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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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弹，你们的枪和烧火棍一样。”　　　　
　　　　10岁的刘黑枷和他的两个妹妹，在拖着病体的母亲带领下加入了逃难的人群。刘黑枷后来回忆说：“我的妈妈当时才三十一二岁。带领着两个妹妹和我，妹妹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坐火车四天四夜到了北平。不走不行啊。当时奶奶60多岁了，特别喜欢孙子，和我最好，舍不得离开。她抱着我，摸着我的脑袋，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摸摸我的脚，天冷冻脚呀。”到了北平后，刘黑枷的母亲因病去世，她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6年后，由刘雪庵作曲，潘子农作词，周小燕演唱的《长城谣》真切地反映了东北百姓背井离乡、家园梦碎的心境。　　　　
　　　　在这一年第62期的《良友》画报上，刊登出一幅大大的地毯，说明性文字这样写道：　　　　
　　　　蒋主席公邸地毯图案，色彩庄严而华丽，象征全面统一，表现国体尊荣，然而际此10月国庆节期，内忧外患濒仍，东北一角，崩缺糜烂，即使毯毁损，已堪惋惜，况国土失陷，可哀孰堪！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20年国庆日，全国各地举行反日大游行。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刚刚从江西“剿共”前线返回的蒋介石被迫接见情愿学生，在群情激奋的氛围中，他不得不许诺：“三天之内出兵，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　　　　　
　　　　三天后蒋介石并未动一兵一卒，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我国民此刻必须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在瑞士日内瓦，中国代表施肇基要求国际联盟立即制止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这个成立于1920年的国际组织有63个国家组成，主要的宗旨是通过集体行动维护世界和平。国际联盟于10月24日以13票对1票做出决定，宣布日本必须从“满洲”撤军，日本在国际联盟中被孤立，但日本傲慢地置之不理。　　　　
　　　　在上海，音乐教育家黄自与音专师生组织“抗日救国会”，赴浦东等地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黄自作词谱曲创作了我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抗敌歌》，随后《抗敌歌》传诵一时。中国的歌曲由此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救亡歌曲。　　　　
　　　　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要求日本立即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此后一个月以内，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四次宣言、决议和告民众书。　　　　
　　　　此时，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全面胜利，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11月7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开幕，610名来自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和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们举手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和《土地法》，　38岁的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当时，第一批顾客搭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欧亚航空公司由国民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开辟的航线从上海前往北平、郑州、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对许多人来说，空中旅行充满新奇和刺激，但昂贵的票价阻挡着普通民众的热情。　　　　
　　　　11月19日，诗人徐志摩搭上了中国航空公司的邮局飞机。他原本要乘火车从南京前往北京，但是，报纸上的一则消息改变了他的行程。消息说由于战乱，北京戒严，津浦线停运。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1年：分水岭（6）

　　　　十几天前，驻守天津的东北军保安总队接连不断接到报告，一伙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从日租界冲出，向各街道进犯，不断向中方开枪射击。　9日晨，3时20分，保安队击溃便衣队的进攻，但国民党政府却要求保安队撤退到今河北区一带。　　　　
　　　　天津的日本商人纷纷悬挂日本国旗，庆祝胜利，他们还强迫中国居民也要悬挂日本国旗，否则就要有牢狱之苦。　　　　
　　　　就在这场混乱中，已在天津日租界闲居数年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前往东北。一路上，溥仪幻想着东北民众会山呼万岁迎接他的到来，到达营口，他发现事实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这样描述说：“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在济南上空，徐志摩乘坐的飞机撞上了开山，35岁的诗人不幸遇难成为这一年震动文坛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挽联这样写道：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嫩江上的江桥是通往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的交通要道，11月4日，日军1　300多人进攻这座铁桥，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中国守军迎头痛击，毙伤日军300余人。　　　　
　　　　但是，日军援兵很快到达，马占山被迫撤退。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日军汇集锦州。三天后，锦州沦陷。　　　　
　　　　当时日军有一首军歌，歌中唱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士们神采奕奕，英勇善战。”　　　　
　　　　在日本的军歌声中，仅仅四个半月时间，东北全境沦陷。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1）

　　　　1934年：　　　　
　　　　1934年2月14日，农历甲戌年春节。在上海，街道上的锣鼓声比往年热闹了许多，往年在街上劝阻民众不要过旧年的警察，今天破例没有执勤，租界里的工部局也没有通告对燃放鞭炮进行限制。　　　　
　　　　1912年，民国政府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宣布禁止百姓过春节。　　　　
　　　　政府解禁后，鲁迅终于过了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农历新年，他在《过年》中写道：“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我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当时，上海《时代漫画》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漫画家胡考以一幅《大出风头》点评焦点政要人物、走红艺人和体育明星，并加以大胆的注释：　　　　
　　　　戴大帽子做开路神的是林森。握大拳的是蒋介石。穿野球衣的是张学良。长头颈的是蔡廷锴。男女不分的是梅兰芳。电影皇后是胡蝶。骚形怪状的是阮玲玉。美人鱼是杨秀琼。　　　　
　　　　就在漫画刊登之前，1月8日，被胡考画作穿野球衣的张学良结束了近一年的欧洲考察，回到了上海。　　　　
　　　　上一年，希特勒通过选举在德国上台，国民议会随后通过《授权法》，给他4年以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利，希特勒成为独裁者。　　　　
　　　　德国的重新强大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他树起“拥护领袖”的旗帜。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德、意之所以能复兴主要是人民对其领袖的衷心支持。在中国，没有人绝对忠实自己的领袖，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　　　　
　　　　此时，被张学良视为绝对领袖的蒋介石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广西，桂系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正抛开中央政府，专心经营广西；在福建，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还是打击了蒋介石的统治；江西一带，蒋介石仍没有消灭自己的“眼中钉”共产党；外交上，上一年的《塘沽协定》使南京政府客观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倡导的独裁思想正好迎合了蒋介石。在回国后不久，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此时，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军民的生活非常困难。苏区不产盐，所以只能从封锁线外一点一点偷运回来。记者陈赓雅在《申报月刊》报道说：“偷运食盐之办法有些用棉衣服先在盐水浸过并晒干，带进赤区后用沸水把盐味煮出食用；有把便桶制成两截，底截较浅于上截，即藏食盐；还有人抬着小孩棺木运往郊外掩埋，后面跟一妇人啼哭，经开棺视察，全是食盐。”　　　　
　　　　由于前年收成不好，从上一年庄稼青黄不接，各苏区米价最高已经涨到每石15元。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区人民依然努力为红军筹粮，保证红军战士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米，但没有菜也没有盐，战士们只能吃扫帚苗，或者是挖野菜吃，运气好的时候能找到一些竹笋。与这些穷困的农民战士做对手，张学良的“剿匪”热情开始冷却下来。他在对东北军一○五师讲话时说：“你们没有到鄂豫皖边区去看过，不知这里的老百姓何等的可怜。一班不讲军纪的军队任意压迫着他们，剥削他们，使他们忍无可忍，只能跟着共产党。”　　　　
　　　　当时，所谓的“中央剿匪宣传大队”拍摄的画面显示，在苏区的外围，一座座碉堡建立起来，设计这种“堡垒式围剿”的是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冯·赛克特。　　　　
　　　　一年前，在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蒋介石十分懊恼，于是力邀已经退休的赛克特访华，为他出谋划策。赛克特建议用碉堡步步为营，挤压苏区。　　　　
　　　　赛克特的来华还促成了蒋介石的一个决定，今后只购买德国军火。中德两国达成《中德贸易协定》，用中国的钨、锡和桐油换取德国的军火。　　　　
　　　　在国民党军队修建碉堡的同时，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也在应中央军委的要求，在江西黎川以南、广昌以北等地的城、镇、村交通要道上构筑碉堡。　　　　
　　　　从上一年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先是冒险进攻，导致多次战斗失利。此后，红军又开始阵地战和堡垒战。到了3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色根据地已经形成合围之势，中央苏区的北部咽喉要道广昌成为争夺的重镇。　　　　
　　　　中共中央在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朱德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任政委。博古不懂军事，他依赖的是来自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李德恰巧也是个德国人。　　　　
　　　　对于广昌的战斗，毛泽东坚持认为应该执行之前的游击战，但遭到了李德的反对。在《中国纪事》里李德写道：　　　　
　　　　到苏区后，很长时间我吃不惯味道很重的菜，像油炸辣椒，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粮食就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在对广昌进行了地形考察后，李德调红一、三军团，会同原驻守广昌的红九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同蒋介石的11个师决战。不久，广昌陷落于蒋介石之手，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破。　　　　
　　　　在“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大本营南昌，他还发起一场精神外围战。　　　　
　　　　和大多数内地省会城市一样，南昌市容显得破旧落后，杂乱不堪。在夫人宋美龄、复兴社的邓文仪建议下，蒋介石决心努力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他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声称：“必须从用冷水洗脸做起，来复兴民族。”　　　　
　　　　蒋介石提出首先在南昌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随后推广全国，运动的口号和准则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守时间，爱清洁。　　　　
　　　　蒋介石和宋美龄从服装方面首先做出表率。蒋介石以基督徒的身份生活，饮食起居均较简单，在服饰上穿中山装、军装和长袍马褂，给全国男士做出榜样。宋美龄则暂时放弃欧美生活习惯，在发式上梳中国妇女传统的发髻，前额留传统的齐眉刘海，服装也穿传统的旗袍或质料稍加讲究的裙衫，给全国妇女做榜样。　　　　
　　　　当时的影像资料显示，在南昌街头的执勤队拿着旗子，一边指挥人们要靠左行走，一边处罚随地吐痰的人。新生活童子军们开始纠正歪戴帽子的路人；正在饭店用餐的食客也受到监视，是否超过四菜一汤的标准；女子的散发和烫发被禁止；每人每日要求洗手三次，每周要洗澡一次。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2）

　　　　可习惯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够改变的，上海、北平、广州等地的烫发生意依然红火。但在南京，政府控制严密，烫发和跳舞受到了严格限制。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时髦女性不再烫发后，干脆留起了瀑布一般的披肩长发，轻风一吹，飘逸而起，又演成一种新时尚，女郎趋之若鹜，气得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在一次会上举起拳头大喊：“打倒披肩鬼！”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开始设在南昌，后来迁往南京，蒋介石亲任会长。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和4个直辖市成立新生活运动会，但是这场喧嚣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风动全国”的目标并实现。在评价“新生活运动”成果时，他遗憾而气愤地说道：　　　　
　　　　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识，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这一年，22层、高83。8米的“远东第一楼”上海国际饭店落成开张。大楼里，第一次使用消防自动喷淋装置和报警系统，住房的客人可以使用呼叫系统；上下楼的时候还第一次坐上自动电梯。它是30年代初经济繁荣的见证，但也是迟到的荣耀。自此而后，中国经济危机日逐深重，加上大规模的战争破坏，成全了这座高楼，中国第一高楼的美誉延续了半个世纪。　　　　
　　　　著名的霞飞路商业街开始逐渐形成，梧桐树绿色宽大的树叶遮蔽了整条街道，林阴下集中了白俄人经营的面包房、芭蕾舞教室，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