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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侧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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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这一天，各大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南京专电，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要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对事变不加任何限制地进行如实报道。周围敏感的人觉察到蒋已经下决心抗日了。否则，他一定小心谨慎地处理此事，而不去刺激国民的情绪。9日，他下令孙连仲等部北上石家庄和保定。孙连仲等部进入河北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准备遵守屈辱的《何梅协定》。之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线集结。
得知七七事变发生的贝特兰决心立即返回中国。他搭乘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车上满载着正要开赴中国的日本士兵。在《华北前线》一文中，贝特兰这样描述说：“……铺天盖地的太阳旗把灯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妇孺，在跟开往中国的军人们告别……每一个车站——甚至那些我们在半夜里经过的——同样是聚集了带旗帜欢呼的人群……”当贝特兰到达神户，准备登船离开日本的时候，他感慨地写道：“我到日本以来，从没有像此刻那样感到孤单。我觉得自己有一会儿被一群喘息着的女学生包围住了，她们带着歇斯底里的狂热，挥舞着旗子，高呼‘万岁！’明天，大概她们要站在街头，向路人递过‘千人针衣’，用它来保护日本兵去完成‘建立东亚永久和平’的神圣使命。”
7月11日，在山东乐陵老家躲避风头的宋哲元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他没有理会中央政府要他赴保定准备战事的命令，径直北上天津，寻找与日本协商解决事变的途径。他仍然认为只要让点步，吃点亏，事情就会过去。
宋哲元与日军达成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等协议。卢沟桥事变之初，日军因为兵力单薄，并没有占到便宜，吃亏的日军采用了缓兵之计。在北平的备战会议上宋哲元表示：“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就以守为守吧。”
此时，在北平至沈阳的北宁铁路线上，一列列车皮，正加紧运送日本兵。在丰台进行战地报道的新闻记者范长江看到的是：“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钱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讲话，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仍争取和平，只应战，而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3日，中国政府获得情报，除关东军外，日本陆续开往华北的增援部队已经达到10多万人。
华北的日军人数全面超过二十九军，平津危在旦夕。宋哲元终于清醒过来。当日军再次逼迫他从北平撤军时，宋回答一个月后再办。日本人问为什么，宋回答说，目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
这实际上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典型的“宋哲元式拒绝”让日本人哭笑不得。但是，宋哲元觉醒得太晚了。
此时的北平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紧紧包围。
7月28日成为邓云乡记忆深刻的一天，“这天黄昏后，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剧烈，还有炸弹的声音，震得窗户乱动乱响，好像离得十分近。那天晚上，连孩子们也没有睡好觉，大家都把心提到了喉咙口了。接近天亮的时候，枪炮声稀落了，沉静下来，但是这种沉静，似乎比枪炮声更使人感到恐慌，究竟怎么样了呢？”
已经来到北平的贝特兰，在安静的清晨中醒来。“一早走出了东交民巷，我看见灰色的军装已经从城墙上消失。城门开着，一小群人力车在进出。接着我们拿到了报纸，已是最后一天发刊的《北平新闻》，宋‘含泪’而去，已经退出了北平。”
7月29日，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入城仪式。
当时日本有一段新闻，反映日军进入天津和北平的情形：“日本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日本帝国万岁，万岁！为了东亚的和平，为了东亚的繁荣，我们来了！”
从欢迎的人群可以看出，挥舞着太阳旗的都是日本的侨民。整个早晨，经过警察和武装卫兵清道，沿途的中国人家已都被搜查过。
8月份的《大公报》，刊登了题为“笼城落日记”的北平特写，当时的日文报纸称北平是笼城。“这次中国官方告诉中国人说是‘小住即去’的日本兵，在布告上宣称为‘维持治安’而来，并没有‘小住即去’的意思。日军河边旅团约三千人机械化战队，分在彰仪门、永定门及朝阳门入城……在天安门集合。当日军集合与通过时，北平的中心区，停止交通约四小时之久。这时期街人只有黄衣警察……偶然地，也由人力车拖过几个西人……每一条路口上都是走不出的车，穿不过的人……”
在北平西城，诗人陈三立的生命已经接近终点。他一连五天拒绝进食，带着亡国之痛，忧愤而死。
年仅19岁的黄仁宇是南开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像许多爱国青年一样，他想参军报国，但是被他的父亲劝阻。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记录了父亲的观点：“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终止……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两个月后，他随学校去了长沙，那时南开、北大、清华这三所北方最负盛名的大学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三所大学迁到长沙合而为一。年轻的黄仁宇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的，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没想到，不宣而战的战争会持续八年之久，一年以后他考进了成都军校。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4）
邓云乡的暑假生活在北平沦陷中结束了。“在凉风萧飒的深秋，学生们背着书包默默而来默默而去，连最爱打闹的同学，也老实了……童稚心理中随时想着都德的《最后一课》的内容，在记忆中，那是生平最黑暗、最模糊的一个冬天。”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
上海外滩的江海关大楼，至今仍然是外滩的标志性建筑。位于楼顶足有十层楼高的庞然大钟，到今天仍然是亚洲第一大钟。1928年元旦，海关大钟敲响了它的第一声，从此，悠扬的钟声每天在黄浦江上空回荡。
8月12日，在上午9点的钟声中，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地举行新生考试。9点半，校方突然派人宣布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等地，不可片刻停留。《大公报》描述这一天说：“沪市紧张情形，宛如‘一·二八’前夕……虹口、闸北一带断绝交通，仅见日军架设机枪之机车往来频仍；公共租界之万国商团全体出动，在边界一带布防……”
第二天，当人们再一次被钟声从梦中唤醒后，上海的居民惊喜地发现，已经六年不见的中国军队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那是人们熟悉的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曾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市区布防。
上海中医陈存仁匆忙赶去闸北，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闸北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己身。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卢沟桥事变后，当时担任京沪警备区司令官的张治中将他自己所指挥的部队分批调往上海。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令其一团化装为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龙华西飞机场，加强警戒；一团化装为宪兵，开驻淞江。” 7月30日，他还向南京建议，日军若有任何一点异动，则我方“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
一周以后，虹桥机场事件发生。8月9日，日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桥机场与我守军冲突被杀，当天日本陆军2 000余人由军舰运送到了上海。第二天，大批日本军舰向上海集结。长江流域的日本侨民陆续抵达上海。7月23日，首批日侨乘“上海丸”返国。大规模撤侨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此时的内山完造仍然留在上海。从1917年他偕夫人在上海的北四川路开设内山书店算起，他们已经在虹口居住了20年。他有许多中国朋友，其中有刚去世不久的作家鲁迅。早在1927年，内山完造就结识了鲁迅，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虹口区是日本租界，当年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大都居住于此。每天都有从日本长崎来的新鲜鱼和蔬菜运送到这里，供应日本侨民。曾经生活在虹口的长崎人说：“如果说虹口是把长崎街市的一角原样搬过来，这并不过分。街上的商店，从鱼店、菜店、糕点店到木屐店什么都有……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已经忘了自己生活在国外。”
到民国初年，在上海的日本侨民数量已经超过了10万，占上海外国侨民数量的三分之二。当时的上海对于日本人来说，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也是最能接触到西洋文明的国际都市。
九一八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上海抵制日货，不给日本人做工形成浪潮，让上海的日本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经济蒙受损失的日本居留民多次召开侨民大会，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保护日本居留民成为日本军方最好的进攻借口。
当时上海的日侨参加日本居留民团、在乡军人会等各种组织，常常寻衅滋事。内山完造对此不以为然，他仿效着中国人，每到夏季便在街头给行人施送茶水。在《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中，他写道：“不论在排斥日本如何激烈的时节，中国却没有一个不喝茶的人。排斥日本人也好，不用日货也罢，岂不都是因为我们日本人将中国人不想要或是可怕的东西给了他们的缘故吗？”
这是内山完造创作的第一本书，由鲁迅先生为其作序。1936年鲁迅去世时，内山为治丧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1937年的7月，他又开始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金”。然而，到了8月的时候，他已经不得不离开上海了。
8月6日，日本政府下令撤退汉口的侨民。一时之间，大量的侨民涌集上海。由于轮船运载量有限，第一批老幼妇女400人率先离去。报纸报道称，当时很多去日本的轮船客位，都被日侨订空，已经预订到了8月15日，局势的紧迫由此可见一斑。
8月13日，日军6 000多人以租界为依托，突袭闸北，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猛轰上海市区。中国守军立即还击，这已经是上海居民五年内经历的第二次战争。
8月14日，上海因台风刚过而大雨倾盆，风速达每秒22米，天气情况十分恶劣。早晨7点，在上海阴云密布的天空中，出现了5架“可塞”轰炸机，这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执行轰炸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的任务，年轻的中国空军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稍后，远在华北前线的空军第四大队长途飞行至杭州，还没来得及加油，就在队长高志航的带领下迎战已迫近杭州笕桥机场的日军战斗机，以一机未损、击落敌机多架的战绩，击退了日本空军。一时之间，首战告捷的空军们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世界各大报纸和通讯社，都详细报道了此次战况。8月14日，一篇外电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场景：“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
在这次空战中也出现了弹落闹市的惨剧，日军的炮弹在南京路外滩爆炸，死伤1 694人；中国空军的炸弹误落大世界，伤亡2 021人。比起“一·二八”的战事，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残酷得多。
中国航空公司的一名美籍驾驶员目睹了当时的情形，他在后来的报告中描述了街上的惨况：
我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不是从军事角度——看到了战争。一个女工沿着一条小街奔跑，脸上充满恐惧和忧伤，她怀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小孩的整个面孔已被炸掉……我希望我不要像现在这样老是记住当时的情景。
外滩是一堆废墟，几百人在呼号、奔跑，跌倒在蜂拥而来的人的脚下……
首度出战的中国空军，将木更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 为了纪念首次空战的胜利，在1939年，8月14日被定为“空军节”。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就是一枚空军胸针，“我的空军”这句话常常挂在口上。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5）
邓云乡的暑假生活在北平沦陷中结束了。“在凉风萧飒的深秋，学生们背着书包默默而来默默而去，连最爱打闹的同学，也老实了……童稚心理中随时想着都德的《最后一课》的内容，在记忆中，那是生平最黑暗、最模糊的一个冬天。”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
上海外滩的江海关大楼，至今仍然是外滩的标志性建筑。位于楼顶足有十层楼高的庞然大钟，到今天仍然是亚洲第一大钟。1928年元旦，海关大钟敲响了它的第一声，从此，悠扬的钟声每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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