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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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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庄园》设置布景是一件艺术盛事，我就觉得自己作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应该的了。
克雷格埋头于剧院的工作。他的面前摆着十几大桶颜料，拿着一把大刷子，自己亲自去画背景，因为他找不到能够明白他的意图的意大利画师。也没有合适的画布，他就决定把粗麻布缝起来使用，一个意大利合唱团的老太太就坐在舞台上缝了几天粗麻布。年轻的意大利画匠们在舞台上跑来跑去执行着克雷格的命令。克雷格一头长发，一边大声朝他们叫喊着，一边用画笔蘸好颜料，爬上颤巍巍的梯子涂颜色。他几乎整日整夜地泡在剧院里，连吃饭都不离开。如果不是我每天中午给他带一篮子午饭的话，他甚至什么也不吃了。
他曾下了一道命令：“不许埃莉诺拉走进剧院。别让她到这里来。如果她来了，我就坐火车走。”
埃莉诺拉却很想去看一看布景画得怎么样了，我的任务就是既不让她去剧院，还得不让她生气。为此，我常常领她在花园里作长时间的散步，花园里可爱的雕像和漂亮的鲜花可以让她的情绪平静下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埃莉诺拉在花园里散步时那种非凡的神态。她一点也不像人世间的女子，倒更像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或但丁笔下下凡的仙女。所有的人都会给我们让路，他们用既尊敬又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埃莉诺拉不喜欢被众人盯着看。她专捡小路走，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她并不像我那样对可怜的穷人富有爱心，她把多数人都看成是“蠢才”，而且常常在讲话时表现出这种鄙夷的神情。这主要是因为她那过度敏感的性格，而并不是其他的原因。她认为公众对她太挑剔。但是，当埃莉诺拉与人单独相处时，没有谁会比她更富同情心、更善良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与她一起在花园中散步的情景。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还有埃莉诺拉那优美的头部——每当就剩我们俩时，埃莉诺拉就会摘下帽子，任一头乌发随风飘拂（乌发中夹着几根灰丝）；她那充满智慧的前额和一双神奇的眼睛，让我终生铭记。她的眼神老是那么忧郁，但当她充满激情时，便会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我从来没在任何人的脸上或任何艺术杰作上看到过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表情。
绘制《罗斯梅尔庄园》舞台布景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每次到剧院给克雷格送午饭或晚饭，总是看到他有时愤怒有时狂喜的神态。他一会儿认为自己的作品会成为艺术世界最伟大的景观，一会儿又会抱怨说这个国家没有好颜料，没有好画师，什么事情都要让他亲自动手。
到埃莉诺拉看全部布景的时候了。此前，我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不让她走进剧院。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我跟她约了个时间，并把她带到了剧院里。她处于高度紧张和兴奋的情绪之中，我真怕这种情绪就像风雨欲来时的天气，随时会引来一场暴风骤雨。她在酒店的大厅里同我见了面。她穿着一件宽大的棕色毛皮大衣，头戴一顶棕色的毛皮帽子，就像一个俄国哥萨克。她的皮帽歪戴着，斜扣在眼睛上方。虽然埃莉诺拉有时听好朋友的劝告光顾高档时装店，可她却从来也不穿流行服装，在穿戴上一点都不赶时髦。她的服装总是一边高、一边低地歪斜着，帽子也总是歪戴着。不管她身上的衣服有多么昂贵，但总不像是穿在身上，倒好像是屈尊地把衣服扛在身上来回搬运似的。
第五章重返俄国（2）
在去剧院的路上，我紧张得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又一次以极其婉转的语气劝她不要先去舞台，而是让人打开剧院前门，先把她领进了一个包厢。等候的时间可真是难熬，我不得不忍受着说不出的痛苦，因为埃莉诺拉不停地问我：“我的窗子是像我说的那么大吗？布景在哪儿”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着，说：“再等一会儿就好了，您一会儿就看到了。再耐心一点。”可是想到那个小窗户我非常害怕，那个小窗户现在可变得太大啦。
不时地能听到克雷格愤怒的叫喊声，一会儿试着说意大利语，一会儿则干脆用英语大喊：“该死！该死！你为什么不把这东西放在这儿为什么不按我的要求去做”接着又是一片沉寂。
时间过得真慢，好像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正当我感到埃莉诺拉的满腔怒火随时都要爆发的时候，舞台的大幕慢慢升起来了。
啊，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令人惊异和狂喜的一幕我前面曾说过埃及神庙吧，可埃及神庙也没有这么美丽！任何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和雅典宫殿都没有这么美丽。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景色。通过那无限扩展的蓝色的天空、和谐的空间、巨大的山峰，人的心灵马上就被那扇大窗户的光线吸引了过去。窗子里展现出来的不再是那条林荫小道，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蓝色空间里，包含着人类所有的思考和忧伤。窗子外面，是人类所有的神往、欢乐、愉悦和想象力的奇迹。这是罗斯梅尔庄园的客厅吗我不知道易卜生看了会作何感想，可能他也会像我们一样，目瞪口呆、心驰神往。
埃莉诺拉紧紧抓着我的手。我感到她的双臂环抱着我，紧紧拥抱着我。我看见，泪水从她那美丽的脸上滚滚而下。过了好大一会儿，我们就这样坐着，紧搂着彼此的胳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埃莉诺拉是因为对艺术的赞美和欢乐，而我则是因为解除了心理上的巨大负担，长久压在我心头的担心和焦虑被她的满意神情冲得烟消云散。我们就这样呆了半天，然后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出了包厢，走过漆黑的过道，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向舞台。站在舞台上，她用特有的嗓音叫道：“戈登·克雷格请您过来”
克雷格从舞台的一侧走出来，像个害羞的小男孩。埃莉诺拉伸出双臂把他抱住，嘴里冒出一连串表达赞美之意的意大利语，速度快得我都没法译给克雷格听。她的赞美之词就像汨汨而出的泉水一样。
克雷格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激动得流泪，他长时间地保持沉默，这对他来讲就是感情极度强烈的表示。
然后埃莉诺拉把整个剧团的人都喊了过来。他们本来一直在舞台后面漫不经心地等着。她向他们发表了这样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生命中注定要发现戈登·克雷格这个伟大的天才。现在，我准备把我余生的全部事业贡献出来，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伟大的艺术创造力。”
接着，她又继续慷慨激昂地声讨起整个戏剧界追求时髦的倾向、所有的时髦布景和关于演员的生活和职业的时髦观点。
她说话时一直握着克雷格的手，而且她一次又一次地转头看着他，谈到他的天才和戏剧界的伟大复兴。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只有依靠戈登·克雷格，我们这些演员有朝一日才能够从现代戏剧这个恐怖的太平间里解脱出来。”
可以想象，听到这些以后我是多么的高兴。我那时还是少不更事，以为人们在激情迸发的时候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想象着埃莉诺拉·杜丝将如何用其辉煌的艺术才华为我伟大的克雷格的艺术锦上添花，克雷格将如何取得伟大的艺术成就，并且戏剧艺术将获得多么巨大的辉煌。唉，可是我没有想到人类的热情是多么脆弱，特别是女人的热情更是变化莫测。埃莉诺拉毕竟是个女人，尽管她很有天才——这一切终将得到证明。
《罗斯梅尔庄园》公演的第一天晚上，佛罗伦萨剧院里涌满了期待已久的观众。帷幕升起，观众们都崇敬地屏住了呼吸。这种效果是意料之中的。时至今日，艺术鉴赏家们依然对当年在佛罗伦萨演出的这惟一的一场《罗斯梅尔庄园》津津乐道。
埃莉诺拉有了不起的艺术直觉，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袍，衣袖十分宽大，垂落在身体两侧。她出场时，与其说像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不如说更像是德尔斐的女巫。依靠准确无误的天才演技，她巧妙地利用了周围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条光线，婀娜多姿，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看起来就像一个宣示神谕的女预言家。
可是当其他演员走上舞台时（比方说双手放在口袋中的“罗斯梅尔”），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举止失当，就像是剧场服务人员走错了地方，真叫人难受。只有扮演布伦德尔的那个演员朗诵下面的台词时，才与周围这些绝妙布景和气氛完全吻合。他大声说道：“当金光灿烂的梦幻出现时，暮色将我包裹起来；当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现在我的心中时，它们鼓起翅膀，将我高高托起，自由飞翔。就在此时，我将它们变成了诗歌、幻想和画卷。”
演出结束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住处。由于看见了未来光明的前途，将把自己一系列的伟大作品献给埃莉诺拉·杜丝，克雷格自然是喜气洋洋。他在谈起埃莉诺拉时开始不遗余力地赞扬，几乎和他以前对埃莉诺拉的愤怒程度一样的绝对。啊，人性是多么的脆弱呀！这是埃莉诺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现天才的惟一的一个晚上。那时，她的节目是轮流演出的，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戏剧。
令人激动的事情过去后，有一天上午我去银行取钱，发现存款已全部用光了。生孩子、办舞蹈学校、佛罗伦萨之行，这一切把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一定得想办法增加收入了。恰在此时，圣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经纪人给我发了一封邀请函，问我是不是还想跳舞，并且表示想跟我签订一份在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
这样，我就离开了佛罗伦萨，把孩子交给玛丽·奇斯特照料，把克雷格委托给埃莉诺拉，然后乘坐特快列车取道瑞士和柏林抵达了圣彼得堡。你可想象得出，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同孩子分开，而与克雷格和埃莉诺拉的分离也同样让我黯然神伤。而且当时我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孩子还没有完全断奶，所以我不得不用一个吸奶器往外吸奶水。这种经历对我来讲实在很可怕，我不知掉过多少眼泪。
第五章重返俄国（3）
火车向远方奔去，我又回到了那遥远的冰天雪地，它看上去比以前更寂寞荒凉了。近来我一直专注于埃莉诺拉和克雷格的艺术，而很少能想到我自己的艺术，所以对这场巡回演出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没有什么准备。可是，友好的俄国观众依然用热情接待了我，他们不在乎我演出中的缺陷。我记得跳舞时奶水常溢出来，顺着图尼克往下流，搞得我狼狈不堪。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实在是太难了！
这次在俄国巡回演出的情况，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毋庸讳言，我的心还一直惦记着佛罗伦萨。因此我尽可能缩短了演出的期限，又接了去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我就能离我的学校、离我思念的人近一点。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一场奇怪的病把我击垮了。我想，这可能与奶水有关，可能是乳腺炎。演出结束时，我倒在了舞台上，只好让人抬到了宾馆。我在宾馆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我被诊断为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哪个医生能治这种病。有好几个星期我什么也不能吃，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奶。我一阵阵地神志不清，最后昏昏睡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专心致志地照料我。他同我一起住了三四个星期，尽心看护我。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我正在尼斯演《罗斯梅尔庄园》，布景不好。速来。”那时我已部分康复，因此他就动身去了尼斯。可是看到电报时我有种可怕的预感，我不在现场做翻译解决这两人相互的争执，他们之间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有人把他的布景裁成了两半，感到非常气愤。克雷格不清楚，埃莉诺拉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看到自己的艺术作品、自己最得意的杰作、在佛罗伦萨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得到的亲儿子般的成果，竟然被肢解、屠杀在自己的眼前，克雷格发起了他那可怕的冲天怒火（他过去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愤怒过）。但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在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冲她怒吼道，“你毁了我的作品，你糟踏了我的艺术你，我曾对你寄予那么高的期望。”
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数落，可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跟埃莉诺拉说话，她也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他那六英尺多的大个子立在那儿，抱着双臂，以英国人特有的神情暴跳如雷，吓人地大吵大闹。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待我。我当然忍受不了。我就指着门说：‘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曾经想把自己余生的全部事业献给戈登·克雷格，这种计划竟以这样的结局告终。
我到尼斯时，身体还非常虚弱，不得不让人抬下火车。当时正是狂欢节的第一个晚上，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坐的那辆敞篷马车受到了戴着各式各样面具和高帽子的人的围攻，他们的怪模怪样让我想起了垂死之际的死神舞蹈。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住在离我不远的一家宾馆里。她派人给我带来温暖的问候。她还把她的医生埃米尔·博森派过来。博森医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复得很慢，时时遭受疼痛的折磨。妈妈赶来与我做伴，我忠实的朋友玛丽·奇斯特也抱着孩子赶来了。孩子发育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和漂亮。我们搬到了蒙布罗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俯瞰大海，一面仰望山巅，那里是祆教①创始人索罗亚斯德带着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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