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的肉骨汤，服乳酸钙来补钙。　　　　
　　　　延安保育院，正式名称叫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七七事变后，全国出现大量的逃难儿童。为救助这些孩子，全国的妇女界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设立11个分会29个分院，延安保育院就是其中之一。在延安保育院的救助下，边区的许多儿童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为边区家庭和前线的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　　　　
　　　　春末之际，延安迎来这一年最重要的一个会议。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此时，距离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会上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得到国民政府颁发的一份特派状，他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一起，被委派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即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1944年，随着二战接近尾声，为了维护和平及建立未来世界的新秩序，中、美、英、苏四国在美国敦巴顿橡园会议上讨论，决议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5年：胜利与返乡（2）

　　　　临行前，在重庆机场，摄影师为董必武拍下了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董必武看起来十分平静，气度从容。　　　　
　　　　董必武在美国的出现一下子引起轰动。当时，一般美国人印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迥异于常人的三头六臂式的人物；可董必武却是一个八字胡须稀疏下垂的和善老人，演讲时更是有理有据，没有强加于人之处。一些西方记者形容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为人和蔼可亲”，但又“颇为机敏”。　　　　
　　　　在美期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以1万美元捐助《华侨日报》。不过他在美国接受华侨爱国同胞的赠款更多，这些钱用来替《新华日报》买回了3万美元的印刷设备，还为有关部门买了其他急需物资。　　　　
　　　　为了节省开支，董必武自己和他的秘书没有住宾馆，而是租用一位华侨的宿舍，自己做饭。根据一本已经保存了60多年的笔记本上的记录，他们每人每天的房租只有1个多美元，伙食费只有两个美元多一点，在所列20项收入中，有三项是董必武捐出或上交的，合计美元2　540元。董必武在签字仪式上穿的那套西装，只花了25美元置办。　　　　
　　　　两个月之后，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签字的时候，大会以抗战开始最先，特地推中国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签字国。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首先签字，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中国，用毛笔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芷江，湖南雪峰山区一座古老的小城。4月中旬，日军对芷江发动了进攻，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了。近20万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全面击溃7万日军，俘虏日军300多人。当中国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视察日俘时，发现他们一个个都蓬头垢面显得稚气未脱，一见到清澈的池水顿时嬉闹着扑向水塘。见到此情此景，王耀武只留下了一句话：“日本帝国死期已近，让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少年娃娃出来打仗，能不完蛋吗？”　　　　
　　　　与此同时，在欧洲，德军正试图和英美盟军接触，想求得西线实现有条件的投降。东线上，苏联的进攻势如破竹，苏军已经到达了柏林城外。　　　　
　　　　4月24日清晨，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借助伏尔加酒的作用，随着苏军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后续部队，强打着精神向柏林推进，同时用速记本记下了所见所闻：“在经过柏林市区东北维森湖区时，一群衣衫褴褛的儿童围了上来，我把衣兜里所有的糖块都拿了出来。他们指着远处被毁灭的村庄，嘴里不停地在说什么，解放他们的意义到底何在？”　　　　
　　　　格罗斯曼进入柏林郊区后不到一天，苏军与英美联军会师易北河。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一周后，德国正式投降。　　　　
　　　　德国的投降，让美国将所有复仇的怒火转向日本。当时，美国国内充满了各种反对日本的宣传画，有的借一个日本卡通士兵表现出美国工人的各种恶习；而从这张宣传画可以看见，强壮的山姆大叔正挽起袖子说：“日本……你是下一个！”　　　　
　　　　6月，日本岛已经完全被美军海军围困，全国250万间房屋遭到了B…29轰炸机的“天火”式轰炸。　　　　
　　　　整个日本大地上，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倒塌破损的城市瓦砾间寻找食物。7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无奈的措施，鼓励人们收集橡子，这是当时日本唯一还算充足的食物。　　　　
　　　　随着日本每况愈下，在日华工的日子变得更加艰苦起来，饥饿已经使他们几乎无法生存。日本花冈矿山的中国劳工刘智渠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过了元旦，仅仅是吃的馒头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馒头中间先掺杂一些苹果粉的东西。不久，苹果粉没有了，又掺杂了豆饼和树皮。有时候也不知道掺进来的叫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好像是沙子一样。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去。”　　　　
　　　　两年多前，日本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的不足，决定在中国强征劳工。刘智渠所在的花冈矿山先后从中国强掳劳工979人。　　　　
　　　　中国劳工到达日本后，每天都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夏季每天5时半起床，冬季6时起床，晚上7时，才能回到被称为“中山寮”的简陋居所。　　　　
　　　　所有中国劳工的服装都是破烂不堪的，他们只得到一件上衣，不仅劳动时穿，睡觉时也得穿着。到了冬天，由于寒冷，劳工们不得不用装面粉的纸袋子掖在裤子里裹着身体，把胶布和布片用绳子和藤条绑在破烂的鞋上。很多人手脚被冻伤，回到寮内一受热就疼得嗷嗷叫。　　　　
　　　　1945年新年后，由于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近三分之二的人因病倒丧失了劳动能力，被运到了只能收容10人的看护室。但这里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甚至连汤都不能满足。刘智渠回忆说：“如其所说是等待康复的病室，不如说是‘去火葬场的接待室’更为实际。”　　　　
　　　　7月6日晚上，日本花冈矿山的二十几名中国劳工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苛刻待遇，手持铁锨，闯入了日本监工的寝室，当场打死四名日本监工。日本宪兵、警察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被动员到镇压行动之中，参加暴动的华工无一幸免，全部被抓回。他们被押到大馆市共乐馆广场，两个两个绑在一起，在炎热的太阳下曝晒，三天三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还被严刑拷打。　　　　
　　　　经过多方考证表明，在花冈暴动中，被虐杀的中国劳工当在100人以上。而前往日本的38　935名华工中，出于各种原因死亡的高达6　830人。　　　　
　　　　7月的重庆，人们正忍受着持续摄氏30多度以上的高温。为保持卫生，政府贴出布告，所有人力车和马车必须重新油漆。警察当局决定，开始实行一个市政计划，在所有公共空地上开辟花园，市内不准堆积垃圾。　　　　
　　　　但事实上，重庆的卫生情况很差。城市的下水道也经常堵塞，因为重庆周边的农村没有能力处理城市居民的排泄物。相比战前，重庆的人口增加了5倍，农民对肥料的需要量却只增加了三分之一。不得已，重庆每天都有500吨排泄物竟注入长江——而这正是人们饮水的来源。　　　　
　　　　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则记录了当时一场奇怪的“灭虱运动”：对监狱里的肮脏环境，警察规定，每个囚犯每天要交出20只虱子，否则就要打手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囚犯们私下发起了一场“养虱运动”。于是，每个囚犯每天都能顺利交出20只虱子。犯人们不会再被打手掌了，然而，监狱里虱子比以前更多了。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5年：胜利与返乡（3）

　　　　恶劣的环境下，重庆爆发霍乱。市内一所设备最好的中学也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染上肺病。在一所大学里，百分之四十三的教职员患上肺病。但在白修德看来，重庆仅有这些一般病症流行已是万幸，这个城市能够生存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　　　　
　　　　这一年，从新疆逃回重庆的演员赵丹在执著地寻找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6年前，刚演完《中华儿女》的赵丹把刚出生的女儿留在上海，自己携妻儿一起去新疆。这个一心想给西部民众带去戏剧艺术的影星，没料到自己会被多疑的新疆督办盛世才逮捕。1943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妻子叶露茜被释放，并乘运输机回到重庆。她后来得到消息说，赵丹遇害了。　　　　
　　　　在重庆，孤独的叶露茜带着女儿无依无靠。悲痛之中她遇到剧作家桂苍凌。后来两人相爱结婚，去昆明定居。　　　　
　　　　最后，一个好心人告诉赵丹真实情况。赵丹前往昆明见到叶露茜，他不得不面对和爱人离婚的事实。赵丹后来这样给女儿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一见你妈咪，就恨不得一下拥抱她，日夜思念的爱人啊！可你妈却这么冷静。我一看她已怀身孕，马上意识到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了。我心如刀割，五脏六腑被撕裂了一样。我忍不住双膝跪下，哭诉恳求她：“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你妈咪绝望地回答我：“一个家庭已被破坏了，我不能再破坏第二个家庭。”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像赵丹这样的婚姻悲剧十分普遍。自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外省人口大量流入重庆地区，打破了原有的婚姻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夫妻根本无法见面，特殊的“重庆之家”应运而生。这一类婚姻大多都是在原有婚姻关系并未解除的情况下，就建立起来的，一些有钱人甚至有十几个“太太”。　　　　
　　　　更多的婚姻则由于生活的艰辛变得脆弱不堪。从《大公报》对从1939年到1945年刊登的离婚启事统计看，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1944两年，重庆的离婚率达到了顶峰，无数家庭在硝烟与生活的重压下支离破碎。　　　　
　　　　波茨坦，柏林哈韦尔河畔的一座古城。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尽快结束战争。　　　　
　　　　面对《波茨坦公告》，日本《朝日新闻》表示这“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屈不挠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　　　　
　　　　8月6日，美军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3天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15万日本人在原子弹的蘑菇云中丧生。　　　　
　　　　8月15日中午，一个近似哀鸣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人们聚集起来收听“停战诏书”，这是日本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民众讲话。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安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曩者，帝国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　　　　
　　　　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纵有陆、海将士之奋战，百官有司之奋勉，一亿众庶之奉公，各自恪尽最大努力，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实难逆料。　　　　　
　　　　若仍继续交战，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之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之所以卒至饬帝国政府联合公告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共为东亚解放合作之各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之意。念及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而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轸念也。唯今后帝国将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耐其难耐，忍其难忍，以为万世开太平之基。　　　　
　　　　朕于兹得以护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若夫为感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失误前途，失信于世界，朕最戒之。宜念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期发扬国体之精华，勿后于世界之潮流。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昭和20年８月14日　　　　
　　　　广播之后，不时有手枪声在东京响起，一些陆军和海军军官纷纷自杀。日本还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如今没有在诏书中使用“投降”字眼的天皇已经不得不向盟军屈服，静候处置。他的皇位将被保留，但他的权力将被剥夺。至于他的文武官员，就只好生死由命了。　　　　
　　　　这一天凌晨，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自杀。晚上7点，海军上将宇恒缠带领“神风特工队”11架飞机对冲绳发动最后的自杀攻击。晚间深夜，“神风特工队”创始人日本第一海军航空兵司令大西泷次郎剖腹自杀。　　　　
　　　　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恰好是在晚上，美国记者白修德记录了整个城市在得知胜利前后的情景：“此时的重庆像往常一样，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日常生活。城区内，母亲已经把小孩安置在床上；嘉陵江边，许多青年人正在散步纳凉。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胜利的消息。马上，这个消息从一部电话传到另一部电话，从一个朋友传给另一个朋友。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爆竹声还是分散地、零星地响着，但还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在上海，国际饭店顶楼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数千人仰头致敬。人们自发地上街游行，欢呼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胜利。　　　　
　　　　胜利也使青年音乐家陈歌辛一扫心中的不悦。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陈歌辛积极创作抗日歌曲，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