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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我的自由-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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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续约甚至让我参加巡回演出时，我拒绝了。那些钱虽然使我们免于饿死，但是让我违背自己的理想只是迎合观众的口味，这可让我实在受不了。做这种事情，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那个夏天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从那以后，每当我再到芝加哥，一看见大街我就有种因饥饿而要呕吐的感觉。但是，在这次可怕的经历中，我那坚强的母亲从来没有提起回家的事。
一天，有人给了我一张安波尔的名片，介绍我去见她。她是芝加哥一家大报的助理编辑。我去见了她。她是个瘦高个儿，大约有五十五岁，一头红发。我向她谈了对舞蹈艺术的一些想法，她很专心地听我讲，并请我和妈妈去“波希米亚人”俱乐部，说在那儿我们会遇到文学家和艺术家。那天傍晚我们就去了那家俱乐部。俱乐部在一栋大楼的顶层，其实是几间没有装饰的空房间，里面有几张桌子和椅子，都是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一个个都显得与众不同。安波尔正站在他们中间，用男子一样的粗大嗓门吼道：
“豪放的波希米亚人，大家一起来吧！豪放的波希米亚人，大家一起来吧！”
她每吼一次，那些人就举起手里的大啤酒杯用欢呼声和歌声作答。就在这起伏不绝的声音中，我开始跳起了充满宗教情调的舞蹈。那些“波希米亚人”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我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并邀请我每晚都来参加他们的聚会。
这些“波希米亚人”形形色色，成分很复杂，有诗人、画家和演员，来自各个民族。看起来他们只有一点共同之处：身无分文。我觉得这里的许多“波希米亚人”就像我们母女一样，如果没有俱乐部里的免费三明治和啤酒就根本吃不上饭，这些免费食物大多是由安波尔赠送的。
第一章青春的野菊花（2）
在这群“波希米亚人”中有一个叫伊万·米洛斯基的波兰人。他大约有四十五岁，长着蓬松卷曲的红头发、红胡子，和两只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他总是坐在房子的一角，抽着烟斗，面带不屑的笑容看着“波希米亚人”们的表演。但是在看我表演的所有人里，只有他明白了我的理想和我的舞蹈的含义。他也很穷，可是他常常邀请我和母亲去小馆儿里吃饭，或者带我们乘有轨电车去乡村的林间野餐。他特别喜欢野菊花，每次来看我都带一大把野菊花。以后每次见到金黄色的野菊花，我总会想起米洛斯基的红头发和红胡子……
他是个诗人和画家，经历坎坷，在芝加哥经商谋生。可他并不会做生意，几乎饿死在芝加哥。
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女孩，年龄还太小，根本不了解他的不幸或者爱情。在现在这个世态炎凉的年代里，我想恐怕没有人能够理解那时的美国人是多么天真，或者说多么无知。我那时的人生观完全是纯情的和罗曼蒂克的，还没有感受过或接触过爱情在身体上引起的反应，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意识到我在米洛斯基身上激起了狂热的爱情。这位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已经疯狂而愚蠢地爱上了当时还天真无邪的我，也只有一个波兰人才会有这种疯狂的爱情。母亲显然对此一点儿预感也没有，她允许我们长时间地在一起。面对面地促膝交谈和长时间地林中散步，使他的激情逐渐高涨。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吻了我，并求我嫁给他。那时我相信这是我一生中一次最伟大的恋爱。
夏天快过去了，我们的钱也快花光了。我感到在芝加哥呆下去已没什么希望了，便决定必须去纽约试试。可怎么去呢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著名的奥古斯丁·戴利①和他的以艾达·里恩为明星的剧团就在芝加哥，我决定去见见这位大人物，因为他在美国是以最热爱艺术和最具有审美眼光的剧团经理的美誉而受人拥戴的。我在剧院的后台门口站了好几个下午和晚上，叫人把我的名字一次次通报进去，请求见一见奥古斯丁·戴利。别人告诉我他太忙，我只能见他的助手。可是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有要事相商，必须面见奥古斯丁·戴利本人。最后，在一天黄昏，我终于被恩准见到了这位大人物的庐山真面目。他确实很帅气，但对陌生人却总是摆出一副凶巴巴的面孔。我有点害怕，但最终还是鼓足勇气对他发表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长篇演说：
“戴利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在这个国家恐怕也只有您才能理解它。我发现了一种舞蹈，我发现了这种已经失传了两千年的艺术。您是最伟大的舞台艺术家，可在您的舞台上缺少一点东西，然而正是它使古希腊的剧院变得无比辉煌。那就是舞蹈艺术——悲剧合唱队。没有它，就好比一个人只有头和身躯而没有腿。现在，我把这种舞蹈给您带来了。我给你的主意将会使我们的时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哪儿发现它的呢在太平洋的波浪里，在内华达山脉的松涛中。我看见了年轻的美国在落基山峰上翩然起舞的雄姿。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应当是沃尔特·惠特曼，我发现的这种舞蹈可与惠特曼的诗相媲美。实际上，可以说我就是沃尔特·惠特曼灵魂的女儿。我要为美利坚的儿女们创造一种表达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我会给您的剧院带来那种它至今还不具备的灵魂，舞蹈家的灵魂。因为您知道……”这位大经理有些不耐烦，想打断我的演讲：“好好，够了够了”可我不管这一套，继续说下去，并提高了嗓门：“你知道，戏剧是从舞蹈开始的，人类的第一位演员就是舞蹈家。他载歌载舞，这样就产生了悲剧这种艺术。如果您的剧院没有懂得最初那种伟大的优美艺术的舞蹈家，您的剧院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舞蹈表演。”
看到我这个瘦小的陌生女孩竟敢以这种口气对他喋喋不休，奥古斯丁·戴利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他只好说：
“好吧，我要在纽约排演一出哑剧，里面有一个小角色。你可以在十月一日来参加排演，如果合适，我会聘用你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伊莎多拉。”我答道。
“伊莎多拉。名字不错。”他说，“哎，伊莎多拉，我们十月一日在纽约见。”
简直是天大的喜讯，我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告诉母亲。“妈妈，终于有人赏识我啦！”我说。“大名鼎鼎的奥古斯丁·戴利先生聘用我啦。我们得在十月一日之前赶到纽约。”
“好，”母亲说，“可我们到哪儿去弄火车票呀”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给旧金山的一个朋友发了一份电报：“荣膺奥古斯丁·戴利先生之聘，须于十月一日抵纽约，请速汇路费百元。”奇迹竟然发生了，钱很快寄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姐姐伊丽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他们看了电报受到感染，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到了。我们设法坐上了去纽约的火车，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我想，这个社会一定会承认我的如果我当时知道要得到社会的承认需要经历那么多的坎坷曲折的话，也许就没有这么大的勇气了。
米洛斯基知道将要与我分离，非常伤心。可我们都发誓永远相爱。我还跟他说，等我在纽约发了财，我们结婚就更容易了。并不是我当时对婚姻抱有什么幻想，而是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母亲高兴。那时我还没有为争取自由的爱情而斗争——为爱情而战，那是后话了。
第二章朝圣希腊（1）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次奇妙的旅程，我们穿越蒂罗尔山，从山的南面顺坡而下，来到了翁布里亚平原。
我们在佛罗伦萨下了火车，然后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愉快地到处游览，看遍了美术馆、公园和橄榄园。在那段时间里，是波提切利吸引了我这颗年轻的心。一连几天，我在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受这幅名画的启发，我创作了一段舞蹈，努力去表现这幅画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柔和、奇妙的动感。鲜花盛开的大地柔和起伏，山林女神们围成一个圆圈，风之神的凌空飞舞，这一切都环绕着中心人物——她一半是阿芙洛狄特，一半是圣母玛利亚，用一个很有意味的手势象征着春天孕育万物。
我在这幅画前坐着看了好几个小时，完全被它迷住了。一次善良的老管理员给我拿来一张凳子，并好奇而又饶有兴趣地观察我看画时的表情。我一直在那里坐着，结果我真的看到了鲜花在勃勃生长，赤裸的腿在翩翩起舞，画中人的身体在轻轻摇摆，而欢乐的使者来到我的身旁。于是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幅画编成舞蹈，把爱的信息——曾经使我痛苦万分的爱的信息，以及春天——孕育万物的春天，带给人们。我一定要用舞蹈把我感受到的这种巨大的喜悦传递给人们。”
到闭馆的时间了，我还坐在画前不肯离去，想通过这美好而神秘的一瞬间发现春天的真谛。我感觉到目前为止，生活都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盲目追求；我相信，如果我能找到这幅画的秘密，就可以为人们指出一条多姿多彩、充满欢乐的生命之路。记得那时我对生命的看法就如同一个带着良好的愿望走向战场的人，他受了重伤，反思过去，他这样说道：“为什么我不去传播宗教福音，拯救别人免遭这种残杀呢”
这就是我在佛罗伦萨面对波提切利的《春》所作的思索，后来我就努力将它编成了舞蹈。在里面，甜蜜的异教徒生活时隐时现，阿芙洛狄特光辉通过更为仁慈温柔的圣母的形象来表现，阿波罗就像圣塞巴斯蒂安①一样来到嫩芽初上的树林中！啊，所有这一切就像充满欢乐的暖流涌进我的胸膛，我急切地想把它们表现在我的舞蹈中——我称之为《未来之舞》。
在佛罗伦萨的一座古老宫殿的大厅里，伴着意大利作曲家蒙特威尔第和早期的一些不知名的作曲家的音乐，我为当地艺术界的一些人表演了舞蹈。我还根据为古提琴（爱之梵娥尔）写的曲子，创编了一段舞蹈，表现的是一位天使在演奏想象中的小提琴。
我们仍然像过去一样任性而为，结果钱又快花光了，不得不给亚历山大·格罗斯拍电报，请他给我们寄一笔钱来，以便让我们去柏林找他。当时他正在柏林为我准备首场演出。
到了柏林，我们真有点出乎意料。乘车走过市镇的路上，我们发现到处都是写有我名字的灯箱广告，以及我将在克罗尔歌剧院与柏林爱乐乐团共同演出的海报。格罗斯把我们领进了菩提树下大街布里斯托尔旅馆的一个漂亮套间，似乎整个德国新闻界都在那里等着我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由于有在慕尼黑的学习研究和佛罗伦萨的经历，我当时精神状态很好，思维敏捷。我用美国式的德语详细解释了我对舞蹈艺术的见解，不假思索地把舞蹈艺术称为是一种“伟大而原始的艺术”，一种能够唤醒其他所有艺术的艺术，这种观点使新闻界的先生们大吃一惊。
这些德国记者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风度与后来在美国听我讲述我的理论的那些记者是多么的不同啊！他们心怀钦敬、专心致志地听我讲解，第二天，德国许多报纸上都发表了谈论我的舞蹈艺术的长篇文章，写得庄重而又富含哲理。
亚历山大·格罗斯是个勇敢的开拓者。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拿出全部的资本来筹备我在柏林的演出。他在投入上不惜成本，广告宣传铺天盖地，租用第一流的歌剧院，聘请最好的乐队指挥。一旦大幕升起，露出我需要的那种蓝色天幕的布景后，我这么一个瘦小娇弱的人站在庞大空旷的舞台上，不能赢得困惑不解的柏林观众的碰头彩的话，那么格罗斯可就彻底破产了。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知先觉者。他所预期的目标，我都为他实现了。啊，简直是一帆风顺。柏林的观众大为倾倒，我跳了两个多小时以后，他们仍不愿离开歌剧院，一再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最后，激情高涨的观众一下子涌到脚灯前，成百上千的年轻学生竟然爬上了舞台，我差点就被这种狂热的崇拜者挤死。后来一连好几个夜晚，他们都重复着当时德国流行的一种迷人的仪式——解下我马车上的马，他们自己兴高采烈地用车拉着我，穿过一条条大街，最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一直走到我住的宾馆。
从首演的那个晚上起，我就在德国观众中名声大振了，被称为“伟大圣洁的伊莎多拉”。一天晚上，雷蒙德突然从美国来了，他说太想念我们了，再也无法忍受与我们天各一方的痛苦。于是，我们又重新提起了酝酿已久的计划——到最神圣的艺术发源地，到我们最景仰的雅典去。我感到自己还仅仅停留在艺术殿堂的门口，需要到艺术的源头去寻求灵感。因此结束了在柏林的短期演出后，不顾亚历山大·格罗斯的恳求和惋惜，我坚持要离开德国。我们高高兴兴地又一块儿乘上了去意大利的火车，准备取道威尼斯，一起完成我们企盼已久的雅典的旅途。
我们在威尼斯逗留了几个星期，满怀虔诚地参观了一些教堂和美术馆。但是很显然，威尼斯这时对我们来说并不怎么重要，与它相比，佛罗伦萨至高无上的智慧和精神之美，更让我们百倍地敬服。威尼斯一直不肯向我展示它的秘密和它的可爱，直到多年以后，我和一位身材瘦长、长着橄榄色面孔、黑眼睛的情人重游此地，才第一次感到威尼斯的美丽是多么迷人。但初访威尼斯时，我却盼望能早点儿离开，只想乘船驶向更高级的艺术境地。
雷蒙德提出，我们的希腊之旅必须尽可能一切从简，因此我们就没乘舒适的客轮，而是乘坐了一艘航行于布林迪西和圣毛拉之间的小邮船。我们在圣毛拉上了岸，因为那里有古老的伊沙卡遗址，而且那里还有一座山崖，是绝望中的萨福纵身入海的地方。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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