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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2-生命的沉湖-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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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怨恨”这个话题上来。最近这一两年，我经常收到一些年轻人的来信，谈到他们精神的历程：开始时，天真地相信人们告诉他们的一切，用玫瑰色的眼睛看待一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包括看了我们这些人写的书），他们“睁开了眼”，开始正视现实的黑暗。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走出来，这本是一种觉醒，但我从这些年轻人的来信中却隐隐感到了新的危险：有的人在为上当受骗而失悔的同时，又似乎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在用新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与他人时，处处都看到了黑暗。于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怨恨：对曾经欺骗过他们的成年人与社会的怨恨。这引起了我自己的反省：我们在尖锐地批判现实的时候，是否有意无意地也流露了内心的毒气（“批判”从来都是双刃剑，在杀伤批判对象的同时，也会伤害了自己），而对青年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确实应该引导青年“睁眼看现实”，不仅是要正视真实的黑暗，同时也要看到真实存在的光明，最终的目的是要唤起年轻人灵魂深处的善良美好的人性因子，加以细心地培育与升华，以内在的光明来抵御外在与内心的黑暗。年轻人，特别是处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大学生们，他们的思想具有一种不稳定性，看问题容易走向极端，而且经常在两个极端中摇摆；因此，成年人的引导应该十分谨慎，在唤起他们的批判、怀疑精神的同时，更要引导他们敬畏生命，对他人、人生、社会……保持一种基本的信任与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怨恨毒化他们的心灵。
来信中还谈到；“苦难并不能让人摆脱卑微，只有彻底摆脱那个权力网络，在天地中自然行走，才能摆脱卑微”，这也是我十分赞同的。前几年我提出“怎样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张中晓说得好：当人们处于苦难中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一是精神得到升华，走向“天堂”，另一是走向“地狱”，精神也沉沦了。这种精神沉沦就包括前面所说的“怨恨”。其中也有你所说的“对强权者膜拜、诱惑的精神内伤”。
你对“前胜利者”即“共和国”的受益者的观察也很深刻：“那些当家做主，一脑子天真的国民（红色家庭），其实都是精神内伤者。”这一命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揭示国民精神内伤”，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课题，希望不断看到你的新作，并经常进行这样的讨论。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5）
祝
好理群9月17日
九
（一位中学老师写信来与我讨论思想文化界的一些问题。）
××：
来信中谈到“批判的激情有变成另一种专制的可能”，这其实也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批判精神的匮缺，另一方面一些批判者又往往缺乏自省精神，易把自己的批判推向极端，而产生某种危险，例如变成道德审判而显示出某种专制倾向。而一些人在批评这种倾向时，似乎又走向了否定批判的意义的另一个极端，这同样令人忧虑。
需不需要批判，怎样批判，这仍是一个当下思想文化界未解决的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共同来探讨。
祝
好理群9月16日
十
（一位湖北的大学生寄来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天之骄子，我来剥你的皮》。文章尖锐地指出：“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有个朋友说：从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告别万岁’的大学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自我，没有塑造出自我健康的人格。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成为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现状，虚伪、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一些人‘平日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一些人放纵着自己的情欲，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所获取的可观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一些充当‘学生精英’的学生干部，以锻炼能力的谎言和借口，满足权力的角逐欲和官瘾，沉醉于发号施令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鸦片之中”。）
××：
坦白地说，读了你的大作，我的心情颇为沉重：至少你说出了相当程度（当然不会涵盖大学生的全部）的真实，我在北大这块被称为“精神圣地”的地方，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学生。我曾经因此感叹北大教育的失败：许多学生都是满怀理想与激情考入北大的，四年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失去了追求。上学期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的一段话曾使我震惊：“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这年轻人心态的衰老与倦怠是可怕的，而且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更使我感到悲哀。你在信中也谈到了你的困惑：“我不明白的是，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探讨。你和你的朋友自身就是大学生，当然更有发言权。我想到的有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有用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毒化……这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与老化。从大学生自身来看，我以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仰，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精神的信念、信仰与追求，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感，人成了“空心人”，只能把人本能的欲望膨胀到极端，或者依靠利益的驱动，不择手段地在名利场（官场与商场）上追逐，有的则消极退缩，陷入遁世或混世。因此，现在的中国，最迫切的是文化的重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理想、信念与信仰的重建。如你所说，即使有的大学生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只要新的精神信念未立起来，他们也就必然处于迷茫中，或按照现有生活的惯性继续生活下去。但这样的重建，是不能靠他人来指点的，只能由青年人自己来寻求、创造。因此，我非常赞同鲁迅当年的观点：“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你在信中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民间的思想村落，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路正在你们的脚下，这是确实如此的。
祝
好
理群9月24日
十一
（一位贵州的老乡，曾经做过我的访问学者，来信向我述说他的苦恼：“回到贵州，我仿佛又回到了一个遥远的星球”；表达他对北大的怀念：“常在静夜中凝视北方的天际，那里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星系，真想从中得到一种力量，鼓舞我走完前方的路。”）
××：
我理解你对北大的情感，而我这样的身在北大的人，却更多看到它“失精神”的那一面。在我看来，北大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梦。人总是要做梦的，尤其在当下“满目的贫瘠与荒凉”之中，人们更需要一个远方的净土。北大实际上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这是令人感慨的：明知是梦，却依然要做下去。
我也理解你的处境与苦恼。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反差：我这样的一个生活在抽象精神的象牙之塔里的知识分子，常常会羡慕世俗生活的现实感与人情味。而你身处于世俗之中，却苦闷于“杂事如蚕丝一样缠得人日益消沉，人的精力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一点点消失，如指缝间不断漏落的沙子”。理想的人生大概是应该自由地出没于精神的象牙塔与世俗生活之间吧。
感谢你的来信引发了我这些思考。
《生命的沉湖》 第四部分心有灵犀——一束通信（6）
有什么需要我出力处，请尽管来信。
祝
好
理群9月15日
十二
（一位读者来信问鲁迅《弟兄》的“深意”。）
××：
鲁迅的《弟兄》无非是通过小说主人公下意识的梦，来揭示人心灵深处的自私，对所谓“兄弟怡怡”提出质疑。鲁迅作品未必篇篇都有深意，不必过于深究。
匆匆即复。
祝
好
理群9月14日
十三
（一位退休教师寄来了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一篇分析《阿Q正传》的论文，希望和我进行讨论。）××：
你的大作引发了我对《阿Q正传》的重新思考，这是首先要感谢你的。
你对鲁迅自己关于《阿Q正传》的论述所做的梳理，详尽而准确，令我叹服。这些材料过去都看过，但经你前后贯穿，详加分析，竟有耳目一新之感，像是第一次读到似的。于是，你引述的鲁迅逝世前三个月所写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思考——
“《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致沈西苓》，1936年7月19日）
这就是说，鲁迅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很少有人了解他写《阿Q正传》的“本意”，他与他的读者、评论者之间的“隔膜”，感到悲哀。
这确实令人震撼。
那么，鲁迅写《阿Q正传》的“本意”究竟是什么？
其实，鲁迅自己就有过说明，这也是你的文章里着重引述与讨论的——
“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阿Q正传〉的成因》）
这里，鲁迅说得很清楚：“人们”所不了解的，是他关于“阿Q似的革命党”、“阿Q似的”改革的思考的深意。这一思考，也就是《阿Q正传》所着力描写的，有两个侧面：一是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可能发生的“改革”（“革命”）是什么样的；二是这样的“改革”（“革命”）与“阿Q们”（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关系如何。鲁迅特意强调，他“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说明他关注的是中国进入“现代”历程“其后”的问题，这其中一个核心就是现代“改革”（“革命”）。这正表明了鲁迅忧虑的深广，他的思考的超前性。这几乎涵盖了从辛亥革命直到今天的改革的全部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确实是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他写作的20年代中期，这种总结带有很大的预测性，却被其后的历史所证实。这样的“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奇迹”来源于鲁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深知与真知，这是现代中国无人可以企及的。人们与鲁迅的隔膜，说到底，是对中国的真正国情（绝不是今天已被说滥了的“国情”）的隔膜。这也是《阿Q正传》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启迪：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国情，以此作为我们的新的思考与探讨的出发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新思考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提出的那两个问题。
当然，即使弄懂了鲁迅的本意，也不算完成了对《阿Q正传》的研究。因为作品的实际内涵远比作者的本意要丰富得多。在这方面，给读者与研究者的再阐释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也就是说，每一个认真的读者与研究者对《阿Q正传》都可以、可能有自己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和所有的不朽的著作一样，是说不尽的：它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你看，读了你的大作，我竟是思绪绵绵，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么多的话，现在真应该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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