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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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霞飞路商业街开始逐渐形成，梧桐树绿色宽大的树叶遮蔽了整条街道，林阴下集中了白俄人经营的面包房、芭蕾舞教室，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法国人开的咖啡馆，以及中国人开的舞厅、报馆和电影公司。　　　　
　　　　夜色降临后，闪烁的霓虹灯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空间，跳舞是时尚人士中意的娱乐活动，百乐门、大都会、圣安娜等热门舞厅人满为患，舞女应运而生。在《时代漫画》的创刊号上，特别刊出了费志仁女士所作的一个舞女的生活费估算：　　　　
　　　　支出项：房租：25元　　　　
　　　　伙食：30元　　　　
　　　　应酬（影戏票在内）：20元　　　　
　　　　衣服：54元　　　　
　　　　供给家用（注：此或系虚账）：200元　　　　
　　　　储蓄：25元　　　　
　　　　（按月总支出354元整）　　　　
　　　　收入项：每日工作5小时（每小时伴舞10次）分的舞资8元半，按月总收入255元整　　　　
　　　　收支两抵　　欠99元整（注：此种欠款若何解决，哑谜而已）　　　　
　　　　而同时刊登的摩登女子最低的费用则是这样的：　　　　
　　　　深黄色纹皮皮鞋　一双　6。5元　　　　
　　　　雪牙色蚕丝袜子　一双1。2元　　　　
　　　　奶罩　　一只　2。25元　　　　
　　　　卫生裤　一件　0。8元　　　　
　　　　吊袜带　一副　3元　　　　
　　　　夹袍　一件　8。2元　　　　
　　　　春季短大衣　一件　16元　　　　
　　　　白鸡皮手套　一副　2。8元　　　　
　　　　面友　　一瓶　0。75元　　　　
　　　　胭脂　　一盒　0。5元　　　　
　　　　可的牌粉　　一匣　1。45元　　　　
　　　　唇膏　一匣　0。5元　　　　
　　　　皮包　一只　2。5元　　　　
　　　　电烫发　　5元　　　　
　　　　铅笔　一支　0。2元　　　　
　　　　蜜　　一瓶　0。4元　　　　
　　　　共计上海通用银圆52元另5分　　　　
　　　　这一年的电影《神女》叙述的正是一个舞女的生活。神女由阮玲玉主演，讲述的是一个生活贫苦的女人为了儿子和生计被迫做舞女，出卖自己的身体。不幸被一个流氓看中，最终她拿起一只瓶子将流氓砸死，她也因杀人被关进监狱。　　　　
　　　　在1934年，由于有声电影的技术还不成熟，中国的无声电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部受人关注的电影是《大路》。《大路》的主演是上一年刚刚获得影帝称号的金焰。　　　　
　　　　《大路》是一部感人的抗战影片，讲一群年轻筑路工人在抢修一条重要军事公路时英勇抵抗日军的阴谋阻挠，直到把公路筑完。　　　　
　　　　能担任《大路》男主角，金焰非常高兴，在回忆录里他写道：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所给我们的教训，无辜地蒙上了我们不必忍受的羞辱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一直压迫了一岁零七个月，中国还是嬉皮笑脸地喊着：‘和平！和平！’没有一点抵抗的意思，并且不准老百姓提‘抵抗’两个字，这所有的一切不许我再这样没有轨道地走下去。”　　　　
　　　　金焰的表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影片的结尾最为精彩：在敌机的轰炸下，金焰饰演的金哥壮烈牺牲，但抗敌的军用卡车却通过公路一辆辆驶向前方，《大路歌》响彻云霄：　　　　
　　　　轧平路上的崎岖　　　　
　　　　碾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　　　　
　　　　没有退后只向前！　　　　
　　　　3月1日，长春郊外的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溥仪穿着龙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在日本的支持下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3）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不无兴奋地写道：　　　　
　　　　在勤民楼里，我立在椅前，文武百官列队向我行三鞠躬礼……北京来的宗室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在随后的宴会上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连我父亲也不例外。我听了这个呼声，已经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　　　　
　　　　溥仪称帝时，日本得到了苏联对于中东路2亿卢布的报价，两国关于买卖中东路的谈判再度开始。从上一年起，日本和苏联开始了买卖中东路的谈判，一年半后日本以1。7亿日元的高价得到中东路。在整个谈判中，铁路的所在地中国一方，始终被排除在外。　　　　
　　　　一个月后，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称：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唯有加以排击。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又发表补充声明：关于“满洲国，日本盼望他国能承认其公允与自由之行动”。　　　　
　　　　声明一出，世界舆论哗然，欧美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表示反对。纽约《论坛报》说日本有“将使中国仅有空名之独立主权，而成为日本之保护国”之野心。英国《纪事报》表示：西方多国绝不承认日本之亚洲门罗主义。苏联《真理报》则指出：“日本侵略程序尽行暴露，中国全部将为日本殖民地。”　　　　
　　　　5月，球星李惠堂作为队长率领中国足球队前往菲律宾参加远东运动会。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30年代民国流传的一句话。李惠堂当时就中国足球的代名词。　　　　
　　　　民国初年，在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上海徐汇公学里，一位酷爱足球的法国教师把这项运动带入学校，并将其推广为上海人最喜爱的一种运动。自此，　20世纪这项最受关注的体育运动正式进入中国。　　　　
　　　　9年前，20岁的李惠堂从广东梅州来加盟上海队以后，立刻以惊人的球技刮起一阵旋风。“球王”的称号在每场比赛都要屡次被球迷喊起。他这样回忆一场决赛过后被追捧的情景：“观众们不断要求签名，纪念册、手帕、帽子甚至衣服背上，直弄得我一身臭汗，应接不暇。同队的队友早已浴罢装束停当，我看看大时钟，原来我不知不觉已站了一个半钟头，做签名的苦工了……”　　　　
　　　　作为亚运会前身的远东运动会于1913年创办，是亚洲最大的国际性运动会。日本为了让伪满洲国参赛，以退出比赛威胁东道主菲律宾，遭到中国坚决反对。　　　　
　　　　在表演项目女子游泳中，中国队发挥出色，包揽了所有冠军，“美人鱼”杨秀琼包揽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俯泳和100米仰泳四项冠军。　　　　
　　　　在正式项目较量中，中国队的表现一般。田径比赛中，日本得分最多，而中国只能垫底，捍卫中国尊严的唯一项目只有中国足球。　　　　
　　　　志在九连冠的中国队决赛对手正是号称要称霸亚洲的日本队。决赛那天，战况空前激烈，在比赛即将结束时，比分依然是3比3。这时，中国队获得罚点球的机会，李惠堂抓住机会，一蹴而就，战胜日本队。赛后，“中国球王”李惠堂荣获了“亚洲球王”的称号。　　　　
　　　　遗憾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国足球并未取得政府的足够重视，未被批准报名参加这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杯。在罗马，意大利队一路过关斩将，最后通过加时赛2比1力克捷克斯洛伐克，夺得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南京人爱去茶馆，秦淮河岸边的夫子庙是喝茶的好去处。据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描写，乾隆年间南京大街小巷共有茶座1000余处。文人吟诗，生意人谈买卖，手艺人论行情，冤家调停，闲人听书玩雀，茶馆是一个消遣的地方。　　　　
　　　　1934年6月13日，明孝陵前的一家小茶馆刚刚开张，老板魏宗青还没来得及收拾好店铺，就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神情沮丧的中年男子。男子先付了两毛钱茶资，又要了一碗阳春面，用两颗金纽扣充当食资后便离开了。魏宗青发现，这个中年男子似乎是政府出巨额赏金寻找的日本外交官藏本英明。　　　　
　　　　藏本英明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几天前，仕途不顺的他离家出走，决意轻生。9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气势汹汹地向国府外交部递交了藏本失踪的备忘录，同时，长江上已经挤满蜂拥而至的日本军舰，连出云舰也驶过来了。　　　　　
　　　　此时，南京根本没有作战部队，犹如空城，若日军强行登陆，南京必将陷落。在得到魏宗青提供的线索后，政府的官员们如释重负。军警迅速在明孝陵后山找到仍未下定决心自杀的藏本英明。曾经兴师问罪的日本总领事狼狈地把藏本领了回去，不久就将藏本遣返回日本。江面上的日本军舰无奈地开始了撤退。笼罩南京的战争阴云立即消散。　　　　
　　　　6月1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电影《渔光曲》，影片由王人美、韩兰根主演，讲述了渔民小猫、小猴因为船主与外国人合办渔业公司而家庭破产、流浪和死亡的故事。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　　　　
　　　　轻撒网，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租税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天已明，力已尽，　　　　
　　　　眼望着渔村路万重；　　　　
　　　　腰已酸，手已肿，　　　　
　　　　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渔光曲》上映的时候，恰逢上海60年来少见的酷热天气，但仍观者如潮，连映84天，打破了年初《姊妹花》连映60天的记录。　　　　
　　　　7月12日，上海的温度达到摄氏42度，为63年来最高。南京也迎来有史以来最高气温：摄氏42。8度。　　　　
　　　　此时，整个长江中下游正遭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热浪席卷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人们纷纷寻找靠近水的地方以求躲避酷暑。柏油马路在阳光的暴晒下，由于路面温度太高，许多地方深埋于地下的自来水管受热爆裂，水柱冲天，水流成湖，只有孩子们开心地把这当成了他们的洗浴场。　　　　
　　　　在乡村，农民眼见田中禾苗枯萎，秋收无望，浙江嘉兴一带受灾尤其惨重。有些人在绝望之下便用砒霜做成馄饨一家人同吃，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本年的报告中写道：“本年夏大旱成灾，区域辽阔，各省被灾田亩约在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万零三千余亩。最严重之华中、华东，遍野哀鸿，嗷嗷待哺……”　　　　
　　　　在欧洲，人们掀起另一个热潮，刊登在英国《每日邮报》上的一幅照片，照片证实英国一个流传了近1　400年的传言——尼斯湖存在水怪！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4）

　　　　刚刚走出经济危机阴影的人们完全被这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照片所吸引。各国游客从四面八方赶到尼斯湖，希望一睹水怪的真面目。据统计，到二战爆发前，尼斯湖地区获得了近10亿英镑的收入。　　　　
　　　　直到整整60年后，照片的作者在临死前承认：所谓水怪，不过是他用洗衣机排水管、泡沫塑料及塑料桶拼接而成的“工艺品”。这个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谎言才被揭穿。　　　　
　　　　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诗中写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许多地方，马帮和人工背运仍然是物资流通的主要手段。　　　　
　　　　在西南，鸦片的税收是军阀们主要的经费来源。各种烟税名目之繁多，有“烟亩税”、“烟苗金”、“烟苗罚金”、“起运税”、“过境税”、“瘾民月捐”等数不清的附加税。　　　　
　　　　在四川的街道上，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林立的烟馆，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店、饭店，也有烟馆。更有些烟馆起名为“中山烟馆”、“中正烟馆”等，烟馆也有等级之分：有专供达官贵人需要的，其内部房间都是最新设备，富丽堂皇；也有中等的，一人一榻；而给穷人准备的烟馆内甚至无窗户，只有两排木板的通铺，通铺上背靠背的距离，摆上烟灯供人吸食。有人形容四川烟民、烟馆众多时就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也是在自己家中吸食鸦片，他为吸烟辩解说：“烟有百害，但利害是相循的，烟的功用，就是‘祛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有无穷乐趣。研究问题时，如思想滞涩，吸上点烟，立即心花怒放，左右逢源，可助思维……”　　　　
　　　　随着四川的仗越打越多，军阀们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而之前刘湘与刘文辉的军阀战争已经消耗了四川大部分的财政。为了保证军费，军阀们开始强征暴敛，刘湘的二十一军防区内已将粮税征收至1962年，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的防区也征到了1959年。　　　　
　　　　战斗力不强是四川士兵的一大特点。除了武器低劣，训练落伍，长期吸食鸦片烟也是主要的原因。一些川军士兵都有一个竹子编的背篮，上面是一床军毯，下面放着烟枪和其他烟具。他们大多尖嘴猴腮，剔掉骨头没有二两肉，一看就知道是大烟鬼，被戏称为“双枪兵”。　　　　
　　　　这一时期，忙于内讧的四川军阀开始联合起来，他们警惕的目光投向了川北的不速之客。两年前从鄂豫皖开始西征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在川陕边境一带建立了大片根据地。　　　　
　　　　7月中旬，四川省主席刘湘联合约20万军队，兵分六路，向川陕苏区发起围攻。在炎热的夏季，战斗异常艰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道：“白天，烈日、硝烟、战火，把阵地烤得像蒸笼似的。夜晚，蚊虫围着堑壕、工事飞舞，咬得人们满身的疙瘩，痛痒难忍。暴雨天，泥水灌满堑壕，指战员泡在齐腰深的水里。许多人的腿脚溃烂红肿，行动艰难，照样坚持战斗。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密密层层地堆在阵地前沿，两三天就发腐发臭，熏得人恶心呕吐。粮食供应不上，指战员靠挖洋芋野菜充饥……”　　　　
　　　　在历时20多天后，红军终于击退了川军的“围剿”，歼灭刘湘部1万余人，缴步枪千余支、机枪30余挺、迫击炮30余门。长于内争的川军吃了大亏，终于知道天外有天了！　　　　
　　　　10月1日，紧邻四川的西藏，神圣的布达拉宫内正举行着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仪式。藏方自司伦以下各级僧俗官员数百人参加典礼，礼节至为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