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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2-生命的沉湖-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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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终于从迷狂中清醒过来，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人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时，我们经历了一次最深刻的绝望，按一位知青在一封通信里的说法，这是一种走向地狱般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用最冷酷的眼睛来观察这个社会，抛掉了那种行尸走肉还不能舍弃的装饰，我得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结论：凡是死亡的事物，都带上了死亡的色彩，而这色彩，是用什么颜色也掩盖不住的。”（参看《民间书信（1966—1977）》，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388页）有了这样的绝望体验，人们就从根底上接近了鲁迅。《劫灰残编》的作者，正是在自己感悟到“前面是坟！坟之后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一瞬间，读懂了《过客》与鲁迅的。这是一次历史的遇合：正当中国社会孕育着巨大的变革（这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敏感的民间思想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为此寻找与磨炼思想武器的时候，他们重新发现了鲁迅。鲁迅终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曲解与利用，以其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本来面目，参与到“文革”后期民间独立思考中，成为新的探索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劫后残编》的作者十分生动地回忆了他当年“在只有三条腿的歪斜的桌子上，伴着一豆油灯”深夜读“幸免于灰烬的鲁迅的书”的情景与感受：“读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就仿佛他所痛陈的一切、他所愤怒的一切、他所蔑视的一切、他所悲怜的一切、他所热切的一切，都直指着我们都直斥着当世的非人的一切。我常常边读边感到心灵的震颤。”这发生在鲁迅和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年轻一代之间的生命深处的共振，影响将是深远的。
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篇我们所说的被埋没、被遗忘的文字——这是《劫灰残编》的作者卢叔宁于1972年11月11日写给他的知青朋友志拴的一封信，是那个时代民间交流中的“鲁迅论”。
这封信是作者对收信人一个多月前的来信的回应。来信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为新的“启蒙运动”做准备，这正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与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可以理解的：“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专制集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的根深蒂固，它的根基，远比枝干更深更长更广的根基，牢牢地密布于它所依附的大地上”。如作者在信中所说；“如果说中国未曾有过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一个遗憾的话，那么能够进行更广泛得多的无产阶级启蒙运动就不仅可以补前者之不足，而且可以是一次社会思想的飞跃”：这几乎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而事实上成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先声。我们感到兴趣的是，鲁迅正是被这样一个已经呼之欲出的历史运动召唤出来的：他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启蒙者”。这个认识决定了鲁迅对8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无疑是有思想史的意义的。
生命的沉湖因此；“文革”后期人们在思考鲁迅的意义时，是与对中国历史的反省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封通信中的如下讨论：“你提到启蒙运动，细究起来中国何曾有过启蒙运动呢？相反有的是蒙昧时代。自然启蒙也是有过的，但一旦启蒙者也坐上了以往自己所攻击的王位宝座时，启蒙者就变成了蒙昧者，启蒙运动也就为蒙昧教育所替代了。往日的市野上的革新者一变而成了王族、幸臣、侍从。”这里所说的“启蒙者变成蒙昧者，革新者变成新的统治者”的历史循环，正是鲁迅所要揭露的“彼可取而代之”的“阿Q式的造反（改革）”的本质。他早就预言：“此后倘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在离世前三个月还在一封通信里，特地谈到后人不能理解他的这一“本意”的担忧。而鲁迅这一预言，却在“文革”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那个时代有一句相当响亮的口号，叫作“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讲的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因此；“文革”的所谓“造反”，不过就是以连起码的游戏规则都不讲的新贵（以“四人帮”为代表）取代多少还讲点规矩的老官僚。因此，可以想见，1972年的这些民间的思想者在面对这样一个“走不出的蒙昧与奴役时代”的历史与现实，他们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而要走出这样的怪圈的第一步，就是要如鲁迅那样，敢于正视与揭露：不仅是“现代的前身”，就是“其后”也会产生新的蒙昧主义与新的奴役这一历史的循环现象。——正是在对任何形态的蒙昧与奴役的再生产保持高度警惕这一点上，鲁迅显示出了他的真正的启蒙者的意义。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二十九年前的一封书信（2）
不过，通信的作者卢叔宁和他的朋友首先要做的，却是要抹去“文革”的蒙昧主义强加于鲁迅身上的历史的灰尘。于是，又有了这同样沉重的文字：“鲁迅的境遇，在生时受到的是无穷的攻击和暗箭，而死后在一些人则庆喜地将他忘却淹灭，……更有一些人则以尊崇他的姿态将其摆在他们宗祠的祭坛上加以顶礼。其目的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神像来装饰自己的门面或驱斥自己的政敌。……鲁迅的向着自己、他人、社会刺去的解剖刀变成了专向不祈祷不跪拜的异教徒的严厉的法剑。鲁迅在生时所无限同情又无情地批判憎恶的阿Q们，还有那鲁迅用厌恶与蔑视之笔画下的聪明人们（奴才、假洋鬼子等）在鲁迅死后，倒反过来将他‘聪明地’‘阿Q’化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和怎样一种痛心的悲哀啊！”没有比将蒙昧主义的死敌变成蒙昧主义的工具，更令人憎恶与痛心的了；这是中国的“聪明人”惯用的伎俩，而善良的人们总是对之缺乏警惕。卢叔宁们由此而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揭示这些该是新启蒙者的任务之一吧。‘还我鲁迅’该是鲁迅精神真正继承者的口号。‘还我真貌’则是鲁迅幽灵哀痛而深沉的呼号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80年代学术界所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主张，正是对这一历史呼唤的回应。这本身就构成了80年代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写作于“文革”后期的这封通信也因此获得了某种文献的价值。
当然，这封通信最值得重视的，还是作者对鲁迅的价值的正面阐述：“鲁迅对中国是太宝贵了。他是中国昏沉沉几千年产生的第一个最无情最彻底深刻地对中国社会的揭露者、批判者。中国在昏睡状态中度过了几千年，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或者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敢于将中国的真面目揭示出来。总是欺骗着别人也蒙骗自己，骗者也被骗着。在无数的礼节和假面中活着。统治者高兴在假面后面将自己扮成人民的救星，上帝的使臣，人们则甘于在假面具后面求得苟活。而一旦人民试图揭露那假面，看穿那统治者的狰狞贪婪的真貌时，则遭到最残酷的镇压。于是在被血装饰的假面后又恢复了双方的平静，虽然是像在森严的大殿里一样可怕的平静。”这里，又是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瞒和骗的大泽”（鲁迅语）的历史循环，这几乎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从一个假面再到另一个名目的假面，中国人任何时候都生活在不断创新的假面具中，而且是由赵太爷们与阿Q们共同制造的。当作者说到“被血装饰的假面”下的“平静”时，心中是绝对不平静的：那正是1972年的中国的现实；“于无声处听惊雷”，历史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变革的临界点。鲁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卢叔宁和他的朋友，向所有的民间思想者显示出他的力量与价值的：作为“中国昏昏沉沉几千年产生的第一个最无情最彻底深刻地对中国社会的揭露者、批判者”，在现代中国，他几乎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瞒和骗”的大泽的第一人。
通信的作者对鲁迅的揭露与批判的力量有着十分深刻的体认：“是鲁迅第一个不仅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真貌而且第一个更深刻地将自己所深挚热爱同情的人们的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揭示出来。前者的揭示不是由鲁迅始的，……而后者的揭示却是鲁迅独得的伟大。历来统治者不仅想隐瞒自己的真相，更恶毒比隐瞒自己更坏千百倍的是，不让人民认识自己，自己的缺陷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信心自己的前途，这是最可怕的愚昧和奴化。”这里涉及到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现代思想史上始终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最容易失足之处。如作者在信中所说，曾有过对劳动者“崇以虚名”的做法，这是“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个占主流地位的思潮：将知识分子与人民（劳动者）对立起来，美化后者而贬抑前者，当然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启蒙的意义与价值。作者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自发论的推崇者十有八九是可鄙的骗子”，鼓吹“人民至上”是假，不过是要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与名义，实行反知识、反文明的蒙昧主义与思想统治，所以作者说这是“最可怕的愚昧和奴化”。但同样值得警惕的另一个倾向，即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神化，自认为是代表先进的先知先觉的救世主，而视普通劳动者为阿Q”，甚至是必须排斥的消极、反动力量，这样，也从根本上否认启蒙，或者把启蒙变成强行灌输与改造的新蒙昧主义。鲁迅正是在这里显示了他的榜样的力量：一方面，他敢于正视并无情揭露人民“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如作者所说；“鲁迅在揭露阿Q的伤疤的时候似乎比那些说阿Q的伤疤有独特之美的人要遭到他人（甚至阿Q本人）的责骂。但真正爱阿Q的不是后者恰恰是揭露者的鲁迅”。另一方面，他十分明确，揭露的目的是让人民认识自己（包括自己的缺陷与力量），以便更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看出，通信的作者的这些论述，是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自述的一种理解与阐释，又显然包含了作者及他那一代人的“文革”经验（包括上山下乡身处底层社会以后的体验）的一个历史的总结，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作为“文革”历史经验的总结，作者由以上对鲁迅的启蒙主义的理解，引发出的两个结论也许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识别一切统治者的标准。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们的视听，却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统治者是骗子强盗。不仅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为自己的自觉的主人者是人民的真正代表者。
不可小看这一“标准”。鲁迅曾经说过，他的一些文章“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那么，这里的总结却是“文革”的被欺骗、被镇压的历史的血的经验结晶。
“启蒙的意义目的，我看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盲目的人类生存者”。“劳动者一天不觉悟，一天不能认识自己的地位，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天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生产的管理，那么他们也就一天不能结束自己过去那种被人愚弄摆布的可悲地位。新的‘资产阶级’就一天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殊权力，劳动者一天不会成为自己的实际的主人（而不是主义上的）。”——这是那一代民间思想者经历了“文革”的磨难，经过艰苦的独立思考与探索（在那个时代做这样的探索是要冒生命的危险的），重新确立的理想与价值理念；是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思想启蒙与解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一个理论的设计与期待。经历了以后的一切的我们，今天再面对当年我们自己也曾参与的这一切，自会有无限的感慨，引发出更为深广的思索与反省。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文革”期间达于极致的思想与舆论控制，使得这里所进行的思考与理论成果，只能以私人通信的方式在极少数人中流传，而不能及时地转化为社会思想财富。以致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思考，无法在前人已经达到了高度继续前行，而不能不一切从头开始，这就是有些学者已经指出过的“思想史的断裂现象”，这是应该引起注意与反思的。正是这种断裂，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文革”时期的中国的思想界只是罪恶与谬误的堆砌或仅是一片精神废墟。这是不符合事实与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凡有人的存在，就会有人的思索；思想是任何力量也禁止不了的。即使是最黑暗的年代，也会有思想的创造，也总有这样那样的理论成果作为历史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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