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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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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纪人给了我一份去俄国演出的合同，才终于使这种危险状态有了一个结局。从柏林到圣彼得堡只有两天的路程，但自从跨越德俄边境的那一刻起，却好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极目所见是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白色的原野泛着彻骨寒心的白色光泽，好像使我过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
海因里希！海因里希他现在又返回了海德堡，正在给漂亮的男学生们讲述米开朗琪罗的《夜》和美丽的《圣母像》。而我却正离他越来越远，进入了一片辽阔而凄冷的白色世界，偶尔能看到几个零星的贫穷村庄和从木头房子里发出的微弱的灯光，使茫茫雪原显得不那么死寂。我仍然能听见他的声音，可是已很微弱了。终于，维纳斯山可望而不可及的阵痛、孔德利的号哭和安福塔斯痛苦的呼喊，都冰封进一个晶亮的冰球。
那天晚上，我在卧铺车厢里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地跳出了车窗，跳进了冰雪世界里，缠裹，然后冰封起来。对这个梦，不知弗洛伊德博士该如何解释。
第三章舞台生涯的开端
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是它比芝加哥有更多的美景和艺术气息。而且我又可以很高兴地去海边玩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惬意。在内陆城市里我总感到透不过气来。
我们在第六大街的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包饭的客栈，租了一间房住了下来。这里也住着一群怪里怪气的人，就像“波希米亚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付不起房租，随时都有被驱逐出门的危险。一天上午，我去戴利剧院的舞台门口报道，再一次见到了这位大人物。我想把我的想法再跟他说一遍，可他看起来很忙，又似乎心事重重。
“我们已经从巴黎请来了著名哑剧名星简·麦，”他说，“如果你能演哑剧的话，倒可以给你一个角色试试。”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哑剧算不上艺术。在哑剧中，人们是用动作来代替语言，用动作来表达感情的，感情的流露和语言没有关系。因此，哑剧既不算是舞蹈艺术也不算是话剧艺术，什么都算不上，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可是，我当时别无选择，只好扮演这一角色。我把剧本带回家研究，我认为整个作品非常愚蠢可笑，和我的理想、抱负简直有天壤之别。
第一次排演就让我大失所望。简·麦是个脾气极为乖戾的小个子女人，动不动就大发雷霆。我被告知，用手指她，是表示“你”的意思；用手按着胸口，是表示“爱”的意思；用手击打自己的胸部，是表示“我”的意思。在我看来，这一切真是滑稽可笑。因为心不在焉，我做得很糟糕，因此简·麦很生气，她对戴利先生说我没什么天分，根本不能演这个角色。听到这些话时，我马上想到我们全家就要困在那家可怕的客栈里，任凭那个狠心的房东太太摆布了。我脑海里浮现出前几天看到的一个合唱队的小女孩被房东扣下箱子赶到大街上的情景，又想起我那可怜的妈妈在芝加哥遭受的种种痛苦。想到这儿，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顺着双颊簌簌而下。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凄楚可怜，因为戴利先生的脸色变得温和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肩，对简·麦说：“你看，她哭起来表情还是挺丰富的。她能学会的。”
可是这种排演对我来说简直是殉道。他们老让我做一些我认为是很粗俗、可笑的动作，而且那些动作跟他们配的音乐没任何关系。毕竟年轻人的适应能力很强，我最后还是设法让自己进入了角色。
简·麦演哑剧中的男丑角皮埃罗，有一段戏是我向皮埃罗表达爱情。在三段不同音乐的配合下，我得走近皮埃罗并在他脸上亲三下。在彩排时我用力大了点，居然把自己的红唇膏印在了皮埃罗白色的面颊上。就在此时，皮埃罗立刻变成了恼羞成怒的简·麦，她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这就是我舞台生涯动人的开幕式
可随着排演的不断进行，我越来越钦佩这位哑剧女演员那非凡的充满生气的演技。如果不是错误地选择了虚假做作的哑剧，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舞蹈家的。但哑剧的形式困住了她。我一直想对哑剧发表如下的建议：
“如果你想说，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要像在聋哑人医院里一样，费尽气力地去做那些动作来表达思想感情呢”
首演之夜来临了。我穿了一套法国执政时期式样的华丽的蓝色缎面服装，戴着金色的假发和一顶大草帽。我孜孜以求地要带给这个世界的艺术革命难道就此完结了吗？我完全被伪装了起来，成了另一个人。妈妈就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心里非常别扭。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没有提出让我回旧金山。但是我能看出来她非常失望。花费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结果却如此可怜
在哑剧排演期间，我们是没有酬金的。我们被赶出了原来那家客栈，搬到了一百八十号大街的两间没有家具的房子里。由于没钱坐车，我经常得步行到二十九号大街的奥古斯丁·戴利剧院。为了少走几步，我常常在土路上走，在车行道上奔跑，总之我为此想了种种办法。因为没有钱，我吃不上午饭，常在午饭时间躲在包箱里打个盹儿。下午又得饿着肚子继续参加排演。就这样排演了六个星期，直到这出哑剧上演一个星期后，我才领到了工资。
在纽约演出三个星期后，剧团开始外出做巡回演出。我每周的工资是十五美元，一半作为我的全部开支，另一半寄给妈妈供全家人生活。每到一地，下了火车后我不敢进宾馆，而是扛着行李徒步去找包饭的便宜客栈。我一天所有的费用最多只能花五十美分，因此为了找到便宜的客房我常常要步行几里地，直累得两腿发酸。有时我租住的客栈里，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房客。记得有一次，我租的房间锁不上门，那里的男人多半都喝醉了，他们一次次地砸我的门，想闯进我的房间里来。我吓坏了，拖过一个沉重的衣柜把门堵住。即使这样，我也不敢上床睡觉，胆战心惊地坐了一夜。到现在为止，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生活能比参加巡回剧团时的生活更糟的了。
简·麦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她每天都要求我们排演一次，但即使这样仍不能让她满意。
我随身带了几本书，有时间便拿出来阅读。我每天都给米洛斯基写一封长信，好像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当时的处境是如何艰难。
两个月后，我们终于结束了巡回演出，哑剧团又回到了纽约。让戴利先生苦恼的是，他的这次巡回演出的尝试并没能盈利。简·麦也就回巴黎去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我又去见戴利先生，想努力让他对我的艺术产生兴趣。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对我提出的任何话题都很冷淡。“我要派一个剧团去演《仲夏夜之梦》，”他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表现仙境的场景里表演一段舞蹈。”
我主张用舞蹈来表达真实人物的思想情感，对仙女之类的可不怎么感兴趣。不过我还是答应了，并建议在泰坦尼娅和奥伯龙出场前的森林场景中，我在门德尔松《谐谑曲》的伴奏下来一段舞蹈。
演出《仲夏夜之梦》时，我穿着一件白色薄纱做成的直筒长裙，头戴着金色纱巾，还插着两个亮闪闪的金色翅膀。我坚决反对挂那两个翅膀，因为它们看上去很可笑。我试图说服戴利先生，不挂这两个假翅膀，我照样能表现出有翅膀的样子，可他坚决不同意。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单独表演舞蹈，我感到非常高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一个人在大舞台上，为很多观众表演跳舞。我跳了，跳得很精彩，观众情不自禁地为我鼓掌叫好，我引起了轰动。当我戴着那两个翅膀走到后台时，原以为戴利先生会高高兴兴地向我祝贺，没想到他火冒三丈地对我大吼大叫：“这里不是歌舞厅！”难道他真听不到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吗第二天晚上，该我上台跳舞时，突然所有的灯光都关了。以后每一次演出《仲夏夜之梦》我都是在黑暗中跳舞，舞台上别的看不清，只能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若隐若现。
在纽约演了两星期后，《仲夏夜之梦》也要巡回演出了，我又开始了令人苦闷疲惫的旅程和寻找便宜客栈的日子。不过我的工资已涨到了每周二十五美元。就这样过了一年。
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的梦想，我的理想，我的抱负，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我在剧团没几个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怪怪的。我常到幕后读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书。我努力用斯多葛学派的禁欲哲学来冲淡我时时感到的痛苦。不过，在那次巡回演出中我交了一位朋友，一个叫莫德·温特的姑娘，她在剧中扮演泰坦尼娅皇后。莫德长得很可爱，而且富有同情心。可她有种怪癖，除了柑子，其他什么都不吃。我觉得她本不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几年后，我听说她因恶性贫血症而死。
戴利剧团的明星艾达·里恩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可对地位低于她的演员没有丝毫同情心。不过在剧团时惟一让我高兴的事情是看她演出。她很少随我们的剧团巡回演出，可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经常去看她扮演的罗莎琳德、比特阿丽斯和鲍西娅。她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演员之一。可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却不愿得到剧团中同人的喜爱。她傲气十足，少言寡语，好像连跟我们打声招呼都觉得多余。有一天后台的墙上贴出来这样一张通知：“谨告知本剧团各位演员，不必向里恩小姐问好”
真是这样，我虽然在戴利剧院呆了整整两年，却从没有得到与里恩小姐说话的荣幸。她显然认为剧团的所有配角演员根本没资格引起她的注意。记得有一天排练，由于戴利先生临时进行人员调配，有的演员来晚了一点，她就冲着我们这些人指指点点地喊道：“咳，怎么能让我等这些无名小卒呢”我自然是这些无名小卒中的一员，但却不喜欢被人这样称呼我不明白像艾达·里恩这样的艺术家，这么迷人的女士，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想这也许与她的年龄有关，那时她快到五十岁了吧。她一直是奥古斯丁·戴利所宠爱的人，因此她反对戴利先生从剧团里挑选漂亮的女孩演重要的角色，她也许怕这些女孩会在两三个星期或两三个月内取代她的地位。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对她极其敬佩，在那时如果能得到她哪怕一点儿善意的鼓励，我都会珍视一生的。可在那两年的时间中，她却从来都没用正眼看过我。相反，她用行动明白地表示她的鄙视。记得在《暴风雨》的一场戏中，米兰达和裴迪南德举行婚礼，我跳舞向他们表示祝贺。在我整个的表演过程中，她故意扭过脸不看。这让我非常尴尬，简直跳不下去了。
在《仲夏夜之梦》的巡回演出中，我们最后终于到达了芝加哥。我又见到了我的男朋友，这令我欣喜若狂。那时正好也是夏天，如果没有排练，我们就出去在林中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也进一步了解了米洛斯基的智慧。几个星期后，我要回纽约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他随后到纽约跟我结婚。万幸的是，我哥哥知道这件事后，经过了解，发现米洛斯基在伦敦已经有了太太。母亲吓坏了，坚决让我跟他一刀两断。
第三章初遇大师
现在我们一家都来到了纽约。我们设法在卡耐基会堂内弄到一间带洗澡间的排练房。为了腾出足够的地方跳舞，我们只买了五个弹簧床垫，没有放置其他任何家具。排练房四周的墙壁上都挂着幕布，白天我们就把床垫立起来，没有床铺，晚上我们就睡在床垫上，只盖一条被子。就像在旧金山一样，伊丽莎白在这间排练房里办她的舞蹈班。奥古斯丁加入了一家剧团，大多数时间他都到外地巡回演出，很少在家。雷蒙德则在新闻界闯荡。为了增加收入，我们把排练房按小时租给人教演说、音乐及唱歌等。但全家只有这一间房子，租给别人时，我们全家人只得出去散步。记得我们曾在中央公园的雪地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以使身上暖和一点。回来时，我们常站在门口听一听。有一位教演讲的老师老是教一首同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梅布尔，小梅布尔，总是把脸贴在窗上”。这位老师总是用很凄凉的声调来朗诵，他的学生却总是毫无生气地慢慢重复，老师就大声训斥：
“你体会不出诗中的感情吗你真的一点也体会不出吗”
这时，戴利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模仿日本艺妓的表演方式。他让我参加四人小合唱，但是我从来就不会唱一个音符！其余的三个人也说我老是带得她们跑调，因此我常常是很自然的站着，光张嘴巴不出声。母亲说我们演唱时，其他三个人的表情很难看，只有我的脸却还是那么可爱，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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