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备忘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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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萌芽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贵的。　　　　
　　　　本文以泉起笔，以水作结，首尾呼应，结构紧凑，不失为一篇上乘小作。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4节　钓鱼台的皇家民俗

　　　　乾隆帝的母亲喜好热闹，乾隆便常带其母到钓鱼台看杂耍表演，由此“老爷磨刀”闻名京城。钓鱼台的“养源斋”建成之后，成为清代风景胜地，不少民俗活动便在这里兴起，七月十五放河灯，九月初九封台登高，一派热闹景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东钓鱼台是北京西郊一处很有名气的地方。从玉渊潭流出的河水斜向东南，经东钓鱼台流入护城河。这里水溪环绕，把个三里河村变成了水乡。　　　　
　　　　乾隆的母亲很喜欢热闹，乾隆便常带着他的母亲到玉渊潭钓鱼台观看杂耍表演。途经东钓鱼台，见东钓鱼台附近冷冷清清，乾隆的母亲很不高兴。乾隆为讨母亲的欢心，便在三里河路北圆觉观一带办起庙会，每年五月初—至十五举办一次。　　　　
　　　　圆觉观内供奉的是关公，据说关公当年单刀赴会是在五月十三日，因而庙会的正期也就定在这一天。乾隆把这个庙会叫“单刀会”，当地居民称为“老爷磨刀”，简称“磨刀”。　　　　
　　　　庙会，俗称庙市，是我国城乡特有的一种集市形式。它往往结合佛、道两教的宗教活动进行。每逢寺庙开放的日期，善男信女前去烧香礼拜，商贩们在寺庙附近设摊售货，民间艺人也来表演杂艺。久之，便形成定例。　　　　
　　　　庙会的起源，据说始于古代的“礼祭”。礼，是祀土神的地方，即古代的土谷祠，又叫土地庙，庙会由此而得名。　　　　
　　　　北京的庙会相传起源于辽代，称为“上祀春游”。元、明两代，定都北京，庙会进—步兴起，到了清代更为发达。　　　　
　　　　乾隆在这里办庙会，高兴了他的母亲，也热闹了这一带。从三里河村的东钓鱼台到玉渊潭钓鱼台，一路上热热闹闹，茶馆、饭铺、杂耍场、戏棚栉次林立。庙会正期，城内外的秧歌会、中幡会、五虎棒等文香武会，相继到这里演技酬神。从乾隆到同治年间，庙会常常连续举行半个月。到光绪年间，又增加到两个月，把“单刀会”改称“三里河避暑”。这原先带有宗教色彩的庙会，渐渐变成夏日避暑纳凉的地方，三里河东钓鱼台也因此而闻名京城。　　　　
　　　　乾隆三十九年，开挖玉渊潭，使玉渊潭变成了一座水面广阔的大湖泊，在大湖四周堆山石，栽花木，建亭阁殿堂，玉渊潭钓鱼台再度繁华起来，乾隆赐以别名“养源斋”。由于风景秀丽，凉爽怡人，“养源斋”成为清代风景胜地之一，不少民俗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如放河灯，登高、封台等。　　　　
　　　　在封建时代，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人们要在水中放灯赶鬼净邪。　　　　
　　　　中元节乃是道教节日。道教认为，“二元”乃“三官”之别称，上元节称为“上元天官节”，系上元赐福天官紫微大帝诞辰；中元节又称“中元地官节”，系中元赦罪地官清虚大帝诞辰；下元节又称“下元水官节”，系下元解厄水官洞阴大帝诞辰。道教《太上三官经》云：“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切众生皆是天、地、水三官统摄”。　　　　
　　　　中元节时，道教宫观如地安门外火神庙、西便门外白云观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循例举办“祈福吉祥道场”。是日殿上设“太上中元七炁赦罪洞灵清虚大帝平等应善天尊”的神位，广陈供养。卯刻，道众闻鼓上殿，经师们加披五彩云鹤班衣，位列前排左右。高功兴戴五老冠，金莲盖顶，身披天仙法衣，手执朝简，在钟鼓齐鸣中拈香、宣表，谓之“庆贺朝科”，从此便拉开了法会序幕。法会的一般安排是，除上下午唪诵《玄门功课经》外，主要是拜《玉皇宥罪锡福宝忏》。晚间唪诵《铁罐焰口施食》，超度前羽后化的祖师，并普度十方孤魂。　　　　
　　　　佛教徒在这天要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也叫盂兰盆斋、盂兰盆供。盂兰，梵语为乌兰婆拿，意为“救倒悬”。盆为食器。据《佛说盂兰盆经》云，目连之母青提因私自隐藏设斋供奉诸佛的财宝而堕入地狱，目连成正果后，至冥间寻母，始知青提已入地狱。目连于阿鼻地狱见母受倒悬之苦，遂求如来救度，如来命“八部龙天”打开地狱，救出青提。其时青提已堕为饿鬼，目连去王舍城乞得饭食，但其母贪性未除，饭食入口皆化为烈火。目连乃再次叩佛祖求救，如来遂令目连在僧众夏季安居终了之日（旧历七月十五日）备百味饮食和桃、李、杏、栗、枣五果置盂兰盆中，供养十方佛僧，仰佛僧之恩光，遂解脱了青提等饿鬼倒悬之苦。最后，目连与父母同得正果，成为地藏王之护法。于是后世人们就都在每年七月十五日遵礼如仪，以奉施佛僧之功德，来救先亡倒悬之苦，解脱七世父母之厄难，循例祈建盂兰盆会。　　　　
　　　　在中国最初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汉武帝大同四年。他在同泰寺举办“盂兰盆斋”，此后此仪遂在民间普遍流传。唐代，每年皇家以音乐、仪仗送盆到各官寺，献供种种杂物，民间施主也到各寺献供。唐太宗大历元年，在宫中内道场祈建盂兰盆会，设高祖以下七圣位。树建巨幡，书帝名号。自太庙迎入内道场，梵乐悠扬，旌幢蔽日。百官于光顺门外迎拜导从。此后历年如此。　　　　
　　　　到了宋代，便不是以盆供僧，为先之得度，而是以盆施鬼了。采取道教以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的传说，印卖《尊胜咒》、《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其上，焚之。拘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演《目连救母》的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寺僧又于是日募施主钱米，为之荐亡。至清，每岁中元建盂兰道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荷灯，使小太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中流驾龙舟，奏焚乐，作禅诵，自瀛台过金鳌玉蝀桥，绕万岁山至五龙亭而回。　　　　
　　　　晚清时，凡略有条件的都举办规模不同的盂兰盆会和中元法会。　　　　
　　　　放荷灯，是中元夜的重要活动。荷灯形式很多，一般是用彩纸做成的朵朵莲花，底下用半个茄子做托，在中心插上点着的蜡烛，使其飘浮水面。荷灯自然顺水飘流而下，排成一队“水灯”，随波荡漾，灿若繁星。与河里倒影相映成上下双灯，缓缓移动，蔚为奇景。清宗室文昭《京师竹枝词》云：“绕城秋水河火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在玉渊潭钓鱼台，因“养源斋”一带湖水宽阔，正是放河灯的好地方，每当七月十五，王公大臣们都来到这里观看河灯，因而钓鱼台又有“望海楼”、“望河楼”之名。　　　　
　　　　农历九月初九日为重阳节，是北京例行的登高日。　　　　
　　　　农历九月初九，俗称“重九”。古人认为九是阳数，所以这天又叫重阳节。《易经》云“以阳爻为九”，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为重九，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名重阳。　　　　
　　　　古时，重阳节活动内容很丰富，有登高、赏菊、饮菊花酒、插茱萸，等等。《齐人月令》中说：“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陶渊明亦说此日“引吟载酒，须尽一生之兴”。　　　　
　　　　明代皇宫自九月初一起吃花糕，九月九日重阳，皇帝亲自到万岁山登高。民间百姓也争相效仿，每逢重阳，人们便带上酒具、茶具到香山或灵显宫、报国寺的高阁上饮宴作乐。　　　　
　　　　清代，北城居民多到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上登高，石台高五丈，有石阶蜗旋而上。南城居民多到左安门内法藏寺弥陀塔去登高，塔高十丈。此外，西便门天宁寺殿宇虽破，但塔犹存。因这里地势高，不但可以远眺，且可赏菊。据清人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诗云：　　　　
　　　　天宁寺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又开，　　　　
　　　　赢得倾城车马动，看花犹带玉人来。　　　　
　　　　其中游人较盛的是玉渊潭钓鱼台。　　　　
　　　　当年，在重阳节这一天，“养源斋”一带十分热闹。在钓鱼台城门西面和南面以及附近会城门村箭沟一带，都有跑马、赛车之会。　　　　
　　　　清代，以骑射著称的八旗兵丁驻扎京城，骑射技术逐渐普及民间。每遇庙会和令节，各族民众，尤其是满、蒙两族的居民，争先在庙会附近选择合适的地点，举行赛车、赛马。登高节这天，还有一些皇戚子弟和皇家少年带上炊具、车马、幕帐、乐器，约集票友、歌妓，跑到城外郊野的高台土坡上，架起幕帐，摆一上桌椅，大吃所谓“爆、烤、涮”，又吃又唱，纵情歌舞，有的还在山下跑车、跑马。　　　　
　　　　“重九封台”，指的是一年一度从四月初一开始的“文武香会”，到“重九”这一天就停止活动了。在上古，人们认为五谷生长，要靠神的“默佑　”，风调雨顺或旱涝风灾，全由“神灵”操纵，只有恭敬求神，讨得神灵的欢喜，才会有好收成。于是人们就想出了“谢天酬神”的办法，跳起“双狮舞”、“秧歌舞”，举行耍弄五虎棍的文武香会。这种活动，渐渐变成了民间流行的—种人人喜爱的传统文娱会演。后来，封建帝王也常把各地文武香会的节目，召进皇宫和御苑中表演，取名叫“皇会”，还颁赏龙旗仪仗，称演员为“供奉”。　　　　
　　　　参加文武香会的人，自认是艺人，其演唱也是戏曲，把“梨园”说成是自己的本宗，他们的行头、场面和角色与戏剧界的行当基本相同。上台前所祭祖师，也是“轩辕”、“神农”、“喜神”。这“喜神”就是唐明皇李隆基。　　　　
　　　　梨园原是唐玄宗教练歌舞艺人的地方。在当时皇宫蓬莱宫之侧的宜春院，玄宗亲选舞技高超的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名在梨园学演歌舞，有时亲加教正，称为“皇帝梨园”。后来，人们把戏班也叫梨园。由于文武香会自称梨园，所以也有开台和封台的习俗。　　　　
　　　　梨园的开台日是正月初一，封台日是腊月（十二月）二十日。文武香会的创始因与农事有关，开台日是农历的四月初—，—年耕耘开始，遍地禾苗将油然而生，即以“五谷生长茂盛而酬神”；封台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节气已到秋末，五谷丰登，一年农事业已完竣，“酬神”之礼即可告终。从开台到封台期间内，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有约，随请随到，决无推诿。但是，一俟封台之后，即使是皇帝老爷叫他们演唱，也是宁死不应。这是一种社会上的约定俗成，所以封台后，皇帝老爷也不会再找他们演唱了。　　　　
　　　　“养源斋”既是皇帝的行宫御苑，所以—年一度的文武香会“封台会”，也必须在这里举行。　　　　
　　　　民国以后，这种风俗逐渐淡薄。至三四十年代，只留下了老人们的传说，民间并无实际活动。重阳前后，民间仅仅留下了吃烤羊肉、涮羊肉和吃花糕的风俗。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5节　乾隆御书“钓鱼台”

　　　　乾隆三十九年，乾隆下旨，修建钓鱼台行宫。行宫仿江南名园制式，富而堂皇，楼门之上高悬乾隆御书“钓鱼台”三个大字。“金舆稀幸，年久失修”，光绪年间，行宫破败。为先皇遗梦，更为自己享乐，光绪下旨修缮行宫。　　　　
　　　　1989年至1993年间，王践和先生参预编撰《玉渊潭公园志》时，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史料，经过研究整理，写就了一篇《钓鱼台行宫修建始末》一文。全录如下，以飨读者。　　　　
　　　　钓鱼台行宫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是年，清高宗弘历旨：建盖钓鱼台大楼并园内殿宇房屋、亭榭十余处，并钦派总理工程事务协办大学士、尚书英廉总司全部工程，郎中永德监督执行。不仅如此，弘历还亲自在位于行宫西侧的钓鱼台大楼东西两面匾石上题写御制诗及御书。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钓鱼台行宫内殿座房间并河道、桥梁等项俱已陆续修建完竣。但因钓鱼台大楼应用之砖被建盖香山阅武楼行宫工程所挪用，致使钓鱼台行宫建设工程推迟工期达数月之久。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在英廉等督率下，钓鱼台大楼建设加紧施工，所用之砖只得另外补行烧造。四月，钓鱼台行宫内已竣工的殿座房屋业经陈设铺垫完毕。据此，英廉奏请将行宫内已陈设各殿座造明册档，交内务府奉宸苑管理。并责令奉宸派拨官员、苑户经管钓鱼台行宫。有关陈设虽未查阅到当时的册档，但查阅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钓鱼台行宫的陈设簿，其中记载了乾隆御笔匾额及清代文臣字画除因年久损坏严重，撤下御匾一面、字画两幅外，仍保留有：养源斋东问面西贴董浩画山水一张（虫蛀）；西间面东贴董浩画牡丹一张（崩裂）；西穿堂面北贴画三张，黄念一、沈快三（虫蛀）；面南贴画一张（虫蛀、字画不真）。御座房南间面西贴杨文章画一张；北问面南贴董邦达画一张（鼓内脱落）；北床罩内对面贴袁英画二张（内一张虫蛀、字画不真）。此外，因潇碧轩坍塌撤下画二张（俱虫蛀、字画不真），钓鱼台大楼撤下御笔字玉水浚源匾额一面（崩裂）。共计匾额一面，画十二张。　　　　
　　　　有关行宫的其它陈设，据有关史料记载还有古玩40件，如意7柄，冠架8件，木瓜盘6件，痰盆10件，铜镶嵌轮4件，铜佛两尊，银八宝1份，铜供器14件，炉瓶盒三色2份，笔筒2件，石砚二方，册画二册，书一部一套。　　　　
　　　　在建设钓鱼台大楼期间，为在行宫内添设达他、园户、闸军等看守，及园内全部人员、看守住宿并堆贮册档等项之需，英廉还遵奉弘历“建造大楼（指钓鱼台大楼）工程尚未告竣，请交管工大臣就便建盖”的旨意，“率同该工监督郎中永德等相度地势、情形，在行宫外围四面添盖堆拨房四座，每座各计二间；园内添盖值房一座，计五间。共计添盖房五座，计一十三间”。“每间各面阔一丈，进深一丈二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