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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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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有一棵寂寞的棕榈树……
我和伊丽莎白从阿巴沙来到了慕尼黑。那时慕尼黑的整个生活都以“艺术家之家”为中心，一些著名的艺术大师，如卡尔巴赫、伦巴赫、斯塔克等著名画家，每天晚上都聚集在这里，喝着上好的慕尼黑啤酒，畅谈哲学和艺术。格罗斯希望能把我的慕尼黑首演安排在这里，伦巴赫和卡尔巴赫表示赞同，只是斯塔克坚持认为舞蹈不适合在“艺术家之家”这样的艺术殿堂里演出。于是在一天上午，我去登门拜访斯塔克，想说服他相信我的艺术的价值。我在他的工作室里脱下衣服，换上了图尼克给他跳舞，然后不停地给他讲我的神圣使命和舞蹈作为一种艺术的可能性，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后来，他常常对他的朋友们说，他一生中从没有感到这样震惊，他说他觉得好像是奥林匹亚山上的林中仙女突然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了他的面前。他自然是同意了，而我在慕尼黑“艺术家之家”的首演也成为这个城市许多年以来最为轰动的艺术盛事。
后来，我在卡恩学院表演舞蹈，那些学生们简直如痴如狂。一夜又一夜，他们卸下我马车上的马，由他们拉着我穿街过巷，在我的敞篷马车两边唱着学生歌曲，举着火炬又蹦又跳。他们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在我住的旅馆的窗下歌唱，直到我把鲜花和手绢从窗子里扔给他们，他们就争抢这些东西，然后每人分一点戴在帽子上。
有一天晚上，他们把我簇拥到他们的学生咖啡厅，然后抬着我在一张张桌子上跳舞。他们整个晚上不停地歌唱，不断重复着：“伊莎多拉，伊莎多拉，啊，生活多么美好”那天晚上的事情第二天见了报，城里的规矩人很是惊讶。其实当时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纯洁无邪的“淘气”行为，虽然他们在早晨将我送回家的路上，把我的衣服和披肩都撕成碎片抢去戴在了帽子里。
当时的慕尼黑的确是一个艺术和学术中心，大街上到处都是大学生，每个女孩的腋下都夹书本或乐谱。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陈列着珍贵的古代书籍和画作，以及新近出版的各种图书。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博物馆里的珍藏，从阳光照耀的大山里吹来的阵阵秋风，造访满头银发的伦巴赫大师的工作室，结识卡维尔霍恩这样的哲学大师，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激励我回到那中断已久的理智和精神生活中去。我开始学习德语，阅读叔本华和康德的原著，不久我就能够与每晚来“艺术家之家”聚会的艺术家、哲学家和音乐家长时间地交谈了，我从中受益匪浅。我也学会了喝慕尼黑啤酒，近来在感情上所受的打击也渐渐地淡化了。
一天晚上，在“艺术家之家”举行的一个表演各种节目的特别晚会上，坐在前排鼓掌的一个男人的容貌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他使我想起了一位我刚刚第一次接触其作品的音乐大师，他的额头也是那样凸出，鼻梁高高的，只是嘴巴柔和些，显得没那么有力。表演结束后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他加入了我们的圈子。初次见面便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朋友，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以后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谈吐不凡，不时回忆起他那伟大的父亲的往事，就像环绕在他头上的神圣光环。那时，我也是第一次读叔本华的著作，他对音乐和意志力的关系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阐述，使我深为倾倒拜服。
我所遇到的这些超凡绝伦的知识界的精灵，或者如德国人所说的思想的神圣，让我感到就像被领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般的思想家的世界，他们的思想比我在漫长的行程中所遇到的任何人的思想都博大和神圣得多。在这里，哲学的思考确实被当成了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只有更为神圣的音乐世界才能与之媲美。在慕尼黑的博物馆里，来自意大利的辉煌作品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启迪。既然知道离意大利边境很近，为满足不可抑制的冲动，母亲、伊丽莎白和我便坐上火车去了佛罗伦萨。
第五章爱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
当你拿起早晨的报纸，看到有二十个人死于火车事故（前一天他们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死），或者是整个城镇都毁于海啸或洪水，这时你可能不会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上帝或命运之神控制着人们。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愚蠢而自私地想象有一个上帝会来引领我们这些小小的自我呢
然而，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发生过许多很奇怪的事情，让我有时不得不相信命运。例如，开往圣彼得堡的那列火车没有按时在下午四点钟到达，由于风雪阻挡，整整晚点十二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到站。火车站上没有一个人迎接我。当我从火车上下来时，气温在零下十度。我从没感到这么冷过。穿着厚厚棉衣的马车夫不停地用戴着手套的拳头敲打着自己的胳膊，好让血管里的血液流通。
我留下女仆照看行李，然后雇了一辆单驾马车，让车夫拉到欧罗巴宾馆。在俄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驶向宾馆的车上，在途中突然看见了不亚于爱伦·坡①作品中描述的那种可怕的景象。
我看到远处有一长列黑压压的队伍走过来，队伍中充满了悲惨凄凉的气氛。男人们抬着一口口棺材，一个个弯腰驼背缓缓而行。马车夫让马慢了下来，他低下头在胸前划着十字。在朦胧的晨曦中看着这一切，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我问车夫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听不懂俄语，但他还是设法让我明白了这些死者是前一天（一九○五年一月五日这个悲惨的日子）在冬宫前被枪杀的工人——只因为他们赤手空拳地请求沙皇帮助解决贫困，要求给他们的妻子儿女面包。我告诉车夫停下来。当这一凄惨的不见尽头的队伍从我面前经过时，我的泪水禁不住滚下脸庞，在脸上冻成了冰珠。可是为什么要在最黑暗的黎明时刻下葬呢因为怕天亮以后下葬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乱，所以这个场面是不能让市民们在白天看到的。我无声哽咽，满腔义愤，目送这些抬着死难者缓缓行进的可怜的悲痛万分的工人们。如果不是火车晚点十二个小时的话，那我是永远也看不到这种场面的。
啊，这是没有一丝光明的悲惨黑夜，
啊，蹒跚而行的是穷人的悲惨行列。
双眼因多灾多难而泪水涟涟，
双手因辛勤劳作而长满老茧。
身裹破旧的黑色披肩，强忍内心的悲痛凄惨，
在死去的亲人身边呻吟哽咽。
在悲惨队伍的两边，
巡逻的卫队士兵正虎视眈眈。
如果我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话，也许我的生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面对这支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面对这种凄惨悲凉的场面，我不禁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全部力量，为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作出自己的贡献。啊，以前我个人的爱欲和痛苦，是多么的渺小和不值一提呀！即便是我的艺术，如果不能对这些人民有什么助益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那些悲伤的送葬者终于走远了。车夫转过身，看到我充满泪水的双眼感到大惑不解。他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然后扬鞭催马继续朝宾馆驶去。
登上宾馆的楼梯，走进豪华的客房，躺在舒适的床上，我禁不住哭了起来，带着泪水进入了梦乡。但是那悲惨的一幕，那天凌晨黑暗中的绝望和愤怒，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中。
欧罗巴宾馆的房间很宽敞，天花板也很高。房间的窗户都是封死的，从没有打开过，空气是通过墙壁高处的通风装置来流通的。我很晚才醒。我的演出经纪人来看望我，给我带来了几束鲜花。我的房间里很快就堆满鲜花了。
两天之后，在彼得堡的贵族剧院里，我出现在当地的社会名流面前。这些看惯了装饰有华丽布景的芭蕾舞剧的外行们也许会认为，看一个穿着蛛网般图尼克舞衣的年轻姑娘在简朴的蓝色布景前和着肖邦的音乐跳舞，并要用自己的灵魂表现出肖邦音乐的灵魂，这是一件多么怪异的事情啊但是，当我的第一个舞蹈刚结束，剧场里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听到悲壮的序曲音乐，我便想起晨曦中悲惨的送葬者队伍，我的心瑟瑟发抖，痛苦难耐；一听到激昂的波洛乃兹舞曲，我的灵魂便恨不得完全融化在音乐里。我的灵魂因为愤怒而哭泣。这样的灵魂居然在这帮有钱有势、穷奢极欲的贵族观众中激起雷鸣般的掌声，简直不可思议！
第二天，有一位长相迷人、身材娇小的贵妇人来拜访我，她身穿黑色貂皮大衣，带着钻石耳坠和珍珠项链。她说她就是著名的舞蹈家可赛辛斯卡娅，这令我十分惊讶。她是以俄国芭蕾舞团的名义来欢迎我的，并邀请我去观看当天晚上在歌剧院举行的一个盛大的表演晚会。在拜罗伊特时，我已经习惯了芭蕾舞团的冷遇和敌意，他们甚至将图钉撒在我的地毯上，把我赤裸的脚都扎伤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我觉得既高兴又突然。
那天晚上，一辆温暖舒适、铺着珍贵毛皮的气派的马车把我送到了剧院，坐进剧院第一排的一个头等包厢，里面摆满了鲜花、糖果，还有三位漂亮的圣彼得堡的青年。当时我依旧穿着我那小巧的图尼克和便鞋，在那些圣彼得堡的贵族和富人看来，我这副样子一定是很奇怪的了。
我是一直反对芭蕾舞的，我认为那是虚伪而又荒唐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艺术。可是当可赛辛斯卡娅那仙女般的身姿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真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鸟或蝴蝶在飞舞，让我禁不住为她鼓掌。
在幕间休息时，环顾四周，我看到世上最漂亮的一些女人，她们穿着最华丽的袒胸露肩的晚礼服，满身珠光宝气，同样衣着华贵的男士侍立在她们身旁。这种豪华的场面与前天黎明时的送葬队伍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简直让人难以理解。这些满面微笑的人，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难道不是兄弟姐妹吗
演出结束后，我被邀请到可赛辛斯卡娅的豪华府邸去进晚餐。在那里，我遇到了米哈伊尔大公，给他讲述了要为普通百姓的子女开办一所舞蹈学校的计划，他可真是有些吃惊。那时候，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以最大的热诚和慷慨接待了我。
第五章爱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2）
几天后，可爱的舞蹈家巴甫洛娃来访，我又一次被安排到包厢里，观看由她主演的芭蕾舞剧《吉赛尔》。虽然这些舞蹈动作与任何一种艺术和人类情感都是背道而驰的，可那天晚上巴甫洛娃在舞台上翩然起舞时，我还是忍不住对她的精彩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
巴甫洛娃在家里举行了晚宴。她的家虽然比可赛辛斯卡娅的豪华府邸要朴素些，但同样也很美丽。用餐时，我坐在两位画家巴克斯特和别努阿中间，并在那第一次见到了戏剧活动家谢尔盖·佳吉廖夫，我同他就我对舞蹈艺术的见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对他讲了我作为反对者对芭蕾舞的看法。
那天晚上用餐时，画家巴克斯特给我画了一张速写——现在这张速写已收入他的画集中。速写中的我表情严肃，几缕卷发忧伤地垂在脸的一侧。巴克斯特有着超人的洞察力，但那天晚上他竟然给我看起手相来。他发现我的一只手上有两个十字纹。“你的事业将会很辉煌，”他说，“可是你会失去你在人世间最心爱的两个创造物。”当时，这个预言简直让我莫名其妙。
晚饭后，不知疲倦的巴甫洛娃又为朋友们表演了舞蹈。虽然我们离开时已是早上五点多钟了，她还是邀请我当天上午八点半去看她练功，如果我愿意的话。三个小时后我到了（说实话，当时我已非常疲劳，我发现她早已穿着薄纱练功衣在做扶把练习，要完成一套极难的体操动作。有一位年老的绅士用小提琴给她演奏节拍，并督促她再作更大的努力。这位老绅士就是著名的大师珀蒂帕。
我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瞪大了眼睛观看巴甫洛娃的惊人绝技。她好像是钢铁和橡胶制成的一样，弯而不折。她那美丽的面孔呈现出殉道者那种严肃而坚毅的线条，她练起功来一刻也没有停歇。这次练功，她好像是要把身体的动作与心灵完全分离开来一样，心灵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些严酷的肌肉训练而空受折磨。这与我的那一套舞蹈理论是格格不入的。我的理论主张，身体只是一种工具，是用来表现心灵和精神的手段。
到了十二点，开始吃午饭，但在餐桌旁，巴甫洛娃面色苍白地坐着，几乎没怎么吃东西，也不喝酒。我承认当时饿坏了，吃了好多炸猪排。巴甫洛娃把我送回了宾馆，然后又去皇家剧院参加那些无休止的排练。我实在累坏了，躺在床上沉沉睡去。我禁不住赞叹自己福星高照，没有摊到芭蕾舞演员这样倒霉的命运。
第二天，我破例在八点钟起了个早，去参观俄国皇家舞蹈学校。在那里，我看见孩子们一排排站着，做着各种备受折磨的动作。他们用脚尖站立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就像是一些残酷而严厉的刑罚的受害者。空荡荡的大练舞房里缺少美感，也缺少灵感，墙上只挂着一张大大的沙皇画像，就像是一间刑讯室。从此我更加坚信，这所皇家芭蕾舞学校就是自然和艺术的敌人。
在圣彼得堡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动身去了莫斯科。那里的观众开始时不像圣彼得堡的观众那么富有热情，不过，还是让我摘引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吧：
大约是在一九○八年或一九○九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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