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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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1943年8月在陕北公学训练班上的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所透露的“细密处见功夫”的机心与手段，确实让人大长见识。中国以后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1957年的“阳谋”，在这里都已见端倪。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这条线索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以“不为尊者讳”的史家态度与笔法，对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批判王实味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所作的如实叙述，是特别让人感到沉重的。本世纪为什么一再出现鲁迅所说的“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上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的悲剧，这是人们不能不深长思之的。　　　　
　　　　生命的沉湖　　　　
　　　　本书所揭示的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还有很多。作者自有他的见解，也只是点到为止。进一步的思考留给了读者。作者自己也表示，他还要将他的思考写成专论。那么，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下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我们仍要感谢作者：他帮助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尽管直到五十七年以后的世纪末，才有了这点“明白”，似乎迟了些，但却来得不易：我们懂得这分量。　　　　
　　　　1999年12月25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　　　　
　　　　会上的发言作者比我大四岁，那么，我们就是同时代的人了：都是出生在30年代后期，主要成长在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因此，我是以“读自己的历史”那么一种心态来读这本书的，觉得很亲切，读的时候既放松又投入，有时会心一笑，读到有些地方心里酸酸的，想哭又不想哭。这些年已经很少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了，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感谢作者：他的笔触动了我的心灵深处的某一角落，又让我得到了精神上的某种满足。一本书，能够引起读者（我相信绝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的感应，就足够了。所谓评论界如何评价是无关紧要的，似乎也不必去追求多大的“意义”。　　　　
　　　　作为读者，这样放松地阅读，愿意想就想想，不愿意想就这么读下去，读下去，这也就够了。不幸的是，或者说讨厌的是，我还有另一种身份：除了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外，还是一个研究者。这就糟了：书读完了，还要想想历史观、历史写作这一类的所谓“学术”问题；而且今天请我到这里来，大概也是要我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于是我也只能按照派定给我的（某种程度也是我自己选择的）角色说话，就有了下面这一番议论。——但我希望，我姑妄说之，大家也就姑妄听之，是不必过于认真的。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自然免不了要出现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种种叙述。历史叙述总是有所遮蔽的。就我已经读到的有关共和国历史叙述，就有种种遮蔽，而被遮蔽（特别是有意遮蔽的）部分是特别有意思，让人要好好想一想的。这是一个有很多的话可说的话题。这里仅就这本书所涉及的谈一点。人们爱谈的是决定亿万人的命运的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恰恰忽略了那“亿万人”的活动：自己的命运先天地被大人物决定了，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活下去的呢？人们还喜欢描绘大的历史事件，土地改革、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但这些大事件在一个个、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共和国普通公民的心灵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这些就不谈了，被历史叙述省略了。而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人的心灵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历史呢？这会不会造成某种根本性的残缺呢？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通行的历史叙述的遗憾，而看重这本共和国普通公民的回忆录的：它以“野史”的个人性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相对自由、松弛的笔调，揭开了被“正史”所遮蔽的历史的某些侧面，我从中读到了许多别处读不到，而又发人深省的东西，从而加深了对共和国历史的认识。　　　　
　　　　比如说吧，共和国是一场革命的产物，所谓“革命”就是对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的一次大颠倒，导致了原有阶级的、社会的、人际的关系的大变动——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一般的历史叙述也都是写到此为止。但其实是还应该追问下去的：这样的大颠倒、大变动，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地位、利益各不相同的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呢？他们各自对此做出了怎样的行为的、情感的、心理的……反应呢？缺失了这些的共和国历史至少也是不完整的吧。从这一角度来读这本回忆录，就十分有意思了。作者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原本是处于社会结构的上层的，正是革命的对象。因此，社会上这一部分人的命运，他们的情感生活，从来都是被排斥在共和国历史叙述视野之外的，即使偶尔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也都是被妖魔化（非人化）的。而本书却提供了一种真实，包括在土地改革风暴来之前，作者的父辈所做出的反应，都让人触摸到了面对必然到来的大变动的历史当事人心灵的颤动。而作者本人以后的种种经历：他怎样应对“从众星捧月的少爷成为人人可欺之的贱民”这样的人生巨变；他怎样又从普通平民的生活中找到了位置，不仅生存了下来，也寻得了爱情，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处世哲学；而在世纪末的社会变动中，他又怎样奇迹般的获得一次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机会（不仅是经商，也包括本书的写作），而这才能恰恰是从父辈那里遗传下来的。这“一个人”身上所显现的历史沧桑，正是真实地显现了共和国的革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戏剧性的。——真的，我在正规的历史书中还未见到过这样有深度的历史呈现。　　　　
　　　　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共和国在前三十年是一个高度计划化的社会，生活在共和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与非公民，都毫无例外的处于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计划控制之内，不用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就是人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甚至是床笫生活……所有最私人化的生活，都纳入了计划的控制轨道。这是生活在另一种社会的人所绝难想象的。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后人理解与重述这一段共和国历史最大的难点之一。而本书恰好以大量的具体可感的历史细节真切地呈现了这一切，这就有可能让后人不是从理性的分析中，而是从感性上去感觉、触摸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共和国历史的真实，这是偏于宏观大叙述的历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刚才许多朋友的发言对此已经有了很透辟的分析，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谈的是另一方面。面对这样一个计划化控制的社会，没有亲历过的后人可能要问：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下，人们是如何活过来的呢？本书的作者正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以同样丰富的历史细节对此作了具体呈现。控制自然是有效的，并且已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中；但人们却也总能从严密的控制中寻找到某些空隙，并以中国平民百姓特有的生活智慧，尽量地加以扩大，从而为自己以及家人获得某种生存的空间。这种生活的智慧自然是令人心酸的，但它也表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并且是深扎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结构的深处的。它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事实上是构成了对前述计划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形成了无形的破坏与削减，它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觉察，却又是极其顽强的。而且最终的胜利者仍是这平民百姓的生活逻辑，或者说历史总是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尽管处于历史辉煌位置的大人物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一点，而普通平民百姓也永远是沉默的。某种机遇却使这本书的作者开了口，并且凭借书的形式得以传播；我有机会读到了它，并因此看到了一些被掩盖了的东西：这都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吧。　　　　
　　　　最后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本书的历史叙述有没有被遮蔽了的内容？我想，大概是有的。根据也是我的阅读体验。坦白地说，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我对本书1949年以后的叙述最有兴趣；但凭感性的直观感受，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却是1949年以前的部分。与后者的酣畅淋漓、轻松自如相比，作者写到共和国这段，就常常语焉不详，从有意无意的回避中，可以感到作者内心的某些紧张。其实也未必有什么具体的压力，而是已经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的人生经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的），在暗暗地提醒着、监视着作者。这本身就是共和国人心灵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　　　　
　　　　1999年4月2日写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燕山偶语遭奇祸”（1）

　　　　——《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　　　　
　　　　这本是一本普通的杂文集——1961年；《北京晚报》约请时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用马南村的笔名，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时，是把它定位为“知识性的专栏杂文”的；因此，作为专栏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生命的三分之一》，讲的是如何“利用夜晚的时间”；“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之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当然，既然是文人作文，在谈天说地之时，也会涉及时弊，比如一篇题为《智谋是可靠的吗？》的文章，就批评了那种“喜欢自己逞能”；“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的作风，强调要“重视群众的智慧”——其实作者也并没有越出毛泽东所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类的话题。但在当时算是说了一些真话，再加上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因而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后来《燕山夜话》结集出版，前后共印行了三十万册。《燕山夜话》之外，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还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是邓拓、吴晗（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杂文家，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人。《三家村札记》里的杂文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燕山夜话》写作时间并不长，始于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就中止了。作者在《燕山夜话》第五集出版时，写了《奉告读者》，特意说明：“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在此之前（1962年7月），作者在为书的第四集所写的《编余题记》里，曾提到对《夜话》里的文章也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期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假如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那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些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以后的事实却证明：这都是书生之见——作者虽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对60（70）年代的中国政治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时隔四年，1966年5月8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解放军报》突然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江青“写作班子”署名为“高矩”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文章；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署名为“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又抛出了《评“三家村”》的长文。这些文章以同一腔调，给《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横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罪名，并且勒令全国报刊一律转载：这完全是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围剿”。　　　　
　　　　请看他们是如何给《燕山夜话》罗织罪名的——　　　　
　　　　前述《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本来是鼓励人们在劳动、工作之余，多读点书，不要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姚文元却偏说劝人业余读书，就是要“腐蚀”人们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并由此而为“和平演变”组织力量，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智谋是可靠的吗？》如前文所说，是批评“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的作风，本是泛指；到了姚文元的笔下，就变成了“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还有一篇《堵塞不如开导》，原意是强调对事物的运动，应避免用鲧那样的“堵”的办法，而要像禹一样地实行“开导”。姚文元却抓住文章中的两句话：“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然后任意嫁接为一句话：“一切事物都应积极开导”，于是大加引申，发挥：“这岂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也要积极开导，顺利发展？”　　　　
　　　　《燕山夜话》里有一篇《交友待客之道》，本来是为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而写的，所以有“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这样的话。姚文元笔头一摇，就变成了邓拓“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再一变就变成“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　　　　
　　　　大概无须再作举例，就可以看出，横加给邓拓等人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姚文元这类刀笔吏先定了罪名，再去搜罗“罪证”，不惜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中国历史上专制强权统治下，罗织人罪的所有的伎俩，都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典型的文字狱！　　　　
　　　　但这中国文字狱新的一章却打着革命的旗号，是在“防止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义”下，有组织进行的，其社会动员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似乎很容易地就煽起了全民族的“革命义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着工农兵代表、各条战线先进人物，以至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批判文章；中国每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单位，从工厂、机关、学校，到军营、农村……到处都在召开声讨大会，贴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