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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3-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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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子瓦西里，他大约生于1940年或1941年，十三岁那年改从母姓。他是一个戏剧导演，喜爱诗歌，轻声慢语，但对他祖父有所不敬；他说：〃我不知道堂兄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为爷爷的荣誉而战。爷爷犯下的罪恶不是谁能否定得了的。〃
这兄弟俩在对斯大林的态度上不可调和。观点不同，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朱加什维利采取的却是极端的立场。他搜集那些他认为是〃诋毁〃他爷爷的人的名单，他说：〃被我列上名单的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应该受到惩罚。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账的！〃〃我真想像爷爷一样亲手枪毙了他们！〃这个名单里，自然也包括他的堂弟布尔达斯基，他说：〃布尔达斯基是一个卖国贼，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亲手吊死他的！〃真可谓有其祖乃有其孙，他对祖父的崇拜和迷信，确是到了不顾史实、不问是非的绝对化程度，不知是亲情，还是盲目的家族荣誉感蒙住了他的眼睛？让他对历史上从老布尔什维克到普通农民以及工人、军人、知识分子成千上万无辜被杀的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直到今天，他还顽固地坚持斯大林以暴力治国，以暴力对待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时代的错误使人觉得他是可悲的，但他的所想所说，让我们想到，如果他早生若干年，赶上斯大林在世，他岂不会毫不迟疑地参与肃反扩大化的行动，以革命的名义，以〃保卫斯大林〃的名义去杀人吗？
从人的灵魂的层面看，这类以暴力对待歧见的惯性，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危险。
斯大林的历史功过是须让历史来裁判的。这与他的两个孙子都无关。我们局外人谈论斯大林的问题，更没有鞭尸之意。倒是列宁的语意启发我们，那些属于旧时代的东西，看似死去了，但还散发着尸臭，毒害着社会。世纪之初就有过〃骸骨的迷恋〃一说，作为比喻，它的喻义是普遍而深刻的。
1998年4月17日
代序史家之传
我眼前这四本传记，传主都是史学家。区别只在两本是自述（何兹全、傅振伦），两本是家人、弟子撰述（顾颉刚、谭其骧）。我想，这一套丛书续出时当不限于史学家，但以他们的传记打头，当做示范，是亮出〃真实〃这一标杆：绝对不是纯属虚构的小说，也不是虚实相间的〃纪实文学〃，更不是以〃戏说〃为能事的通俗读物。
黄仁宇先生，熟悉中国的纪传体，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就聪明地选择了五位历史人物，写出了那一年其实不止那一年的历史面貌。不管对他这本书怎么评价，不能不承认他抓住了历史的头绪。历史这出戏是由人扮演的，离开人的活动，甚至离开某些关键人物的具体言行，性格、际遇的细节，就无法对历史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巴比塞《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通过斯大林写苏联，又通过苏联突出斯大林。问题不在于他的写法，而是材料的取舍趋于一偏；也许不是有意的取舍，是占有材料的局限。
为什么在苏联存在的一个长时期，却不能真切地了解苏联的历史？因为只有一本《联共（布）党史》，还是典型的〃以论（点）代史（料）〃，甚至干脆掩盖真相，伪造历史。近年历史档案解密，私家著述也得以问世，于是我们看到了有关当时苏联内部斗争的更加翔实的材料。不但斯大林，而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较近真实的个人传记，合而观之，他们之间，那前后左右的历史纠葛，也就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了。
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传记是整体历史书写的基础。正如个人的记忆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一样；完全背离了大多数个人记忆的所谓〃集体的记忆〃，就有伪造之嫌了。
我们不但渴望了解我们民族的久远的过去，更希望了解刚刚过去不久的昨天和前天的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儿〃。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之作。如果没有《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以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书，我们对1959年那个重大的转折，能知道多少呢？然而在当代的这类作品中，也是良莠不齐，真伪混杂。有一个著名人物以日记相标榜，买来却让人大失所望；我们并不是以猎奇的态度追求秘闻，但如果一个人的日记同当时的报刊如出一辙，不但今天没有出版的价值，当时似乎也大可不必费事去抄报纸了。
以前是权力的干预，现在加上市场的作用，还有利益集团、亲友子女的为贤者讳，所以尽管不鲜史传之类的出版，但也正像其他领域一样，假冒伪劣在所难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货色，叫它伪传记伪回忆录也罢，叫它羼了假兑了水的什么也罢，总之是淆乱视听。有一本关于汪精卫的东西，里面杜撰了一首四句头，狗屁不通，押韵而已，偏要说是汪的绝命诗，许多报纸纷纷摘转，史学家们自然一眼看穿，置之不理，可一般读者不能看破机关，就会信以为真，以为汪精卫就写那样的诗，从而把当前某些人写的狗屁不通的东西，也称之为诗了。
话说回来，像这四位学者的传记，不仅让人看到他们的学术道路，更让人看到他们的人生命运。不仅通过他们看到1949年前与1949年后史学界的风云鳞爪，而且整个学术界，以至知识界这些年共同走过的道路，直路与弯路，也经由这几位传主的个案，一一显示出来；过眼沧桑，令人不胜感喟。但又不只是为了感喟。最近黄裳先生在评论李辉文集时，从李辉采访周扬或敌或友或亲或疏的几十位社会人士的记录，称许他下了扎实的功夫，而以一部《周扬传》相期；同时，他又希望李辉在对现代文学若干关键人物作了个别攻坚之后，能够着手新的文学史的写作。我认为，这几位史学家的传记，也为现代中国史学史的改写做了准备。
这一套传记丛书，名为〃往事与沉思〃很好。没有沉思，则往事不过是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断，不过是寄托些忆旧怀人的苍老的感伤。中国虽说历来文史不分家，但这一丛书的品格更近于史。何兹全先生关于肃反时揭发两个老友的交代，关于他与赵光贤教授的芥蒂和他的歉疚，使我们感到，这是作者晚年回首前尘，严肃命笔，这不但是历史学家，也该是任何人面对历史的态度。
历史面前人人平等。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第三个还是真实。弄虚作假的史传之作，本意在欺世盗名，最终将被历史所嘲弄。
1998年4月28日
代序倾听李劼
《李文集》读后感
李的文章，过去只是零散地读过，这回才发现这五卷本文集，可称得上是〃集束手榴弹〃。当然不是任何文字编辑成多卷本都有这样的效果。李的五卷书，写作时间相近，有它内在的思想一体性。对于我这样无论什么书都只愿随便翻翻的读者，因他不矫揉造作，故我乐于倾听。是倾听，不是对话，他滔滔而谈的，有许多是我不熟悉的话题。他的话，我有的同意，有的不尽同意，我想，我不必对不同意的装做同意，他也不会勉强我全都同意。其实，两个人，一席话，有一半能够相与会心，就堪称知己了。在多元的时代，畅所欲言，和而不同，该是最正常的状态。
读小说，读散文，读诗歌，我都主张知人论世。而这类谈思想谈文化的著作，我发现也还是要这样来读，这样读，感到亲切，能够接近论者的心。当然，有一个前提，即著作中除了论者的论点，也确还糅进了他的血肉他的激情，听得见他的心跳。比如《二十世纪风景》，我得知他在写完前半部以后，插上一部《红楼梦》论稿的写作，然后，接着开始以他的〃意象思维方式〃写下半部，首先就在第八章纵论希特勒，使人耳目一新甚至触目惊心的，是他没有像一般那样只把希特勒当做一个罪魁祸首，杀人魔王，而是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来描述。〃为什么希特勒被定为战争罪犯，而斯大林却没有被诉诸同样的审判？〃这本是无须争议的，不仅因为〃后者（斯大林）在1939年的德波战争中获得过同样的利益，又在1945年以后对东欧做了希特勒在1939年之前做过的同样事情〃，而且因为（干脆说）〃在二战前后的各国首脑几乎全都是战争罪犯〃。问题显然不是李不满于称希特勒为战争罪犯，而在于有一些同样要对战争浩劫负责的人物（顶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吧）在胜利者历史书写的工事后边掩护起来了。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人们说要有魔鬼，于是就有了魔鬼；30年代的德国人和欧洲人说要有希特勒，于是就有了希特勒。这是不错的。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半个世纪，在远离奥斯威辛焚尸炉的东方，我们已经有条件除了对希特勒进行道德谴责以外，进而从尼采和瓦格纳那里寻找希特勒的遗传基因，更进而从德意志民族心理倾向和文化选择方面去探询历史的轨迹。正如李所说，〃在暴虐时代，人们和暴君一起强奸了历史；及至时过境迁，人们又在一片对暴君的谴责和审判声中隐瞒了历史的真相。〃他痛快淋漓地评说希特勒，因此赋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
在《我的奋斗》里毫不掩饰地公开宣布对犹太人和对布尔什维克的仇视，这是希特勒的〃阳谋〃。然而，他不正是代表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歧视犹太人和反苏反共的情绪吗？再一个然而，当希特勒一度与斯大林合谋以后又背信弃义地对斯大林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那动机里面，是否会包含着对1939年发现了斯大林也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时的意外之感呢？李的书里说，由于希特勒对英、法两国人都没有像对犹太人那样必欲赶尽杀绝的仇恨，因此在敦刻尔克战役下达了穷寇莫追的命令。记得有一份材料说，希特勒对斯大林实际上抱有好感，以意逆志，或者就是所谓〃惺惺相惜〃，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曾有人说文学评论是〃灵魂的探险〃，那末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更是〃灵魂的探险〃了。李关于希特勒是〃一个具有行为艺术家特征的政治领袖〃之论，也许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是已经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新的视角。
李《论世纪现象》这一卷中的《论世纪现象》这一章，也是他笔酣墨饱指点激扬的一章。毛泽东是阶级论者，在1942年整风文献中经他审阅下发的有关文字里，强调没有脱离阶级性的人性，只有党性和人性的统一，而党性则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一文，也是指定的学习文件，其中论到农民阶级时，不失准确地指出，他们具有狭隘的报复心理。我们从历史上的农民暴动和农民领袖的实践当中，不难印证这一论断。报仇和雪恨是我们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中，最富有煽动性和凝聚力的因素之一。在当代生活里，习以为常的政治工作口号中，就有以〃民族仇，阶级恨〃来启发觉悟的传统。而在人际关系包括内部斗争的具体运作中，个人恩怨不仅常常是导火索，甚或是更深层的致乱之由。江青、叶群之间，就以〃你有什么仇人，我替你去报仇〃作为政治结盟的黏合剂。李书里有关个人雪耻的推导，就不是全无根据的揣测。
历史，有时候是需要一个适当的距离才能看得更真切，品评得也更加客观一些。对希特勒固然如是，对中国国内的大小人物，也莫不然。比如对江青，在身受其害的人们恨之入骨的年月，只有万里之外的美国人可以代她不平，说中国对江青的指责，如〃爱看美国电影〃〃爱骑马〃怎么能成为罪状？〃不听毛主席的话〃妻子为什么一定要听丈夫的话呢？我们国内直到不久以前还津津乐道，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党的中央政治局曾限定江青不得参与政治生活云云；假如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作此超出党章和法律的规定，是不是有干预个人生活过多，并且侵犯了党员政治权利之嫌呢？粉碎〃四人帮〃已有二十二年，江青亦死多年，今天这样提出问题，该不会被人疑为要为江青翻案；正如我们今天指出要为姚文元定罪，完全不必抬出他五岁的时候拜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为干爹一事，这样的定案材料，虽是针对有民愤的姚文元其人，但那思路，跟整个文革时期和文革前历次运动中的办案者动辄对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思路，其实是并没有两样的。
我们，包括李，也包括在这里发言的我，能够接触这样的话题，当然不是茶馀酒后的闲聊；这是多少年来多少人付出各种形式的牺牲换来的一点小小权利，也是我们社会的一点小小进步吧。
1998年7月7日
代序王葆真的故事
《北京政协》月刊更名《北京观察》了，我从改版一期的目录看到柳萌一篇文章题为《要敢于听真话》，说得好。文章我还没看，光这一句就值得叫好。
我想起前年第二期广州《炎黄世界》月刊上曾有王金凤写反右中一段往事，《含辛负重王葆真》。
1957年3月，她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参加了河北省两个会议，会上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欢迎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报社要她访问一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充分听取其意见，写一篇访问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国瑞介绍了王葆真，说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很早参加民革，现在是河北省民革主席，又是省政协副主席，在民主人士中颇有威望。中共中央统战部也同意报道王葆真。
当时王葆真已是古稀之年，他说要尽其馀生，为国为民，再做一些实事。他说，解放前，历届政府不管人民死活，以致水旱灾害频繁，老百姓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他看到人民政府积极兴修水利，感到振奋。荆江分洪和治理淮河等大的水利工程，他都去参观过，十分佩服共产党〃救民于水火〃的宗旨和魄力。
只是，王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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