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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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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人们误以为那也是从希腊花瓶上画下来的，实际上是雷蒙德在我跳舞时为我画的裸体舞蹈像。
除了卢浮宫，我们还去了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圣母院和巴黎其他所有的博物馆。我对巴黎歌剧院门前正面卡波尔创作的群像和凯旋门上吕德创作的浮雕也特别着迷。每一座历史建筑物都令我们驻足观赏良久，悠久灿烂的法兰西文化使我们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心驰神往，兴奋不已。春去夏来，规模宏大的一九○○年巴黎博览会开幕了。一天早晨，查尔斯·哈利突然来到我们在盖特街的排练房，我又惊又喜，而雷蒙德却很不高兴。哈利是特地来参加博览会的，从那一刻起他就几乎与我形影不离。像他这样聪明而又迷人的向导再难找出第二个了。我们整天都在各种建筑物中穿梭游逛，晚上就在埃菲尔铁塔上就餐。哈利温柔体贴，当我累的时候，他就用轮椅推着我走。但我却总感到很疲倦，因为博览会上的艺术品根本无法与卢浮宫的艺术品相提并论。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爱巴黎，也爱查尔斯·哈利。
一到星期天，我们就乘火车去乡下，在凡尔赛宫花园或圣日耳曼的森林散步。我在林中给他跳舞，而他则给我画速写。夏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当然，可怜的妈妈和雷蒙德并不像我这样高兴。
一九○○年的博览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伟大的悲剧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表演。接连好几天晚上，我和查尔斯·哈利都为这位伟大的悲剧演员绝妙的表演所倾倒。
博览会留给我的另一个终生难忘且更为深刻的印象，是“罗丹馆”。在那里，罗丹这位伟大的雕塑家的全部作品首次公开展出。我第一次进这个展馆时，我对这位艺术大师还没有什么了解，只是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里。每次参观时，当听到那些无知的观众说“他的头在哪儿”或“他的胳膊怎么没了”时，我都非常气愤，常常回头厉声斥责他们：“你们懂什么！这不是人体，是艺术，是一种象征，是对人生的理解。”
秋天到了，博览会也临近尾声。查尔斯·哈利就要回伦敦了，回去之前，他把我引荐给了他的外甥夏尔·努夫拉尔。“我把伊莎多拉托付给你来照顾！”他叮嘱道。努夫拉尔大约有二十五岁，看起来有些玩世不恭，但他对照顾一位清纯美丽的美国女孩还是很乐意的。他马上对我进行法国艺术教育，给我讲了许多哥特建筑的知识，而且使我懂得了如何欣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时代的艺术。
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盖特街的排练房，用仅有的积蓄在维利埃大街租了个大排练房。雷蒙德颇具匠心地进行了装饰，他把锡纸卷成筒套在煤气灯的煤气输出口上，让煤气穿过锡纸筒吐露出火焰，就像古罗马的喷灯一样。这样一来，我们的煤气费一个劲地增加在这里，母亲又开始演奏她的音乐，就像我们童年时代一样。她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弹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乐曲。我们的排练房没有卧室，也没有浴室。雷蒙德在四壁上画满了希腊圆柱，我们还有几个雕花的柜子，里面放着床垫，到了夜里就取出床垫铺在柜子上面睡觉。雷蒙德感到什么鞋都不舒服，于是就发明了他那著名的休闲鞋。雷蒙德很有发明创造的才华，每天夜里都花大半夜时间来从事他的发明，没完没了地敲敲打打，我和可怜的母亲只能躺在柜子上尽最大的努力入睡。
努夫拉尔是我们这儿的常客。有一天，他把他的两个好朋友带到我们的排练房来了，一位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叫雅克·博吉耶；另一位是个青年作家，叫安德烈·博尼埃。努夫拉尔很自豪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把我看成是美国人中的佼佼者。当然，我给他们表演了舞蹈。那时我正在研究肖邦的序曲、华尔兹和玛祖卡舞曲。母亲给我伴奏了好几个小时。那天她弹得棒极了，犹如男子般刚健有力而又激情洋溢，对作品的驾驭恰到好处。就在那时，雅克·博吉耶想出了一个办法，请他母亲德·圣马索夫人——一位知名雕塑家的妻子，邀请我在某个晚会上给她的朋友们跳舞助兴。
德·圣马索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最具艺术性也最时髦的沙龙之一。她在她丈夫的工作室里为我组织了一次排练，一个很英俊的男子为我弹奏钢琴。一看他的手指就知道他是一个行家，我马上就被他吸引住了。见到我，他就高声惊叹道：“多么美丽、多么迷人的孩子啊！真叫人喜欢”然后，他按照法国人的习惯，把我搂在怀里亲了亲我的双颊。他就是著名作曲家梅萨热。
在首演的晚会上，观众对我的表演表现出极高的热情，简直让我受宠若惊。往往是一只舞还没跳完，他们就大喊起来：“好太好了！太精彩了太妙了！”第一曲刚跳完，就有一个双目炯炯、身材高大的男子站起来抱住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伊莎多拉，”我回答。
“你小名叫什么”
“小时候他们叫我多丽塔。”
“噢，多丽塔，”他喊着，同时吻我的眼、我的脸和我的双唇，“你太可爱啦！”后来，德·圣马索夫人拉住我的手说：“刚才那位就是著名的萨杜先生。”
事实上，当时在座的几乎都是巴黎的顶尖人物。当我离开时，可以说是满载鲜花和赞美。我的三位骑士努夫拉尔、博吉耶和安德烈一起把我护送回家，脸上写满了自豪和得意，因为他们推荐的美国小女孩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第四章在塞纳河畔（2）
在这三个年轻人中，后来和我关系最密切的不是玩世不恭的努夫拉尔，也不是潇洒倜傥的博吉耶，而是身材矮胖、面色苍白的安德烈·博尼埃。虽然他面色苍白，小圆脸上还戴着一副眼镜，可他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可能别人不相信，其实我一直是一个理智型的人，我的许多爱情事件都是在理智的驱使下发生的，这与激情之中产生的爱情同样强烈和有趣。博尼埃那时正在写他的头两本书《彼特拉克》和《西蒙德》。他每天都来看我，也正是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法国文学中所有最优秀的作品。
那时，我已经能够用法语很轻松地阅读和会话了。博尼埃经常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我的排练房里给我朗读，他的嗓音富有韵味，声调抑扬顿挫。他给我读过莫里哀、福楼拜、狄奥菲·戈蒂耶和莫泊桑的作品。通过他的朗读，我第一次听到了象征派剧作家梅特林克的《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以及许许多多的当代法国文学名著。
每天下午，我的排练房都会响起笃笃的敲门声，那一定是博尼埃来了。他腋下总夹着一本新书或杂志。妈妈不理解我怎么对这个人那么热情，他可不符合妈妈理想中的恋人标准。我前面已经说过，他又矮又胖，眼睛很小，只有真正的智者才能从那双闪烁的小眼睛里看出聪明和智慧。通常是在他给我朗读两三个小时后，我们就出去坐在塞纳河边公共马车的上层，到城岛去欣赏月光下的巴黎圣母院。他了解巴黎圣母院正面的每一个雕像，并能讲出每一块石头的来历。然后我们就步行回家，我能够不时地感到安德烈胆怯地用手指碰我的胳膊。每逢星期天，我们就乘火车到马尔利，他在书中曾描写过我们林中漫步的场景——我怎样沿着小路在他面前跳舞，怎样像个林中仙女或精灵一样，咯咯咯地笑着向他招手。
他向我描述了他想要创作的所有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这些作品当然不会是“畅销书”，可是我深信安德烈·博尼埃的名字将会作为本世纪最优秀的作家而名垂青史。安德烈·博尼埃曾有两次情绪非常激动。一次是因为奥斯卡·王尔德的去世。当时他来我这里，浑身颤抖，脸色更加苍白，情绪非常低落。我听说过王尔德，但对他知之甚少，对他的作品也没有太深的印象。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诗，感到很喜欢，安德烈就告诉了我一些王尔德的事。我问他王尔德坐牢的原因，但安德烈红着脸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是颤抖着抓住我的双手。我们俩在一起呆到很晚，他不停地对我说：“你是我惟一的知己。”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可怕的灾难即将降临。另一次是一天上午，他脸色惨白地来找我，但又一言不发，脸上毫无表情，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方。他不告诉我为什么如此激动，临走时郑重其事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我突然预感到他要死了，这让我感到痛苦而焦躁不安。可是三天后他神采飞扬地回来了，并坦诚地告诉我他决斗去了，手受伤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决斗，实际上我对他的生活毫无所知。他一般是下午五六点钟来我这儿，然后根据天气情况或我们的情绪决定是他给我读书或是带我出去散步。有一次我们坐在墨登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有四条路在那儿交汇。他把右边的路叫“成功”，左边的路叫“和平”，向前的直路叫“不朽”。我问他：“我们坐着的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呢”“爱情。”他小声说。“那我情愿永远留在这里。”我高兴地大叫。可他却说：“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然后，他站起身，沿着“不朽”飞快地走了。
我感到非常失望和迷惑，于是就急忙跟在后面追问道：“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离我而去呢”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陪我走到排练房门口后，就突然转身走了。
我们这种不正常的热烈友情持续了一年多以后，出于一种真情，我希望它能朝另一种方向进一步发展。于是有一天晚上，我设法支开了母亲和雷蒙德，让他们去看歌剧，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下午我还偷偷地买了一瓶香槟酒。晚上，我摆开小桌，上面放着鲜花、香槟和两个酒杯；然后，我穿上了一件透明的舞衣，头上带着玫瑰花环，就像古代名妓泰绮思一样，专心等安德烈到来。他来了，但非常惊异，显得手足无措——香槟酒连碰都不碰。我给他跳舞，可他显然心不在焉，到最后他突然要走，说晚上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就这样，面对着玫瑰花环和香槟，我独自垂泪，哭得伤心极了。
如果你们想到我那时正是含苞欲放的妙龄少女的话，就会对这件事情感到难以理解。实际上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只能绝望地认为：“他不爱我。”由于我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不禁又气又恼，就开始疯狂地与这三个好朋友中的另一个——雅克·博吉耶调情。他身材高大，金发飘逸，相貌堂堂，而且在拥抱接吻方面很主动，与安德烈的畏畏缩缩大相径庭。但这次尝试也未得善终。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真正的香槟晚餐后，他把我带到一家旅馆里，用化名以夫妻的名义开了一间客房。我浑身颤抖，但内心感到很幸福：我终于可以品尝爱情的滋味了！他把我抱在怀里，如狂风暴雨般地爱抚我。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每一根神经都感到非常兴奋，整个人沉浸在极度的欢乐中。就在此时，他突然惊跳起来，跪在床边，用难以言状的表情对我喊道：“啊！你为什么不早提醒我我差点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不！你应当保持纯洁。穿上衣服，赶快穿上衣服吧”
他对我的哀叹充耳不闻，给我披上了衣服，然后急忙把我带上了马车。在回去的路上，他一直痛苦地咒骂自己，直到把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扪心自问：罪行他到底差点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呢？我头晕目眩，四肢酸软，心神不安，又一次被孤独地扔在排练室门口。从那以后，我这位金发碧眼的年轻朋友再也没有来过，不久，他去了法国的殖民地。好几年之后我又遇到他时，他还问我：“您总该原谅我了吧”我反问道：“但是让我原谅你什么呢……”
这就是我青年时代在爱情这片奇妙的土地上所经历的最初几次探险。可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进入这片乐土，但却总被拒之门外。这也许是因为我总是让我的追求者感到严肃甚至敬畏。不过最后这次打击对我的性格气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促使我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我的舞蹈艺术中，让我在其中体味到爱情所拒绝给予的欢乐。
我夜以继日地在排练室中潜心创造一种新的舞蹈，它可以通过肢体动作把人类的神圣精神表现出来。我常常一动不动地伫立几个小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母亲见我一动不动地呆立那么长的时间，往往感到非常紧张。但我仍然不停地思索，并最终找到了一切舞蹈动作的弹力中枢、本能动力的喷发点、一切动作发生变化的核心以及舞蹈动作的幻觉反应——从这些发现中逐渐形成了我的舞蹈体系的理论基础。芭蕾舞学校一般都教育学生说舞蹈的弹力中枢在中心脊椎下端，人的胳膊、腿和躯干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自由运动，像一个连接起来的木偶在动。但是这种方法产生的动作机械做作，体现不出人的灵魂。而我要寻找的则是表现人类精神的源头，由此注入到人体的每一部分，使人体闪现出生命的光辉，这种向外散发的光辉就是人类精神的幻象。经过几个月的探索，我学会了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这个源头，我感到以后再听音乐时，音乐的光芒和振动便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心中这个独一无二的源头，在那里形成精神的幻象，不是大脑的反映，而是心灵的反映。从这个幻象出发，我的舞蹈就能把音乐的光芒和振动表现出来。我一直竭力向艺术家们解释我的艺术中的这一最重要的基础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的《我的艺术生活》中曾提到过我向他讲述的上述见解。
第四章在塞纳河畔（3）
这个理论似乎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但站在舞蹈学习班的孩子们面前时，哪怕是面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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