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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3-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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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之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著作里都可找到。周恩来且不止一次地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志向。如果〃过关〃等于人在终生改造过程中的阶段性考评，那末过关岂不也该过到老，〃死而后已〃吗？
近读一张先生文，说毛泽东1958年1月6日夜，在西湖刘庄与周谷城等夜谈，他提出一个怪问题：〃关羽姓什么？〃周谷城答不出，毛笑道：〃告诉你吧，关公亡命在外时，遭关吏盘查，仓猝间指关为姓，才过了关。〃（据一张文，清梁章钜《归田琐记》记有此事。戏曲选本《清音小集》谓关羽原姓冯名贤字寿长。另有民间传说改编的旧戏《斩熊虎》则说姓胡云。）
中国历史上关隘甚多，要过关的人，有的鸡鸣狗盗，有的过关斩将，也有的为过关一夜愁白了头。毛泽东熟读经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会容什么人混过关去，个别头面人物在守关士卒们严防下不得过关，由毛或毛让周恩来出面〃保护过关〃固有之，在毛的眼皮底下混过关去是很难的。从上到下，每逢大会场合，声震屋瓦地喊口号：〃不准某某某蒙混过关！〃可见是预为之备，防守极严。
然而，是否仍有并未真正俯首认罪而竟得〃过关〃的？这就要问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朋友们，请他们连同阿Ｑ的姓氏名字一起详查一番了。
1998年10月21日
下篇：品事（下）以苏为镜
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间屡因中苏关系的变化而茫然莫明究竟，但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大国，一个大党，一夕之间，忽而瓦解。
这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谜。七八年过去，偶然从一些相关报道的字里行间，仿佛得到一点启发。比如说在群众〃上街〃的热潮里，捷尔任斯基的塑像是第一个被推倒的捷尔任斯基何许人也？他是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后第一任肃反委员会即〃契卡〃主席，因他死得早，不是被斯大林镇压的，所以整个五六十年代，也曾是中国青年的偶像之一，有关他的传记性文学作品，就印行过《燃烧》、《穿黄狼皮大衣的人》，今天六十多岁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记得。他的塑像一直挺立在莫斯科前契卡也是后来的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门前。其竟被推倒也，恐怕并不是针对他个人，90年代初的苏联人跟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恩怨，但他所创建的这个部门执行过例如肃反扩大化一类滥杀无辜的命令，〃以革命的名义〃树敌过多，为苏联共产党结怨甚深，捷尔任斯基遂也就成了遭恨的象征。
金雁在《新俄乡纪程》中，说人民抛弃了苏共，是因为苏共抛弃了人民，抛弃云云，不失为温和的说法。苏联人民长时期所遭受的经济剥夺和政治迫害，是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能施加的。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怎么会从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变成了实际上是苏联人民的对立面呢？
最近从《作家文摘》上看到黄苇町著《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部分章节，勾出了一个大致的历史轮廓。
黄文指出，苏共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如前所述，苏共十分缺乏党内民主。又长期以党代政，形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应该说，这三制使领导人以言立法，以言废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
黄文说，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诸子孙。〃
黄文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他认为，剧变以后的进程也表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
看来，从苏联〃亡党亡国〃中得到最大好处的这些新显贵们，不少原是前朝遗老，早先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老同志〃；当他们还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的时候，就是一批口是心非的利禄之徒，他们坚持的其实只有一条原则，就是所谓〃现在该轮到我们捞一把了〃。一俟国内发生政治危机，他们乐得如黄文所说的〃一呼百应，顺水推舟〃，在政权易帜之后，继续做他的官，发他的财。
四十多年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赌注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几代身上。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学习讨论，以提高警惕，寻找抵御之法。当时我们相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的语录，认定要搞垮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也必是〃思想领先〃，由思想文化的侵袭和腐蚀入手，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似乎也就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犯罪嫌疑人。今天想想，未必尽然。有比意识形态更有力的东西，那就是金钱，竟被我们忘记了。尤其对于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人，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就能左右他们的思想行为。毋须来自敌对势力的腐蚀，先就腐败以至腐烂，自我颠覆了。可以说，江山变色，由腐败始。
套一句我们传统的话儿，所谓〃亡党亡国〃的最大危险，〃乃在萧墙之内〃！
我没有看到全书，不能对全书作出评价。然而书中涉及苏联解体缘于官僚特权阶层大搞腐败、与人民为敌这一分析和论述，至少接触到部分的真实，可读。
过去在文革中骂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纯属瞎说。今天，在苏联和苏共都已瓦解之后，探讨一下十月革命的故乡何以会一朝〃红旗落地〃，前苏联的人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应该不仅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课题。
1998年12月25日
下篇：品事（下）也谈”牛鬼蛇神”
刘心武呼吁，从今以后，不要再以〃牛鬼蛇神〃称人（见12月10日《文汇报·笔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心武查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见〃牛鬼蛇神〃词条的释文是：〃奇形怪状的鬼神。比喻社会上的丑恶事物和形形色色的坏人。〃他说读来心情沉重，建议今后再版时，在第二句前加上〃曾用来〃三个字。
就是说，〃牛鬼蛇神〃四个字〃曾用来比喻社会上的丑恶事物和形形色色的坏人〃。心武希望这种用法成为〃过去式〃。《辞海》同一词条却说〃后多用来比喻形形色色的坏人〃，没有下限，但从举例看，是暂时〃后〃到清朝末年：〃《老残游记续集》第二回，若官、幕两途，牛鬼蛇神，无所不有！〃
在唐杜牧以〃牛鬼蛇神〃与〃鲸鳖掷〃一起形容李贺诗的〃虚荒诞幻〃以后，人们笔下的〃牛鬼蛇神〃大异其趣，在《老残游记》作者那里，是官僚师爷群里的坏人，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主笔那里，则是〃地富反坏右〃。特别是他们当时主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不同的人，他们心目中〃形形色色的坏人〃也是形形色色的。
因为〃地富反坏右〃之为〃坏人〃，之为〃牛鬼蛇神〃，好像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在那一历史时期也曾同被称为〃牛鬼蛇神〃，但一经平反就恢复了百分之百正经身份的〃走资派〃等等好人，在辞书里却仍然不得不属〃形形色色的坏人〃之列，是受牵连，委屈一下了。
假如哪位老同志的第三代、第四代孙儿孙女，有一天发现他们敬重的长辈，在公元1960年代下半叶曾被称为〃牛鬼蛇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去查辞书，才知道这是对〃形形色色的坏人〃的比喻；然则他们的革命老前辈是不是还得颇费一些唇舌呢？
当我以右派分子身份在专政队里劳动的时候，有些当时被封为〃走资派〃的老干部，就认为别人都是〃牛鬼蛇神〃，但他不是，他是凤凰落地，误掉进〃牛鬼蛇神〃堆里了。
我那时倒是比较想得开。叫什么都无妨，说是〃黑帮〃吧，自觉得并不那么黑；说是〃牛鬼蛇神〃，更不贴边，我何尝有牛首，又何尝是蛇身？这都有如在墙上写上某人名字再画个〃王八〃罢了。
我知道这种态度不足取。当时湖南有一份大字报，就义正词严地题为《谁是牛鬼蛇神？》一定要掰扯清楚。
但这就像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之类的〃问题〃一样，是永远也掰扯不清的，因为概念无法界定。我们长时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连政策语言里都充满〃两条腿走路〃之类的比喻，甚至〃脱裤子，割尾巴〃一类不把人当人的人格侮辱性的话，那末，泛称〃牛鬼蛇神〃以打击敌人，就如同在墙上写刘少奇的名字时，把〃奇〃的字形扭曲近于〃狗〃字一样，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当时我想，好在〃牛鬼蛇神〃云云，不能作为定性写进〃政治结论〃，不必较真；但今天回头想想，能写进结论的〃右派〃、〃走资派〃、〃修正主义〃云云，难道是经得起推敲的吗？
人是有感情的，喜怒哀乐，人皆有之，情绪来了的时候，也难免要骂人，随口找现成的，〃浑蛋〃、〃混账〃、〃乌龟王八蛋〃，以至〃牛鬼蛇神〃吧。如果你在家里骂娘，悉听尊便；问题是以煽情进行政治动员，用骂人话给政敌或非政敌定罪，就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了。因此我们才把例如文革阶段叫做非正常的历史时期。
只要我们的社会能由泛政治的、情绪化的人治进入法治，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再能超越法律入人以罪，就不必对〃以'牛鬼蛇神'称人〃特别在意了，因为那只是一个这样称人者的道德文化素质问题，他骂人骂得违法了也可以诉诸法律来解决，不会形成对人的实际威胁了。
如果不能尽快地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过渡，仍然存在以权扰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甚至言出法随的现象，那末，即使不再以〃牛鬼蛇神〃称人，换一个别的什么称呼，也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1998年12月28日
下篇：品事（下）”基度山”外话恩仇（1）
春节后有一天，偶从电视机上拨出电影《基度山伯爵》。
如果说，在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有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外国文学作品的风行，值得在什么史册上添注一笔的话，那末，到了六七十年代，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值得一提的。那时候，在公众的书市、书架、书桌上，所有被江青谥为〃封、资、修〃、〃名、洋、古〃的文学著作，都已扫荡一空。但是解放前上海出版的蒋学模译《基度山恩仇记》四卷本，则因江青的青睐，而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不歇。
一百年前法国的大仲马，不会想到他会在此时此地暗中走红；经济学者蒋学模教授，更是万也想不到他的本行功业全被抹煞之际，他的大名竟是随附着水手丹特斯的报仇故事而为人所知。
江青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是因浏览国外电影而及此书，还是有谁向她推荐的？如此等等，大可不必深究。江青为什么喜欢这本书？正如她格外喜欢《飘》（旧译《乱世佳人》），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部小说和据以改编的电影，贯穿人物就是马赛水手爱德蒙·丹特斯，他被几个萧艾小人所陷害，羁押海上伊夫岛，后来越狱出来，由于意外得到一批珍宝，他借助于金钱的力量，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他的几个仇家。这样一个报仇的故事，一般认为属于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旧译《侠隐记》）等当时连载畅销、后来长久流传的通俗小说，似乎难登大雅之堂。30年代郑振铎《文学大纲》曾经点到书名，50年代以后，法国文学除了巴尔扎克得蒙圣眷外，连什么左拉、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都打入冷宫，更遑论大仲马了。只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世界文学》上发表一篇苏联文艺学家多宾论情节的提炼和展开的论文，里面以《基度山恩仇记》开头人物两两出场为例，论述小说家笔下的层次和匠心；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是大仲马此书惟一一次见诸当年报刊。而江青大约并未见到，在她有关样板戏和其他文艺问题的讲话里，谈到艺术结构，根本没涉及过大仲马。
这也可以反证，江青爱读此书，一定另有缘由；但不像毛泽东对《红与黑》一书的观感，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记录，因此，我们只好试加猜测了。
1966年10月，赵丹、郑君里、陈鲤庭，这三位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过来人，同时遭到抄家。后来查明，此前江青曾经对〃林办〃主任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一个这样处心积虑，必欲报仇的人，别有会心地爱读《基度山恩仇记》，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深奥之处。
丹特斯要报的仇，是我们习惯所说，与〃杀父之仇〃对举的〃夺妻之恨〃，加上无妄临头的牢狱之灾。虽说陷害他时找的借口，也多少与当时政治即拿破仑和反拿破仑的背景有关，但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人身迫害。丹特斯报的是个人之仇，但他是被不义之人迫害，值得同情。
江青报仇，很难相提并论。江青迫害的人多矣，恐怕情况也各有不同。她是利用政治权力和政治动乱时机以遂其报仇心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扫清她从政道路上的障碍。如赵丹等人，其实是她早年的同事和朋友，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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