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说唐-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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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令太宗之死党得先隐伏夺据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见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

　　看来，这次“苦迭打”关键之关键，是玄武门禁军首领常何，史书都讳而不谈了。

　　这位李建成的部属，并非那天战场上阵前倒戈，弃暗投明的，而是早就被李世民所笼络收买，成为埋在玄武门的内应。李建成、李元吉在六月三日夜里，已经得到张婕妤的线报，获悉李世民已伏兵太极宫。明知是阴谋，仍敢大摇大摆地进宫，他也深信不疑玄武门是他的地盘，禁军听他的指挥，常何是他的嫡系。没想到，一进皇宫，状况丕变，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死地，只好交出性命。

　　可想而知，这个收买常何的过程，自非一天两天；这个将玄武门的控制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更非一年两年。唐太宗谋权夺位之心，与“苦迭打”的准备，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慝”，早就烂熟于心，早就成竹在胸，早就准备无所不用其极，早就打算用同胞兄弟的血肉骸骨作垫脚石，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

　　这就是伟大的唐太宗很不怎么样的一面了。

　　因此，我对于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无论过去的，还是后来的，我都持半信半疑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据以当真。大概没有偏见，无以成文人；没有矫情，难以成历史。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瞒”和“骗”这两个字。细细想来，真是很有道理的。

　　也许，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避免去做别人思想的奴隶。


　　唐朝的歌手

　　先从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诗人的一次长安郊游说起。

　　那是一个冬天，天空中飘着不大不小的雪花。按照如今西安的气候，度量唐朝开元年间的这座都城，也应该是天寒地冻，冷得伸不出手，人们尽量蛰居在屋里的季节。现在弄不明白究竟是诗人们事先商量好了，临时无法通知更改，不得不冒雪应约而去呢，还是一千多年前，关中地区的大气环境要温湿煦暖些的缘故，不像现在这样的干冷干冷，诗人根本没把这　
　
　
点雪花，这点寒意当回事。倘若，这两个原因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在太平岁月里活得太滋润，太舒服，太过温饱，太过丰裕的唐朝人，一种排遣时光的浪漫了。

　　当时，这三位诗人，都在风尘未遇之时，诗名是有的，功名却未必。因此，也没有私家车，可以自驾出游，也不好意思向哪家出版社或哪家文学杂志社打秋风，借用他们的公家车。这样，诗人们在西市集合，出春明门，任由蹇驴驮着，在飞舞的雪花里，在透着格外清新的冷空气里，往郊野蹀躞而去。

　　也许一路走来，有些累了，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只不过文人雅趣罢了。恰巧路边有座旗亭，便跳下驴来——自有人为你拴好牲口，进得店中。唐朝到了开元年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大富足的状态之下，以至像这类官道上的驿站，都免费向过往人等提供食宿便利。

　　不过，终究是文人的缘故了，多少还有一点潇洒，还有一把风流。当然，他们属于进京待考的举子，非今天那些没着没落的北漂一族可比，是可以亮出身份，掏出官牒，享受这种优渥待遇的。但无论怎么说，他们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便额外付了点银子，讨了个雅座，要了一壶河东桑落酒，把杯弄盏，兴高采烈地开始谈天说地。文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别的话题呢？无非谁写得好，谁写得坏，无非谁写得不好，偏派红包要大家说他好，无非谁写得很坏，居然恬不知耻地捣弄到一个什么奖之类，属于言不及义的闲扯而已。

　　正当他们三位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几辆应该称之为轩的高盖马车，停在旗亭外边，顷刻，人声笑语，喧然而来。诗人们望眼窗外，只见一行人，悉皆丽服盛妆，奢华曳冶，花枝招展，灿若桃李的妙龄靓女，加上若干她们的跟班听差之流，进到店堂之中。听她们的口风，毫无疑问，这班欢场人物，显然也抱着与诗人同样的心思，步履出闹市，踏雪望终南，寻求一份野趣而来。

　　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开元年间，说来不长，却也不短的29年间，大概算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最好年月了。惟其难得，所以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总也忘怀不了。这之中，除了物质因素外，更憧憬的，或者更神往的，则是开元年间那种难得的浪漫精神。

　　惟富足，才有可能浪漫；惟太平，才有条件浪漫。而整个社会能够浪漫起来，有得浪漫，可以浪漫，是建筑在相当长时间的国泰民安上的。

　　若是兵荒马乱，疲于逃命，路有饿殍，民不聊生，大概很难有强烈的创作冲动，肚子都吃不饱，还能有心思作诗吗？饿得前胸贴后膛，想风流也是风流不动的，杜甫在这方面最有体会了。在三年灾荒期间，作家几乎没有什么作品拿出来贡献给大家，也是一个雄辩的证明。应该说，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只要赶上一个相对平稳，相对温饱，而且，相对来说还是不怎么苛虐文人和艺术家的年代，总会有一个长足的进展，庶几无负于这个大时代。

　　其实，这三位诗人，准备一捷科举，拿得进士名头，温习诗书，勾留长安，偶尔兴起，踏雪郊游的这个冬天，还只能算是“开元全盛日”的初始时期，好日月还在后边呢！

　　可文坛的盛唐气象已经显现出来了，像李白、贺知章、王维、孟浩然等名气更响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仅为宫廷慕名，为帝王瞩目，甚至连日本、朝鲜、鸡林、西域各国，都不惜重金收购，视若瑰宝。那时的中国诗人，要比当下中国的小说家神气一些，不是他们巴结外国的汉学家，而是外国的汉学家跟他们猛套近乎。就看李白那首《哭晁卿衡》中他与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的交往，便知大概。

　　这时，旗亭里又走进四位绝姣好、绝艳丽的女子，毫无疑问，她们才是这次欢场人物聚会的主角。一时间，竟十分热闹起来。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令诗人目荡神移，鬟香鬓影，秀色可餐，遂不觉沉醉其中。可男欢女笑，打情骂俏，视觉上享受，听觉上痛苦，坐了一会，终于也打算离开了。

没想到有人提议，值此良辰美景，何不请这几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领，唱上几首从教坊里传出的曲子，令吾等一新耳目呢？唐朝的歌手，在宫廷的，属于教坊，均系大腕；在藩邸的，属于乐坊，也有名角；而在民间的，属于唱班歌社，便是大众娱乐了。

　　这三位诗人，王昌龄居长，便在阁子里低声对高适、王之涣讲：此辈不知我们是谁，既然要歌，必歌时人之作，这倒不失为对吾辈之诗一次难得的评断机会。到底要看看这些歌手　
　
　
，会唱出些什么来。

　　说话间，音乐声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王昌龄的诗，他竖起拇指。接着，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来唱道：

　　开箧泪沾臆，见君今日书。

　　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诗，他也竖起一指，面露喜色。随后，第三位歌手被众人推上前来，她一张口，使得王昌龄笑逐颜开：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竖起两指，表示他连捷。

　　王之涣自以为得名要较之他俩早一点，却没想到歌手们不唱他的作品，使他很没面子。遂一摆手：“此辈皆潦倒乐官，所歌皆下里巴人。俗物岂敢近哉？”他指着那四位歌手中未献唱的一位，也是最出色、最俊美的一位，说道：“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君等抗衡矣！脱是我诗，君等皆须列拜床下，奉我为师。”大家笑着说，就依你，我们等着看她究竟会唱什么？

　　她姗姗地走到众人面前，樱唇初启，玉喉高启，唱出来的果然是王之涣的成名作：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也将指头竖起，“田舍郎，吾岂妄哉！”

　　因大谐笑，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语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请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从之，饮醉竟日。（《说郛》卷二五载薛用弱《集异记》）

　　由此可知，唐诗之所以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唐诗是可歌的。后来的诗，便不可歌了，于是，也就远不及唐，也就休想超越这座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巅峰。诗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审美意义上，诗的活力便先衰减了大半。再后来，诗变成白话，变成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也成就了歌手这一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写在史书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她）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阻隔，也没有任何踌蹰，面对那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

　　无妨如此说，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廻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旧唐书·李益传》）

　　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在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她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她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是她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　
　
　
候，谁是她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以上均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比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也未必有这份财力。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应该不算困难。而要她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今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　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