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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侧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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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处于动荡之中。
转眼已是春节。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在西安开始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上一年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个最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携手合作，这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基石。
这一年的春天，中国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安宁与平静：没有内战，也没有外战。
在上海， 各大影片公司都在报纸上刊登了春节期间新片上映的广告。这一时期，上海市民看到的既有迎合节日喜庆气氛的《皆大欢喜》、《春到人间》、《化身姑娘》等影片，也有关心社会现实的《压岁钱》。
所有的影片中，上映时间最长的是一部带有恐怖色彩的影片《夜半歌声》。《夜半歌声》的男主角由金山主演，表现了“戏子”宋丹萍和富家女晓霞的爱情悲剧。影片最叫人难忘的是导演营造出来的恐怖气氛，开中国恐怖片之先河。
自2月20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开映以后，这部影片创下了连映34天、场场爆满的记录，报界称之为“大量观众倾巷而至，影迷府上十室九空”。
尽管是一部恐怖片，但影片还是绕不开笼罩华北的战争阴影。插曲之一的《黄河之恋》这样唱道：“我是一个大丈夫，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不愿做亡国奴。鱼还可以作浪兴波，掀翻鬼子们的船，不让他们渡黄河！不让他们渡黄河！”
《夜半歌声》的魅力促使其后继者不断地尝试翻拍。1962年香港邵氏公司的袁秋枫导演，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杨延晋导演，1995年香港著名导演于仁泰都曾翻拍过同名影片，但是在影响力上都没有超过当年的《夜半歌声》。
这一年，另一部引人注目的电影是《马路天使》。男主角是影星赵丹，女主角是刚出道的周璇。
周璇在1935年才进入国华影片公司，一开始月薪50圆，只能演演配角。但她已经满足，觉得：“这个数目对当时的物价说来是不算少了。”早年她在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时，与普通团员一起住在霞飞路一家俄国餐馆楼上，每天晚上睡地铺，吃大锅饭，生活很清苦。演出票房有盈余的时候，一晚上才可以分到5角钱。
《马路天使》的导演没有把镜头扫向大上海的灯红酒绿，而是瞄准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市民的市井生活，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使它成了左翼电影的压轴之作。
《马路天使》的上映使周璇声名鹊起，月薪也翻了4倍，由最初的50圆增至200圆。她演唱的影片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曾风靡一时，使得“金嗓子”成为她专有的美誉。《四季歌》绕开了租界当局规定的不能出现东北地图及抗日内容的限制，唱出了东北人民乡土沦落的痛苦和抗击日寇的愿望，周璇的歌声成为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忆。
当年，新闻影片曾报道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行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称此次出访是“祝贺英王加冕，考察各国经济建设”。其实，考察团的副使却是海军部部长陈绍宽。考察团的真正目的也是为了能从欧洲各国获得贷款，以及进一步签订购买军火的协议。代表团还要与德国续签中德以货易货的协定，以中国的矿砂交换中国急需的德国武器。
此时，欧洲正因西班牙内战而处于分裂之中。西班牙这场左右翼之间的内战已经持续了十个多月。英法两国恪守着由他们率先提出的不干涉协定，不向西班牙任何一方出售武器；同样在这一协定签字的德国和意大利，却不断向由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输送武器，西班牙成了德国新武器的试验场。意大利甚至还向西班牙派遣正规部队，到这一年的4月，已经派遣了10万人。
苏联则向内战的另一方共和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他们的技术顾问和飞行员们出现在西班牙，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军用物资。一支由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反法西斯者所组成的国际纵队，也站在政府军的一边，前来西班牙参加战斗。他们的口号是“保卫马德里”。
这场战争最后还是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
袖手旁观的英国，此时正筹备着新君主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5月13日这一天，英国人第一次通过黑白电视看到了新皇加冕典礼的实况。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BBC，用第一辆电视转播车，进行了英国首次户外电视实况播出。
5月29日，一个由17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抵达延安。对这次考察团的到来，延安方面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各部队以及鼓乐队到城南迎接。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后来回忆说：“城外马路上满布旗帜，人群伫立，声势颇为壮观……号兵队吹奏三番军号……并高唱‘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十分隆重。”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进驻只有3 000人左右的塞北小城延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着延安：“两面山坡，中间流着一条溪涧似的延水，东岸展开一条狭长的平地。这就是延安市精华所在的地方。”1937年初的延安城里，只有十字交叉的两条街，街上的房子，除了居民的住房外，大都是中共中央党政机关所在地。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2）
涂思宗将此次延安之行锁定在三个主要地点：抗日军政大学、贺龙部队、彭德怀的前线总指挥部。
抗日军政大学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才更名，主要培养红军干部，培训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也有汽车、通讯、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能训练班。校长林彪带领考察团到各处巡视一周，并集合起了师生千余人，请考察团的军事组长校阅。涂思宗对此描绘说：“该校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成学制，学生年龄不限，老幼性别不限，男女科系不分，可以说乱七八糟，但不可忽视的学生的情绪似乎还不错，可以从全体歌唱时看出来，声音高昂而整齐，校舍由十余窑洞组成，分布面积极广。”
在抗大，涂思宗见到了在这里学习的女生康克清，“打绑腿，面貌黑，身体健壮活泼，态度大方，年龄不过二十”。当被介绍说她是朱德的爱人时，有团员对此发生了兴趣，当时朱德已50余岁，便问“可否讲其恋爱经过，彼笑答谓朱德同志是革命的，我们是因革命而发生感情，不过我还年轻，学识不足，所以到抗大来学习”。
当涂思宗带领团员到达贺龙司令部时，贺龙正在吃早饭。“桌上摆的一盘辣椒萝卜干和一盘黄豆，另外一桶稀饭，士兵伙食相同，官兵表现共甘苦。”在这里他们作出的结论是：“名号有几团，而人数每连三四十人不等，且年轻幼童为多，老兵极其有限。”
考察团的延安之行，是自1927年国共分裂十年来国民党人员第一次有机会合法观察中共与红军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集中评估红军真正的实力，为蒋介石决策提供参考。涂思宗的结论是：“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它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轻估。”
在这一时期的《良友》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上海红十字会主办的民众救护训练班在向普通百姓教授救护知识；女子体育学校的学生在军训中进行射击、冲锋、打拳等项目的训练，在南京的毕业生也接受就业训导的军训；在武汉，还举行了防空大演习。从当年这本时尚杂志中，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民众已经知道战争的临近。
金陵大学老师孙明经拍摄的教育电影《防空》和《防毒》两个片子在国内上映。《防毒》一片中第一次向人们详细展示了如何预防毒瓦斯，如何应对芥子气 。在《防空》一片中，孙明经特意对比了各国的空军的实力以及如何应对敌人的轰炸。
这一年，孙明经还随同西北考察团到绥远、宁夏一带考察，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张家口，在车站里军人和旅客一样多。张家口食堂作为日本特务的秘密机关，其时已被查封，由此可看出对日妥协的政策差不多已走到了尽头。
当考察团到达集宁的时候，受到了驻扎在集宁的中央第十三军的欢迎。第十三军清一色德国装备，是国民党最精锐也是蒋介石最嫡系的部队之一，其在华北前线的出现是对紧逼的日本人做出的一种姿态。第十三军修筑的工事、战壕，及普通人家自建的防空洞，都昭示着战争的一触即发。
对中国所出现的新情况，日本政府一时不知所措。当时驻日本的美国大使格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打个比方，这个国家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名为佐藤尚武的外相宣布要实行“不尚武”的对华外交， 收起了中国早已经反感的“广田三原则”。在3月间，日本派出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与中国政要蒋介石、张群等会晤时频频示好，声言要协助中国完成统一和复兴。
在上一年的西安事变中率先向外界进行报道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凭借职业的敏感选择在这一年5月前往日本东京。“人们无须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华运动的痕迹。甚至在官办无线电广播的儿童节目里，也经常有一些关于‘勇敢的日本军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类的说教故事……一个外国朋友警告我，不要公开表示‘同情中国’……”
他在后来的著作《华北前线》中，特意提到了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的一个简单报道：“按照内务省社会局调查的结果，今年最初的五个月内，日本罢工及劳资纠纷已达一千三百三十二件，几乎两倍于去年同一时期的数目……劳动界的不满已经飞速地布满全国，范围之大，为二十年代抢米风潮和劳工纠纷所未有。对付上一次劳工风潮的方法是发动满洲事变，在‘为着国家的危机而统一起来’的老生常谈的口号下，严厉地取缔了任何劳工组织。”
面临国内危机的日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中国。
6月4日，好战的近卫文内阁在日本登台，东京开始盛传一个神秘的预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九一八柳条湖一样的事件。
自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华北的中心城市北平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此时的北平城依旧雍容宁静，但是这个城市也在缓慢地变化。历史宫殿变成了饭店和茶馆，著名的寺庙变成了军营和警察所，古老的雪松、柏木和银杏树遭到砍伐，成了烧火用的木柴，政治标语遮盖着城墙和匾额。
其实，北平已经是一座围城。在北平周围，日本华北驻屯军已达5 700多人。再远一点，东面，有日本扶植的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1万多人，北面的热河集结着日本关东军，西北面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
北平西南十多公里的卢沟桥上，穿着灰色棉衣、打着裹腿、提着步枪的二十九军士兵守卫着卢沟桥，身后背着的大刀是这支军队特有的标志。战争一旦爆发，几百米外的平汉铁路，将成为北平居民南撤的生命线。
两年前，日军迫使国民政府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二十九军宋哲元部进驻平津一带。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成为中日矛盾的焦点。一方面二十九军担当起华北的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中央政府和日本的冲突获得了平津地区，处境微妙。从1933年长城抗战时的强硬，宋哲元的态度逐渐变为对日妥协，以维持自己在华北的生存。
四五月份，日军在丰台、宛平城一带不分昼夜进行演习。
由于日军不断挑衅，战争一触即发。宋哲元把军事指挥权交给部下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自己以“省亲扫墓”为名，回老家山东乐陵避风头。遇事躲避拖延，这是宋哲元对付日军讹诈的一贯策略。
从当年流行于河北遵化的一首民谣中，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对当时局面的形容：“北方有阎宋，南方有蒋汪。全是一家人，各有各主张。若能同了心，外国瞎当当。”
7月8日，一名叫邓云乡的北平中学生正开始他的暑假生活。上午，他到西单买了一枝牙膏和一块香皂，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嗷，看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嗷……”“就是这样一个声音，一下子惊破了北平古城的宁静气氛……大城市的居民又敏感，又迟钝，昨夜睡觉时，清晨起床时，都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一张小小的号外，放在面前，侵略者来了……”邓云乡在他后来的著作《文化古城旧事》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3）
7月7日深夜，正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到宛平城内进行搜索，遭到宛平守军拒绝后，日军开始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此时日方的谈判代表还在宛平城内，驻守该城的中方士兵断然开枪抵抗。七七事变爆发。
当邓云乡回到家中，邻居们也正在议论此事。“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
7月8日凌晨，在日军攻打宛平城后一个小时，日军伤亡惨重，未能进前一步。凌晨2时，中国守军主动出击，组织大刀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几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
就在大刀队收复铁路桥的当天，歌曲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迅速传唱开了。
同一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出路！随后，中共又通电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
同是这一天，各大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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