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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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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艺妓这件蠢事，使我跟戴利原已紧张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终点。有一天熄灯后，他走过黑乎乎的剧场时发现我正躺在一个包厢的地板上哭。他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对剧团最近干的这些愚蠢的事情，我再也受不了。他说对于这种“艺妓”表演，他跟我一样也不怎么喜欢，可他得考虑剧团的经济收入。接着，为了安慰我，他就用手抚摸我的后背，这让我非常气愤。
“我有我的才华，您既然不想让我发挥作用，又何必把我留在这儿呢？”我说。
戴利只是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嗯”了一声就走了。
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奥古斯丁·戴利，因为几天之后我鼓起勇气把工作辞掉了。从此，我开始讨厌剧院。在这里，你得夜夜重复那些无休止的台词和动作，忍受别人任性的、反复无常的变化。戏剧中对生活的看法和长篇大论的废话，都让我难以忍受。
我离开了戴利后，回到了在卡耐基会馆的排练房，我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但我又可以穿上练功服，在母亲的音乐伴奏下跳舞了。可白天我们很少能用上这间房子，可怜的母亲不得不经常为我整夜地伴奏。
那时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埃塞尔伯特·内文的音乐，根据他的《纳吉苏斯》、《奥菲利娅》和《水仙女》等乐曲创作了舞蹈。有一天我正在排练房练舞，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双眼冒火，头发直立。虽然他还很年轻，可他看上去好像染上了某种可怕的致命的疾病。他冲了过来，朝我大喊大叫：
“我听说你在用我的音乐跳舞！不行，不行！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任何人不得用它来跳舞。”
我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一把椅子旁。
“请坐，”我说，“我先用你的音乐跳个舞给你看看，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然后我用《纳吉苏斯》跳了一段舞。在优美的旋律中，我仿佛看见：年轻的纳吉苏斯站在小溪边，凝视着水中的倒影。他看着看着，终于爱上自己的影子，最后他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朵水仙花。我就这样按我的理解给内文跳了一曲。最后一个音符还没完全结束，他就从椅子上跳起，冲过来一下子抱住了我，双眼满含泪水地望着我。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是歌舞女神。你跳的这些动作，正是我创作这首乐曲时想到的。”
接下来，我又给他跳《奥菲利娅》和《水仙女》。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昂，最后他干脆主动坐到钢琴前，为我即兴创作了一首名为《春天》的优美舞曲。——使我终生遗憾的是，这首曲子他虽然给我弹奏过很多次，却始终没有记录下来。内文被彻底征服了，他建议我在卡耐基会堂的小音乐厅里举行几次舞蹈演出，他要亲自为我伴奏。
内文自己亲自策划和筹备音乐会，租场地，做广告等。每天晚上，他都要和我一起排演。我一直认为内文完全具备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素质。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可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这使他患了严重的疾病，不幸英年早逝。
第一场演出极为成功，接着又演了几场，在整个纽约引起了轰动。如果当时我们实际一点，找到一个好的经纪人的话，也许那时我就可以开始自己一帆风顺的事业了，可是当时我们简直无知得可怜。
观看演出的人中有许多上流社会的女士，表演会成功之后，她们纷纷邀请我去她们在纽约的客厅中演出。这时我根据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一首诗编了一段舞蹈，我跳舞时，有时是哥哥奥古斯丁，有时是姐姐伊丽莎白为我朗读。
夏天就要来了。阿斯特夫人请我到她新港的别墅去跳舞。我和妈妈及伊丽莎白三人一块儿去了。那时的新港可是最时髦的娱乐场所。阿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就像女王在英国一样。人们见到她时比见到英国女王陛下还要毕恭毕敬，不过我倒觉得她挺平易近人的。她安排我在她的草坪上跳舞，新港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也都来看我在草坪上表演。我还保留着一张那次演出的照片，德高望重的阿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的旁边，在她周围，有范德比尔特、贝尔蒙多及菲什等几大家族的一大群人。后来我也到新港的其他别墅去跳舞，可是那些太太们都很吝啬，付给我们的报酬连路费和饭费都不够。而且，虽然她们很喜欢我的舞蹈，认为我的舞蹈很优美，可她们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总的来说，新港之行让我很失望。这些人老是自命不凡，为富不仁，他们根本不懂艺术。
那时，人们认为艺术家是低人一等的，只不过是高级仆人罢了。现在这种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在帕德列夫斯基当上波兰共和国的总理以后。就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纽约的生活也不能让我满意。因此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个比纽约更令人愉快的生活环境。于是，我想起了伦敦，在那里你可以见到很多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这是些多么神奇的名字呀。说实话，在纽约的这些日子里，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对我的理想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时，伊丽莎白的舞蹈学校人数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从卡耐基会堂的排练房搬到了温莎旅馆一楼的两个大房间里，这儿每星期的房租是九十美元。不久我们就发现，舞蹈班的学费根本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开支。虽然我们表面上很成功，实际上我们的银行账户上却出现了赤字。温莎旅馆气氛沉闷，我们住在那里没有丝毫的快乐，却还要支付那么多钱。有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坐在火炉旁，筹划着到哪里去弄点钱来支付这些费用。我突然脱口喊道：“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们，就是旅馆失火烧掉！”三楼住着一位老太太，她的房间里塞满了古旧的家具和名画。老太太有个习惯，每早八点钟准时到楼下餐厅吃早餐。我们决定第二天见到她时由我向她借点钱。第二天我向她借钱时，正好老太太心情不好，她不但拒绝借钱给我，还不停地向我抱怨咖啡不好。
“我在这家旅馆里住了好多年了，”她说，“如果他们不给我好咖啡的话，我就离开这里。”
当天下午她真的离开这里了：整个旅馆突然起火，化为一片焦土，她也被烧成了焦炭。伊丽莎白镇静从容，勇敢地救出了舞蹈学校的所有学生，带领她们手牵着手安全地逃离了旅馆。可我们的东西都来不及抢救，全部烧毁了，其中有我们家十分珍视的画像。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白金汉旅馆暂时住了下来。几天后，我们就和刚到纽约时一样了，一文不名。“这是命，”我说，“我们必须去伦敦。”
第三章伦敦在召唤
在纽约遭受了种种劫难后，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所以我打算到伦敦去。温莎旅馆的一场大火烧掉了我们所有的行李，我们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受雇于戴利剧院，在新港为纽约上流社会表演舞蹈，这些经历使我陷入了希望幻灭后的痛苦之中。如果这就是美国对我付出的辛勤努力的答复的话，我想，面对如此冷漠的观众，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敲那扇紧闭的大门了。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到伦敦去。
现在，家里就剩四个人了。奥古斯丁有一次随一个小剧团外出巡回演出，他扮演罗密欧，爱上了扮演朱丽叶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有一天，他跑回家来宣布了他的婚事。这件事被大家看成是对家庭的背叛。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母亲知道这事后非常恼火，就像父亲第一次去我们家时一样，她走进另一个房间，“哐啷”一声撞上了门。伊丽莎白沉默不语，保持中立，雷蒙德则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是惟一一个对奥古斯丁抱有同情心的，我告诉他，我愿意跟他一起去看他太太。他把我带到一条小巷中的一座陈旧的公寓里，爬了五层楼梯，走进一个房间，见到了他的朱丽叶。她长得很漂亮，但身体虚弱，看起来像是有病。他们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因此，在我们去伦敦的计划中，自然就不再考虑奥古斯丁了。家里人好像把他看成是旅途中掉队的人，没有资格和我们一起去追求远大前程。
现在，我们像初夏时一样，又住进了卡耐基会堂徒有四壁的工作室里，而且身无分文。当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去求新港那些看过我跳舞的阔太太们，求他们资助我们去伦敦的费用。我首先去拜访了五十九号大街的一位夫人，她家的楼房像宫殿一样雄伟，楼房俯视着中央公园。我把温莎旅馆失火以及我们的家当全部丧失的事告诉了她，并告诉她我在纽约得不到足够的理解，确信能够在伦敦得到社会的承认。
最后，她走到书桌旁，拿起笔签了一张支票，叠好后交给了我。我眼含热泪与她告别后，满怀感激之情离开了她的家。可是到第五大街时我才发现，这张支票上只有五十美元，远远不够我们家去伦敦的旅费。
接着，我又去找另一位百万富翁的妻子，她住在第五大街的尽头。我从第五十九号大街走了整整五十个街区才到达她们家的豪宅。在那里，一个老太太接待了我，态度更加冷淡。她指责我的请求是非分之想，还给我解释说如果我当初学的是芭蕾舞的话，她对我的请求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她说她认识的一位芭蕾舞演员就发了大财！这时，我由于又着急又疲劳，竟突然晕倒了。当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但是我还没吃午饭。那位太太看到我这样子，也许有点担心。她叫进来一位威严的男管家，给我送来一杯可可和一些烤面包。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进杯子里，掉在面包上，但是我还是极力向这位太太阐述我们伦敦之行的重要性。
“将来我一定会名扬天下的，”我对她说道，“您也会因独具慧眼，能够赏识一位美国天才而备受赞誉的。”
最后，这位拥有六千万家产的贵妇人也送给了我一张支票——同样也是五十美元她还没忘了再加上一句：
“你挣了钱后可别忘了还给我。”
我可以把钱送给穷人，但绝不会还给她的。
就这样，我游说了纽约很多百万富翁的太太们，最后我们终于凑够了三百美元这一大笔钱，算是有了去伦敦的路费。但如果想到伦敦后还剩点钱的话，这笔钱还不够买普通的二等舱船票。
雷蒙德想了个好主意，他到各个码头去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艘开往赫尔的运牛船。船长被雷蒙德的话感动了，他同意我们坐他的船走，虽然这样做违反船上的规定。一天早晨，我们只带了几个随身的包就上船了，因为我们的箱子在温莎旅馆的那场大火中烧掉了。我相信是这次航行使雷蒙德成了素食者。船上装着二三百头牛，是从美国中西部的平原上买来运往伦敦的，它们乱哄哄地挤在货舱里，日夜用牛角互相碰撞，不时发出令人伤心的哀号，这情景让我们觉得特别难受。
后来，每当我坐在大型客轮豪华的舱室里时，我就常想起这次乘坐运牛船的航行，想起我们那时难以抑制的喜悦，我真不知道长时间的舒适豪华生活会不会引起神经衰弱。当时我们的主要食品是咸牛肉，喝的是有稻草味的茶，床铺很硬，船舱很小，伙食也很差。可是在去赫尔的这两个星期的旅途中，我们都很高兴。乘坐这样的船出行，我们都不好意思用真实姓名登记，因此我们签的是外祖母的姓——奥尔戈曼，我改名叫玛琪·奥尔戈曼。
船上的大副是个爱尔兰人，我同他在船上的瞭望塔上一起度过了好几个迷人的月夜。他常对我说：“玛琪·奥尔戈曼，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给你做个好丈夫的。”好心的船长有时候晚上会拿一瓶威士忌，加上点柠檬，给我们做香甜的热饮料喝。尽管在船上的生活很艰苦，可我们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只有货舱里牛的呻吟和哀鸣使我们心情压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用这种野蛮的方式运牛。
在五月的一个早晨，“奥尔戈曼”一家在赫尔上岸了，乘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后，到达了伦敦，又成了邓肯家的人。好像是通过《泰晤士报》上的一则广告，我们在大理石拱门附近找到了一家小旅馆。到伦敦的头几天，我们天天坐很便宜的公共马车到处闲逛，满怀欣喜，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赏心悦目，完全忘记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钱了。我们喜欢上了观光游览，往往花几个小时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博物馆、伦敦塔；我们还参观了国立植物园、里奇蒙公园和汉普顿宫等。回到住处时，我们又兴奋又疲劳，就好像是美国有个富爸爸给寄钱的游客一样。就这样过了几星期，直到有一天女房东气冲冲地催要房租时，我们才从旅游梦中惊醒过来。
有一天，我们在国立美术馆听了一场叫作“克雷格的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非常有趣的演讲，回来时就看到房东太太当着我们的面“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们仅有的那点行李也被扣在了里面，我们只能站在门外的台阶上。我们大家翻遍了各自的口袋，只找出了大约六先令的钱。我们只得走回大理石拱门和肯辛顿花园，在一条长椅子上坐下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第三章遭遇激情（1）
如果我们能看到一部反映自己经历的影片的话，我们一定会对其中的场面感到惊奇：“我怎么会是这样！”当然，我还记得我们一家四人流浪街头的情形，正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那样，但现在我很难相信那是真的。我们年轻人当时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还仍然乐观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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