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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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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言巧语的经济学”，从“花言巧语的经济学家们”，到“经济学家只会花言巧语”，可终于“十年生死两茫茫”……找不到。转眼间，几年时间过去，我几乎忘记当时非看不可的冲动。一次，我外出办事，中午到早了，只好在一个专买学生教辅的小店铺瞎逛，百无聊赖，沿着店铺里狭窄的过道依次走过，忽然，我看见在一大摞“描红模子”下，居然放着三本旧旧的《经济学的花言巧语》，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至今想起来都会兴奋……那三本书被我全部拿下，一本自己看，两本送朋友——那两本书的受赠者至今还欠我一顿酒，一顿饭，好几年了，黑不提白不提的，什么意思？如此个人经历让我更加对“慢书店”另眼相看。我发现，不仅慢有慢的好处，慢有慢的道理，而且，一个能在慢中找到稀松乐趣的人绝对不因为自己的慢而卑——因为正如生与死相对而存一样，没有笨笨的“慢”，所谓火火的“快”也将不复存在。
麦尔维尔《与鸟为伴》
江西教育出版社
“太平洋”以“太平”命名是个错误
达尔文很难想到，他身后除了涌现出那么多置疑者外，还有那么多实践者。这些实践者用双脚、双眼、时间，以及各种真实数据，延展、分析甚至重新定义、评估他的学说。达尔文是幸运的。
康德说：创造活动从未停止，它有始无终。这话击中了人性最脆弱的一环：生命短暂。一个人，不要说与历史、时间相比，就是与一座岛屿相比，其脆弱亦如浮云。
达尔文第一次到加拉帕格斯群岛是个早晨。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晓风徐徐，天低云暗。”
相似的日记，在达尔文之后——格兰特夫妇儿女及其助手手下，一写就二十多年。二十年，格兰特夫妇儿女及其助手一直在那座条件恶劣的孤岛上观察达尔文莺鸟。
一八九三年，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威斯曼在一部专著中说：“自然选择的具体过程确实难以想象。”这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考察活的自然演化过程，格兰特夫妇与他们的合作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方才完成。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他们不仅看到了达尔文当年的青春足迹，而且，他们还以大半生的执着，为当代生物学教科书补写了一个重要章节：达尔文大大低估了自己创建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格兰特夫妇二十年的寻找和观察中被证明：自然选择既不罕见，也不缓慢，它就在我们身边，每日每时都在发生，而且，它可以被我们观察到。
达尔文在《猎犬号巡航日记》中写道：“‘太平洋’以‘太平’命名是个错误——它并不总像今天早上这样平静。”用这句话比喻达尔文自己的一生、比喻他创建的著名的“自然选择理论”，甚至去比喻今天满大街来北京闯荡江湖年轻人，都合适。
暴风雨过去了。还原暴风雨中种种细节的变迁乃至巨变则相当困难。格兰特夫妇完克服了这个困难。
在加拉帕格斯群岛，格兰特夫妇数十年与达尔文莺鸟厮混在一起。他们与将近二十代达尔文莺鸟厮守无间。如此“爱情”，使他们像《圣经》专家一样，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伊沙克、伊沙克的儿子是亚格……如数家珍。
已经发生的困难总比想象的困难还困难。研究琐碎，麻烦，熬人，但有条不紊。加拉帕格斯群岛上一共有13种达尔文莺鸟。格兰特夫妇及其合作者不厌其烦地为一只只达尔文莺鸟加脚环、称重量、做记录。
麦尔维尔说：浸泡在寓言中，浸泡在命运中……将近二十年，格兰特夫妇则浸泡在达尔文当年描画出来的“自然选择理论”的黎明中。他们希望为那个黎明的霞光涂上一道新颜色。自然，这群执着的探索者也浸泡在寓言中。为了验证“演变不可能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判断，达尔文莺鸟调查特谴队成员特莱芙心急火燎期盼下雨。他从骨髓里相信，一场豪雨能使他完成毕生事业的重大发现。
这一期待就是一年多。一次，一场聊补于无的小雨让特莱芙兴奋地在雨中大吼大叫，手舞足蹈，两个小时。可直到他的接替者李尔斯来到，豪雨依旧不见踪影。
一年后，同样没有等到豪雨的李尔斯返回陆地过圣诞节。走的时候，他说：“我们像是在等待戈多。”
适用于爱情的寓言“等待戈多”也适用于科学探索。是什么在起作用？是智商还是情商？是超常的意志还是超常的信念？都是也都不是。
是爱情起了作用。这是我的一种猜测。爱情永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狭隘或者简单。爱情很厉害。爱情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奇迹的判断是对的。不这样，我不知该怎样解释格兰特夫妇与合作者与鸟相伴的二十年。二十年，有人婚都接了三次了……比照下，格兰特夫妇的故事不仅像寓言，而且多半与爱情有关。
第三部分 《书缘·情缘》第35节 《麦兜麦唛系列》
麦家碧《麦兜麦唛系列》
接力出版社
今天，我终于摸到了天花扳
本书让我发现，其实我自己跟“麦兜”就多少有点儿像——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是一头粉红色小猪，而是说，就一个成人而言，资质平平、心怀梦想、不断努力、成功渺茫……这些可以用于麦兜的“操行评语”，用来说我，也大致不错。
麦兜的故事中有一个名为“我比较肉”的小故事。故事说，麦太给麦兜买了一身名牌运动衣、运动鞋，希望麦兜能练习长跑，为健康，为减肥……没想到，穿上那身名牌运动服后，麦兜只跑了一天就因为害怕辛苦而决定放弃。
看完这个故事，我想到我自己——在“决定放弃”这一点上，我跟麦兜非常之像——简单说，那就是也“比较肉”——“肉”是“窝囊”的意思，也是“犹豫”、“寡智”、“缺少财富视野”、“全无财富规划”的意思。我一直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比较肉”的人比李嘉诚多，比小布什多，比比尔·盖茨多……世界因此有秩序、有节目、有味道？
有一次，看记者在电视上采访出演《沉默羔羊》的安东尼·霍普金斯。我为他至今为止的矢志不移而感动。上台领奥斯卡金像奖那年，他已老大不小。巧合的是，颁奖日正好是他父亲的冥诞——他的颁奖感言叙说小时侯常常被父亲托举起来，很高，很高，高到几乎就要摸到天花扳……最后他说：今天，我终于摸到了天花扳。
看到这儿，我很惭愧——惭愧自己的“放弃”，惭愧自己的“比较肉”。我仰慕霍普金斯终于摸到天花扳之前的一切，可我知道自己不行，我和麦兜一样不行。我比较肉。至少，我对摸到我梦想中那个五颜六色的天花板至今没把握。当然，我愿意继续努力。我愿意朝着自己喜爱、希望方向不断地奔跑……但是，我没把握。
麦兜是一个话密的小家伙。在这一点上，我跟它也很像。有一次，前来采访的记者夸奖我能说会道——他不知道，“话密”是我面对这个世界时无比“心虚”的一种遮蔽——每当我口若悬河的时候，卑微对我持续的压迫感因此被稍微降低了一些。
那篇采访刊载出来时，记者起了一个标题，叫“追求的就是话密！”这是一个好标题——这样的标题等于为我的“心虚”挖掘出了一个堂皇掩体——在那似乎永远飞流直下的话语瀑布背后，有一万种不安全的期待和一万种没把握的心情……我后来还专门请那位同行撮了一顿。
当然，究竟来说，麦兜终究比我高明——因为在它的语言中经常闪烁而出的那种哲人之光，我没有。麦兜说：“肉不琢，不成饼”；麦兜说：“大难不死，必有锅粥”；麦兜说：“有情人终有扣肉”——在这种种每言必与“吃吃喝喝”挂钩的言论中，我发现，其实原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花扳：如麦兜——他的天花板是“饼”、是“粥”、是“扣肉”，那我的是什么呢？或者，要命地问一句自己：我有真正值得期许的天花板吗？
比卑微人生禁不得蹉跎更致命的是，尽管肉、尽管卑微、尽管没把握，可人生一场，至少要有一个哪怕低下、矮小的天花板吧？这话用“麦兜麦唛系列”中“尿水遥遥”中的话说，就是，至少要期许拥有一个橙。人生一遭，能摸到自己的天花板，拥有一个橙，很好了。或者，根本就连“一个橙”的期许也没有，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第四部分 《乔伊斯与娜拉》第36节 《乔伊斯与娜拉》
娜拉《乔伊斯与娜拉》
百花文艺出版社
灵魂无法再度成为处子
作者介绍称，乔伊斯一生关系最为持久的恋人是娜拉。这同时也是本书所谓最世俗的“看点”。
其实，无论什么书，真正的写作理由无从考证。因为源自作者内心深处那种不可抗拒的写作冲动无人可获真切证据。它就像一片沉睡的荒原——“沉睡”常常便是它永恒的宿命。
乔伊斯曾在他的私人笔记《逃亡者》中说：“灵魂和身体一样，也许有贞操。女人献出它，男人取得它，都是爱的举动。爱情（渴望另一个人的幸福之心）事实上是极不自然的现象，因此极难重复，因为灵魂无法再度成为处子，也无法有足够的精力再度将自己投入到另一个灵魂的大海中……”
如果不了解乔伊斯的生平故事，不要说阅读《尤里西斯》之类迷宫般的小说，就连上述引语，也难确切把握——究竟谁丧失了灵魂贞操？是岁月还是乔伊斯？是娜拉还是他们的孩子？一个或许丧失了灵魂贞操的作家又会如何在他的小说中处心积虑营造救赎、忏悔之路？
如许混沌，本书可能是一条有效路径？细细想来，如乔伊斯这样的十九世纪末作家，一生贯穿无数个人秘密其实真是莫大幸福。真像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美女作家们那样变成一个公共场合的痰盂，任人咳唾，何乐之有？
娜斯《纽约明信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们愤怒地挣脱了铁的镣铐，并欣悦地接受了银的枷锁
本书大致可算游记一类。对那些仅仅生活在美利坚传媒幻觉中的人而言，阅读本书可构成一种轻微的“清洗”。也难彻底。
书中《偶读斯蒂芬·金》仔细分析在中国斯蒂芬·金的声名远在西尔顿之下的种种原因。为此，作者悲观。他知道他自己的《纽约明信片》也绝难与“哈利·波特之魔法石”之类抗衡。或许这就是“快”与“信”之间永无调和的矛盾？
“有网友在网上写个人北美离婚经验，文笔颇好笑——太太弃之而去，心情悲伤转而压抑，入乡随俗，也去看医生，医生给他吃Pruzac，结果他发现情绪到是没了，不过看到三级片也无动于衷了……也许应该吃了Pruzac，再吃Viagra？”
“吃了Pruzac，再吃Viagra”——话说得轻松、简单，却浓缩着现实世界荒谬并普遍存在的那种精神体验：在“抗抑郁药”与“壮阳药”的交替更换中，被称之为“换一代”的孩子们不仅换掉了手机、呼机、商务通，而且正在把一切恒久的价值与意义统统置换成诸如“关云长终于挎上BP机”之类的末世的狂欢？
尼克阿诺德《可怕的科学》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快乐是有温度的
尽管“容积”庞大，本丛书也仅仅是一套科普作品。这个简单的“归类”不仅稳妥，而且安全。而假使详细探究，可怕的“可怕”，除去它有60册之巨外，还在于它几乎包括了当下所有科学的全部分类。不过，假使仔细挑剔，会发现，除聚焦“科学”主题外，该丛书幽默、风趣、搞笑、搞鬼的时尚风格亦相当刺眼。我的感想是，这套丛书又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普读物。该丛书编纂者的兴奋点以及后来的市场认定都证明，“有趣”是该丛书的起点，也是终点。所以，“可怕的科学”最终成为一套以各类科学知识为主题、推崇趣味至上的课外读物。在明确这一“定义”后，该系列中的常识硬伤或知识错误依然全无天然豁免权，但至少本套丛书近似于剑走偏锋的“趣味”含量绝对超标终得反向确认——否则，“哈里·波特”的“缔造者”未必会对一套传统意义上的少年科普读物充满真实兴趣。说得更明白，一间对“魔幻小说”兴味盎然的出版机构怎么会对传统科普一见钟情？
上大一时，大学中文系课时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古典文学课老师突然生病来不了。其时正好要学“诗经”。谁也没想到，前来“救场”的，竟是其时在外国文学系任教授的杨敏茹老师。尽管后来我们才知道杨教授不仅家学渊源，本人系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胞妹，国学家底深厚，但最初，“外国文学系”这个跨专业标签，确实让大家满腹狐疑。后来发生的事情与我们的疑惑完全相反。整个中文系同学得到的不是敷衍，而是惊喜。
实事求是地说，杨先生在训诂或考证的辎铢必较上、在逐行逐句的串译和宣讲上未必一定比中文系老师更确切更周到更严密，但以趣味而论，杨版“诗经”讲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印象。她以自己的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乃至一腔丰沛情感、人生阅历，将一本薄薄的“诗经”宣讲成了一个永远令人神往的瑰宝。几十年过去了，尽管同学中少有以“诗经”研究为业者，但同学聚会，话题千缠百绕，总会绕回“在水一方”……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一个不及格的老师其实也是罪孽深重。而其罪中之罪即“消灭乐趣”。而事实上无论在课堂教学实施，还是课外读物编纂，常被一些作家、科学家、出版者忽视的，恰恰正是“有趣”。与作家、科学家极端重视个人资源的有效开发乃至于作品题材的政治正确相反，“有趣”或“趣味”一直不在我们的作家或科学家重点关注视野之内。
久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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