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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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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爱尔兰血统的缘故，我们家的孩子们对这种清教徒的暴虐都极为反对。搬进父亲送给我们的大房子里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哥哥奥古斯丁的剧院在粮仓中成立了。我记得他从客厅中的皮毛毯子上割下一小块做胡子，扮成瑞普·凡·温克尔。当我坐在一个饼干桶上看他演出时，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他演得太逼真了。我们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孩子，一点也不想压抑自己。
奥古斯丁的这个小戏院越办越好，在附近有了不小的名气。受此启发，我们便组织了一个剧团到沿海地区巡回演出去了。我跳舞，奥古斯丁朗诵诗歌，然后我们演了一出喜剧，伊丽莎白和雷蒙德也参加了演出。虽然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其余的人也不过十几岁，可是我们在圣克拉拉、圣罗莎和圣巴巴拉等海滨地区进行的演出非常成功。
反对当时社会的狭隘意识，反抗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以及对宽容的东方世界的日益向往，是我童年时期的精神基调。当时我经常给家里人及亲戚没完没了地说我的思想，最后总是这样结束谈话：“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会一事无成。”
在我们家，我是最有勇气的人。当家里没有食物的时候，我总是自告奋勇到肉铺去，利用我的小聪明让肉铺老板赊给我几块羊肉。家里人也总是让我去面包铺，想出各种理由说动老板继续让我们赊购面包。在这些差事中，我总能体会到冒险的乐趣，特别是当我成功的时候。当我带着战利品，一路蹦蹦跳跳地回家时，心里高兴得就像一个抢劫成功的强盗。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因为能够用花言巧语从凶恶的肉铺老板那里哄骗到东西，让我具备了一种能力，使我后来能够对付那些狡诈的经纪人。
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看见母亲守着一堆东西哭。她给一家商店织了东西，可人家却不收了。我从她手里接过篮子，把她织的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把她织的手套也戴上，然后挨家挨户地去推销。我居然把这些东西都卖完了，而且得的钱比卖到那家商店还要多一倍。
我常听到一些家长说，他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给孩子们留下很多钱。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恰恰剥夺了孩子们的冒险精神。他们给孩子留下的钱越多，对孩子的伤害也就越大。我们留给孩子的最好遗产就是让他们自己闯天下，完全用自己的双脚走路。因为教舞蹈，我姐姐和我曾去过旧金山最富有的家庭。对那些富家子弟们，我不仅一点也不羡慕，反倒可怜他们。他们生活在狭隘而愚昧的世界里，令我十分惊异。同这些百万富翁的孩子们相比，我好像在各方面都比他们富有一千倍，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使生活更有意义。
我们的舞蹈学校名气越来越大了。我们把我们的舞蹈称为新舞蹈体系，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什么体系。我完全是即兴表演，凭着想象进行创作，想到什么漂亮的动作就教什么。我最早表演的舞蹈之一是朗费罗的诗《我把箭射向天空》。我常背诵这首诗，并常教孩子们用舞蹈动作来表现诗的含义。到了晚上，母亲给我们弹奏钢琴时，我就即兴编创舞蹈动作。那时，有位可爱的老太太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她是我们家的朋友。她曾在维也纳住过，并说看见我就想起了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演员范妮·埃斯勒。她常向我们讲述范妮·埃斯勒的辉煌成就，还常常说：“伊莎多拉会成为第二个范妮·埃斯勒的。”她的话激励了我的勃勃雄心。根据她的建议，母亲把我带到旧金山一位很有名气的芭蕾舞老师那儿去学习，可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教的课。老师要我用脚尖站在地上，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说“因为这样美”，我说这样既难看又别扭。就这样，上了三节课后我就走了，而且再也没回去。他竟然把这种做作而陈腐的体操动作称为舞蹈，这只能扰乱我对舞蹈的理想。我理想中的舞蹈可不是这样的。我也说不清楚我理想中的舞蹈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我却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世界，只要我能找到钥匙，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畅游。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具有非凡的艺术潜质了，它之所以没有被扼杀，是因为母亲的勇敢和不屈的闯荡精神。我认为，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应该从小时候做起。真不知道有多少父母能认识到他们给予孩子的所谓“教育”，恰恰使孩子变得平庸，剥夺了他们展现和创造美的机会。当然这样也未尝不可，要不然谁来当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成千上万的商店店员和银行职员呢
母亲有四个孩子，如果遵照传统的教育制度，也许她早把我们变成居家过日子的普通人了。有时候她也很惋惜：“为什么四个孩子非得都当艺术家，就没有一个本分的呢”但实际上正是受她追求美好和不甘平庸的精神影响使我们成为艺术家的。母亲对物质生活毫不计较，她教育我们要看淡身外之物，对房子、家具和各种用品等都不要太放在心上。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我终生都没戴过一件珠宝。她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中的累赘。
辍学后，我开始大量地读书。那时候我们住在奥克兰，那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虽然离家很远，但我总是蹦蹦跳跳地跑着去。图书管理员是一位可爱的漂亮女子，叫爱娜·库尔伯斯，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女诗人。她鼓励我读书，每当我跟她借好书看时，她总是非常高兴，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曾和她热恋过一段时间。她显然是我父亲终生挚爱的人，也可能是这条无形的命运之线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那时，我读遍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有其他人的无数小说，无论好坏，也无论能给人启迪还是误导，我都贪婪地阅读。我常常就着白天捡来的蜡烛头的亮光整夜整夜地读书。那时我也开始写小说，还编过一份报纸，从社论到当地新闻和短篇小说都由我一个人来写。另外我还坚持写日记，为此还发明了一种秘密文字，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无法告诉别人的天大的秘密：我恋爱了。
除了儿童班以外，姐姐和我还收了一班年纪稍大的学生，姐姐教他们跳“交际舞”，也就是华尔兹、玛祖卡、波尔卡一类的东西。在这班里有两位年轻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药剂师长得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弗农。当时我十一岁，可是因为我盘起了头发，又穿着肥大的衣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像《丽塔》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狂热地爱上了一个人，而且我相信是这样。弗农当时觉察出来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年龄，我实在不好意思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一块参加舞会时，他几乎每一场舞都同我跳。舞会结束后，我总是无法入睡，直到凌晨三四点钟还在写日记，记下我难以平抑的激动心情：“在他的怀抱里飘飘然。”他白天在大街上的一家药店里工作，为了能从药店门前走过，我常常要走上几英里的路。有时我鼓足勇气走进去说一句：“你好吗”我也找到了他住的房子，晚上我常从家里跑出来去看他窗口的灯光。这种单相思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我感觉非常痛苦。后来，他宣布要与奥克兰上流社会的一位年轻小姐结婚了，我只好把痛苦和绝望都写在日记中。我清楚地记得他结婚的那天，我看见他与一位头戴白色面纱、相貌平常的姑娘走出教堂时我的心情有多么难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最近一次在旧金山演出时又遇到了弗农，当时我正在化妆间化妆，一位白发苍苍的人走了进来，不过那人看上去很年轻，也非常漂亮。我马上认出他就是弗农。当时我想，过了这么多年，我总可以告诉他我年轻时的感情了吧我原以为他会让我逗乐了，可谁知他听后非常害怕，并马上谈起他的太太，那个相貌平常的女子。她好像还活着，他从来没背叛过她的感情。有些人的生活多么单调呀
这就是我的初恋。我疯狂地恋爱，我相信从那时起我就没停止过疯狂地恋爱。现在我正从最近一次爱的打击中慢慢恢复爱的伤痛，看来这次打击太猛烈、太残酷了。可以说，我现在正处在最后一幕开幕前的休息间隙。也许我的爱情剧已是最后一幕了吧我不知道。我也许会出版我当时的影集，问一问读者对此有何感想。
第一章青春的野菊花（1）
受所读书籍的影响，我计划离开旧金山到国外看看。我想跟随某个大剧团出去。于是，有一天我便去拜见一个巡回演出剧团的经理（当时这家剧团正在旧金山进行为期一周的演出），请求允许我给他表演一下舞蹈。试跳是在上午进行的，在一个又大又黑的空荡荡的舞台上，母亲为我伴奏。我穿着一种叫“图尼克”的希腊风格的白色紧身衣，和着门德尔松《无词歌》的曲调跳了一段舞蹈。曲子终了时，经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扭头对母亲说：“这种舞蹈不适合在剧院跳，倒是在教堂里更合适些。你还是带着小姑娘回家吧”
我很失望，可并不气馁，开始想别的办法出国。我召集全家人开了一个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向大家说明我再也不能在旧金山呆下去的种种理由。母亲有点不理解，可无论到什么地方她都愿意跟着我，于是我们俩决定先动身，就买了两张到芝加哥的旅游优惠车票。姐姐和两个哥哥都留在了旧金山，我们计划在芝加哥站住脚后再来接他们。
到达芝加哥时，正是炎热的七月份，我们的随身之物有一只小箱子、祖母留下的一些旧式珠宝外加二十五美元。我希望立刻就有人请我演出，这样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带着那件希腊式的白色小图尼克紧身衣，我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经理，并为他们表演我的舞蹈。可他们的看法与最初的那位经理一样，都说：“你跳得确实很好看，但却不适合舞台演出。”
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我们的钱眼看就要花光了，典当祖母的珠宝也换不到几个钱。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们身无分文，付不起房租，行李被扣，无处安身，只得流落街头。当时我的外衣衣领上有一条高级的真丝花边，就在我们被赶出来的那一天，在炎炎烈日下我沿街走了好几个小时想卖掉它，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出手，我记得当时卖了十美元。那是一条非常漂亮的爱尔兰花边，换来的钱够我们再租一间房子了。另外还剩下一点钱，我出了个主意，买了一箱西红柿，以后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吃西红柿，没有面包和盐。可怜的妈妈身体虚弱得都快不能坐了。起初，每天一早我便出门，想办法去见剧团的经理；最后，我只好决定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于是便去了一家职业介绍所。
“你会干什么呢”柜台上的一个女子问。
“什么都会。”我说。
“哼，我看你好像什么都不会”
实在没办法了，有一天我只好去一家共济会空中花园剧院找那里的经理帮忙。我在小提琴演奏的门德尔松《春之歌》的旋律中翩然起舞。经理叼着一根很粗的雪茄，帽子压住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看完了我的表演。
“哎，你长得很漂亮，”他说，“气质也不错。如果你肯改改跳法，不跳这些，来点带劲儿的，我想我可以雇你。”想到家里剩下的最后那点儿西红柿，还有饿得发昏的可怜的妈妈，我便问道：“你说的‘带劲儿的’是指什么？”
“嗯，”他说，“不是你现在跳的这样。是穿着带荷叶边的短裙子，还得撩起大腿。你可以先跳一段希腊舞，然后换上带荷叶边的裙子，然后撩起大腿，这样就能吸引人了。”
可是到哪儿找带荷叶边的裙子呢我知道跟他借钱或要预付薪金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说明天我会把荷叶裙和道具带来，就走了出去。那天可真是热，是芝加哥常见的天气。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又累又饿，几乎要晕过去。这时我突然看见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商店的一家分店就在眼前，于是就走进去求见经理。我被领进办公室，看见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挺和善。我跟他解释说明天我得用一套带荷叶边的裙子，他能不能赊给我一套，我演出赚钱后会马上付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同意我的请求，反正他就这么同意了。几年后我又遇到他时，他已成了一位百万富翁，他就是戈登·塞尔弗里奇先生。我赊了做裙子用的白的、红的衬布和荷叶花边。我带着布料回到家里时，发现妈妈都快不行了。但是她听了我的叙述马上坐了起来，硬撑着给我赶制衣服。她干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的黎明总算缝完了最后一个裙褶。我带着这件服装再去找空中花园剧院的经理。这时，管弦乐团已准备好给我的舞蹈伴奏了。
“你用什么音乐”他问。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便随口说道：“《华盛顿邮车》吧。”这首曲子在当时非常流行。音乐开始了，我尽最大努力跳了一些“带劲儿”的动作，边跳边即兴发挥。经理非常高兴，从嘴里拿出雪茄说：
“很好！你明天晚上就可以来演出，我要把这作为特别节目来宣布。”
他给我周薪五十美元，而且预付了一周。我用假名在这家空中花园进行表演，非常成功。可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恶心，所以一星期后他提出和我续约甚至让我参加巡回演出时，我拒绝了。那些钱虽然使我们免于饿死，但是让我违背自己的理想只是迎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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