　　××先生：　　　　
　　　　你的来信确实让我感到震惊。尽管我早已意识到，并且多次谈及某些北大人的堕落，却没有想到已经达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这恐怕不是孤立的现象。我在一篇文章谈到，经过近二十年的经营，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最大特点是已无任何信仰、道德原则，一切都出于利益驱动。这利益集团中就有不少年轻的所谓“知识精英”。你信中点出名来的这几位人士就是其中的成员。他们私生活如此糜烂与无耻，在政治生活中却是道貌岸然，也同样无耻。这是一个流氓政治、流氓经济、流氓文化充斥的时代，也是流氓横行的时代。　　　　
　　　　但正如鲁迅引用的爱伦堡的一句名言所说：“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当这些“精英”在肆无忌惮地嫖娼，自己又充当政治、经济、文化娼妓的时候，也总有人在默默地艰难地进行着看起来不合时宜的精神的坚守。我想，这正是你、我以及许多朋友正在或将要做的。……　　　　
　　　　祝　　　　
　　　　好　　　　
　　　　理群5月30日　　　　
　　　　二　　　　
　　　　（一位多才多艺的家在重庆的女孩子给我寄来了她的文章：“我有一个梦，圣洁的关于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北大能帮助我”；“真的，我多么需要同时得到最好的中文教授和理工科教授的帮助，我多么需要摆脱专业的束缚，在大学里拼尽一切力气学习更多、更广、更深的知识，我多么需要在最活跃的科学空气中尽情地呼吸。而这，只有北大。”同时寄来的是一封给“北大人”的“自荐信”：“真羡慕你——能够呆在北大，一个离教条很远，离梦想很近的圣洁的地方，多么幸福。”）　　　　
　　　　××：　　　　
　　　　今天重读你的来信，突然感到了灵魂的震动。　　　　
　　　　因为就在几天以前，我的一个学生横遭暴虐死去了。　　　　
　　　　她是你的同乡，曾和你做着同样的梦。　　　　
　　　　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你所羡慕的“北大人”。　　　　
　　　　然而，她却被残暴地杀害了。　　　　
　　　　学校当局的冷漠，更让人震惊——在他们的眼里，在“压倒一切”的稳定面前，一个学生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　　　　
　　　　圣洁被玷污了。　　　　
　　　　我们所有的人的梦想都破灭了。　　　　
　　　　也许圣洁本就不存在。　　　　
　　　　我们被自己制造的梦欺骗了。　　　　
　　　　这女孩子的血使我们惊醒。　　　　
　　　　如果我们早一点从梦中醒来，不那么麻木，如果我们早就直面北大与社会的黑暗，提出抗争……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面对死者，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北大人，都感到内疚与羞愧！　　　　
　　　　…………　　　　
　　　　怀着难以抑制的痛苦与自责，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你。　　　　
　　　　你还愿意来北大吗？　　　　
　　　　我仍然欢迎你来，不是为了寻梦……　　　　
　　　　祝　　　　
　　　　好　　　　
　　　　理群2000年6月4日深夜　　　　
　　　　三　　　　
　　　　（一位山西的中学生读了我的《话说周氏兄弟》以后，来信提出了一些问题。）　　　　
　　　　××：　　　　
　　　　……你的信中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与“每一个具体的公民”的关系问题。于是就有了如下几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1、谁是国家的主人？　　　　
　　　　2、管理国家的公务人员是怎么产生的？是民选的，还是上级委派的？他们向谁负责：选民还是上级？他们受不受监督？是终身的，还是有期限，随时可以罢免的？　　　　
　　　　3、国家公务人员代表谁的利益？如果他们任意侵犯公民利益和权利，他们还代表国家吗？　　　　
　　　　…………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2）

　　　　这就涉及国家体制的问题。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国家，每一个公民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立人”与“立国”是统一的。　　　　
　　　　当然，公民也应该对国家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来进行协调——请注意，我说的是“协调”，而不是“绝对服从”。如果要求公民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国家利益，那就成了国家至上主义。国家至上的危险性在于，它实质上不是国家利益至上，而是自称代表国家的某个集团、个人的利益至上。　　　　
　　　　以上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仅供你参考。重要的是，你要自己独立地思考这些问题。作文也一样，要写自己想说的话，这就自然有新意了。　　　　
　　　　即颂　　　　
　　　　学安　　　　
　　　　钱理群5月30日　　　　
　　　　四　　　　
　　　　（一位读者来信和我讨论鲁迅，并寄来了他的一篇被退回的诗稿。）　　　　
　　　　××同志：　　　　
　　　　我读了你的《中国文人》，觉得很不错，没有什么“不便发”的。诗中自有你的锋芒，或许就为此让有些人感到“不便”吧。现在的文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明禁，更多的是造成一种气氛，主编、编辑因为自危而自律过严，形成了许多自定的禁令，一些诗文也就“不便发”，实即“不能发”了。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似乎无能为力。于是，大作也只能作为“抽屉文学”而存在了。　　　　
　　　　不亦悲夫！　　　　
　　　　即颂　　　　
　　　　文安　　　　
　　　　钱理群5月31日　　　　
　　　　五　　　　
　　　　（一位陕西的理科大学生和他的朋友在年初寄来了他们自己办的刊物，我却忙得没有时间回信，心里很不安。）　　　　
　　　　××：　　　　
　　　　我一直欠着你和你的朋友的债——信债，更是情债。你们把心血浇灌的《百草塬》馈赠于我，我却迟迟不予回报。今天早上醒来，突然想到你就要毕业了，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于是匆匆提笔。当初也是因为想好好地写一写，却找不到整段时间从容交谈，反而拖下来了。而今天大概也只能简要地说几句感想，这也是要请你原谅的。　　　　
　　　　你们刊物里的文章一篇篇读下来，我的心也一直往下沉，沉……一个问题苦苦地缠绕着我，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声音固执地追逐着我：命运，命运，命运……　　　　
　　　　这是你我都在紧张而痛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