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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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紧邻四川的西藏，神圣的布达拉宫内正举行着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仪式。藏方自司伦以下各级僧俗官员数百人参加典礼，礼节至为隆重。　　　　
　　　　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个精明干练的宗教领袖。20世纪初，他利用清政府的瓦解，使西藏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将他自己的权力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世俗政治的领域，直接统治着西藏。　　　　
　　　　此后，他和中央政府形同陌路，而与英国的关系密切，令人一直担心他对祖国的忠诚。但是，在最后的遗书中，达赖消除了人们的困惑与不安，他这样写道：“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　　　　
　　　　达赖的离世让首都南京十分重视。中央政府抓住这个契机，立即派特使黄慕松入藏，着手褒恤事务，并发布命令；追赠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　　　　
　　　　塞外的蒙古高原，水草肥美，蒙古族人游牧其间，他们性情骁勇，精于马上骑射。在当时蒙古的传统生活中，一位妇女在挤牛奶时，她用一块硬牛皮放在奶牛的鼻子下，让奶牛闻着牛皮的味道，借以警示奶牛：如果不好好挤奶，只能是被杀的命运。　　　　
　　　　这里有传统的婚礼，新娘盛装前来，由她最好的朋友陪伴，帐篷内是一些关系良好的模范夫妻。在给未来的公婆鞠躬后，新娘才能去除面纱，正眼看见穿着结婚礼服的新郎。　　　　
　　　　在这场婚礼上，人们仍能看到戴着清朝官帽、穿着清朝官服的王公们，他们仍然眷恋着已经灭亡20多年的清王朝。280多年前，和蒙古人结盟的满族人从东北入关，建立大清王朝。作为统治手段，清王朝对蒙古王公常有恩典与赏赐，王公的收入有俸银、俸米、盔甲赏、旅费等。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大部分优待都已失去。　　　　
　　　　民国之后，蒙古实行改省改县，昔日区域被划为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本来改省改县都是削减王公势力及改善蒙民生活的政策，但事实上，南京政府一直疏于管理，王公的势力虽受打击，蒙民的生活却也没有改善。　　　　
　　　　上一年9月，为了获得类似清朝一样的王侯权力，蒙古王公和青年代表们举行了集会，向南京要求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国民政府特意派出内政部长黄绍入蒙安抚。　　　　
　　　　当时，内蒙气候越来越恶劣，不断南移的沙漠使得牧民们游牧的草原越来越少。黄绍回忆道：“蒙古的草原快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百灵庙的附近的草已不适于牛、羊的食料。草地的保养不善使得好草一年比一年少。蒙古的马、羊素著声名，可是王公们送我的几十匹马都羸弱不堪，羊亦不肥美。”　　　　
　　　　除了一般蒙民，蒙古王公们也对生活越来越不满，开始迷恋城市生活。有位王公滞留平津，为享城市繁华，不惜将所属旗地好几千顷卖掉，再用所得款项一万两买了一辆汽车后，只兜风一个夏天就把它扔了。　　　　
　　　　黄绍在入蒙前特意仿效清代大员入蒙的做法，准备了很多礼物送给王公贵族。但即便如此，双方的谈判依然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很快破裂。最终，分身乏术的国民政府在年初通过《蒙古自治办法》，随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南京每月拨款5万元。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5）

　　　　但是内蒙的自治运动很快被日本人利用，随着日本对华北的入侵，“蒙古自治运动”完全沦为日本的工具。　　　　
　　　　这一年，瑞典人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进入中国。斯文·赫定30多年来长期在帕米尔高原及西藏、新疆一带从事探险工作。和前几次步行或骑马、骆驼不同，这次斯文·赫定是坐汽车进入新疆的，但是汽车之旅同样艰辛，斯文·赫定在书中这样描写：“车子驶进了苏巴什山谷。两边都是高山，车开上了谷底松软的细沙路，在蜿蜒曲折的小水渠中行进。下午1点，车卡住走不动了。我们花了不少钱，才借了两匹马，把车子拉了出来。但走了不久，车子又在水渠正中地方被卡住了。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没有用。”　　　　
　　　　经过千辛万苦，斯文·赫定一行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在洋行街上，他发现包括火柴这样的小东西都是苏联生产的，中国自己的产品是少之又少。　　　　
　　　　吐鲁番的葡萄闻名于世，本是促进新疆经济的重点。不过此时，葡萄的质量不断下降，虽然产量并未降低，出口却在减少。同样，新疆的牧畜水平也无法保持。由于无人教导农民如何牧畜，马匹都是自然配种，未能优化血统。本来驰名全国的伊犁马、镇西马现在都大不如前。市场上，一匹伊犁马的售价是100元，只相当于苏联沃尔洛夫马售价的三分之一。　　　　
　　　　状况最糟的是新疆的卫生。在新疆政府给南京的《建设新疆计划书》中写道：“居民恒不讲究卫生，兼以习俗之不良，各处患花柳病者甚多，而当地非唯无新式医院，即求一庸医几不可得。对于人民之疾疟，事前既不能预防，病后又不能治疗，人口死亡率日益增高，如不早为之计，不知伊于胡底……”　　　　
　　　　长时间的变乱使新疆百姓的生活大受打击。民国初年，新疆的物产甲于全国，但现在，百业凋零，耕地荒芜，再加上沙漠不断扩大，天气变化更加无常，地震怪风不时为灾，农民的生活所需的食粮和必需品都不能充足供给。　　　　
　　　　这时，新疆大部分的贸易往来是和苏联进行的。由于交通不便，新疆与中原地区进行物品交流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与苏联进行货物交流则只需一两天的时间。这时候，统治新疆的是盛世才。　　　　
　　　　盛世才，192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在30年代初来到新疆。上一年，他通过政变让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下台，自己则牢牢把持新疆省军事大权，因而被推选为新疆督办。　　　　
　　　　当时盛世才只控制省城一带，整个南疆在张培元的统治下，北疆则由马仲英掌握着大部地区。为了当上“新疆王”，盛世才选择了近在咫尺的苏联。　　　　
　　　　盛世才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对于苏联来说，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对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使与新疆接壤达3　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双方的互利互惠让两边迅速达成一致。苏联开始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很快消灭了威胁他的两个对手，成为整个新疆的统治者。作为交换，苏联几乎占有了整个新疆市场，甚至有军队在新疆驻守。　　　　
　　　　中国的边疆动荡不安，但蒋介石已经无暇顾及。他正打起十二分精神“剿共”。10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中共苏区中心，眼看成功在望，　　　　　
　　　　秋末，江西开始了绵绵的阴雨，在地里劳作的老百姓能够清晰地听到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前方的红军一股一股地撤退下来。　　　　
　　　　终于，在无奈之下，红军决定离开中央苏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10月16日晚上，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时候，于都县城的居民，包括周围的老百姓，都赶来送行。河两岸，挤满了送行的老百姓，这是真正的骨肉分离，30万人的红军，有将近21万来自赣南。这是一次严格保密的军事行动，老百姓们不知道部队要到哪里，只知道自己的亲人要去打仗了。因为是夜晚渡河，行军部队都打着火把，送行的人也打着火把，依依不舍地唱着《十送红军》这首民歌。　　　　
　　　　24岁的池育华也在这支送亲队伍里，为了送别丈夫，她天不亮就爬起来，与丈夫话别。她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分别，每天在村口等待丈夫的归来，向路人打听丈夫的消息，但这一等，却是长达70年的光阴。直到2005年4月老人逝世时，她依然在等待着丈夫，坚信丈夫没有死，而她的丈夫李才莲，在离开她不到半年，就已经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中央红军选择西征，渡过湘江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初冬的湘江正值枯水期，刚刚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的红军得以让先头部队顺利涉水过江。后续部队则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抢渡，遭到湘军和桂军的围攻。　　　　
　　　　红军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一江血水。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回忆：“军团指挥部完全混在了阵地之中，指挥官们带着电台，直接把命令下达到靠近的部队。译电员们往往一封来电还没有翻译出来，他们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等词，无一不要求战士‘全力阻击’、‘保证时间’……”　　　　
　　　　12月1日，中央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经过红军史上这最惨痛的一仗后，部队由8。6万多人降为3万人。　　　　
　　　　中国的动荡并没有让城市的生活停止下来。红军突破湘江的同一天，第99期《良友》画报举办了一次标准女性的评选。入选者的形象集中在一幅招贴画上，外圈放射形地嵌着十位女性的头像；里圈则标示着具体的象征物，显露这些标准女性的成功所在。从注释语来看，当时的标准女性各有过人之处：有尽心尽力孝敬长辈、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古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有受过现代教育、多才多艺、热爱运动的时髦女性。　　　　
　　　　也许是按照姓氏笔画，30岁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这时，丁玲已经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走红文坛，她的作品大多是关于女性题材，诉说五四后新女性的精神苦闷和对解放的渴望。　　　　
　　　　丁玲其实是后起之秀，才华横溢的新女性作家冰心、谢冰莹、林徽因都早已成名，包括这年刚刚去世的黄庐隐。　　　　
　　　　庐隐，是五四时期和冰心齐名的女作家，那时，她以一篇《海滨故人》向世人展示了少女的希望。在经过五四浪潮的洗礼后，反抗大家庭、反抗礼教、追求个性化生活就成为了庐隐一生追求的目标，她平时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　　　　
　　　　1923年，庐隐的第一次婚姻就不顾亲属的唾骂和社会的压力，毅然嫁给了有妇之夫郭梦良，她认为郭梦良和乡下的妻子丝毫没有感情，仅因为媒妁之言勉强结合。不幸的是郭梦良不久就重病去世。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6）

　　　　之后，庐隐遇见了小她9岁的清华大学学生、乐天派诗人李唯建。李唯健在《我和庐隐的初次见面》中回忆道：“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材不高、满面愁容、穿黑色缎袍的中年女士。难忘那忧郁的脸和流利清脆的国语。”　　　　
　　　　不久，友谊便发展到恋爱。1930年秋，庐隐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她的生活再次充满快乐，创作也进入高潮时期。在《今后妇女的出路》这篇文章的结语中，庐隐写道：“不仅仅是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　　　　
　　　　四年后，在上海大华医院14号病室，庐隐因为难产去世，年仅36岁。有记者评论：“一位浑身洋溢个性张扬的新女性，终于在对旧礼教的叛逆中走向了自己的归宿。”　　　　
　　　　年底，第一部以有声电影创作手法拍摄的电影《桃李劫》在全国上映。此后，完整的有声片逐渐取代了配音片，默片逐渐消失。　　　　
　　　　《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故事讲述的是在黑暗的社会，怀抱着为母校争光、为社会谋福利理想的陶建平和黎丽琳屡遭挫折，陶建平为救病重的妻子黎丽琳，偷了工头的钱，最终被逮捕押赴刑场。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陶建平被执行枪决。在沉重的脚步声、铁镣声和临刑前的枪声中，画外传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　　　　
　　　　同学们！　　　　
　　　　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1）

　　　　1937年：　　　　
　　　　1937年元旦，国民政府的官员照例在清晨冒着寒风前往中山陵祭奠孙中山。从当时的影像中可以看到，人群中少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因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损，他正在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疗伤。国民政府原来的二号人物汪精卫也没有出现在祭陵的行列里，此刻，他正坐在从欧洲回国的海轮上，一年多前，他被要求抗日的刺客击伤，如今已经痊愈。　　　　
　　　　这一天的南京，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党政要人显得分外轻松。各机关团体举行了扩大庆祝会，还准备在晚间举行提灯会。各大报纸上纷纷登载南京专电：“本届元旦，适值蒋委员长脱险归京之后，故庆祝情绪非常热烈……市民一般于五六日来咸非常之喜慰，除夕茶食水果玩具各业，俱现拥挤之象，新式家庭更有预备夜十二时后狂欢至天明者……”　　　　
　　　　南京城里，有一人心情黯淡。他就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自己却被扣留的张学良。他怀着化解仇恨的勇气来到南京，但刚刚在一天前，他受到军法审判，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在元旦日记中，他写道：“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其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　　　　
　　　　在西安，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进行元旦阅兵，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告官兵书》告诫官兵：“国家不强，军人之耻……虎城深知各位官兵都是能效忠各自的部队的，那么我更相信大家一定更能效忠国家，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去做最英勇的牺牲者……”　　　　
　　　　此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仍在督促国民党中央军继续向西安进发。上一年所发生的事变虽然得以和平解决，但古城西安依然处于动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