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第3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说“偶然”：“我不愿意我活着没有道理，我一定要给我的生存寻找一个充分的理由，我的确这么做了。而一旦我这么做，我就发现，那个为我的生存镀了金的理由同时也为我生命中的一系列偶然性镀了金”；　　　　
　　　　说“遭遇”：“我们不妨站到上帝的位置上看自己的尘世遭遇，但是，我们永远是凡人而不是上帝。所以，每一个人的尘世遭遇对于他自己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时，那把我们绊倒的物体同时也把我们支撑，我们不得不抓牢它们，为了不让自己在完全的空无中行走”；　　　　
　　　　说“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蛋，我们暂时寄居的这个世界是蛋的外壳。当我们被这个世界限制住的时候，就如同蛋壳里的小鸡，对于蛋壳外的更自由的生存是完全没有一个概念的。而死亡，就是我们破壳而出，进入真正自由的境界”……　　　　
　　　　不难发现，一旦不是演讲，不是答记者问，不面对镜头、话筒、录音机、摄像机而进入一种纯粹、孤绝的“冥想”状态，作者的过人之处便绝难遏止地挥洒洋溢——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我的如此判断：周是一个不擅长表演、不擅长叙事（《妞妞》例外）、不擅长在一个聒噪喧哗语境中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作家。相对于读者而言，周最独特最感人之处在于他用笔创造出来的他内心深处的孤独而绝非“南极海边小景”、“南极钓鱼赛”、或“参观韩国站”　　　　
　　　　、“拜访捷克站”叙事体素描。“耶稣说：‘没有人能够伺候两个主人。你们不可能同时作上帝的仆人，又作金钱的奴隶。　　　　
　　　　’我把这段话理解为：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只能定位在一个方向上，或者追求精神上的伟大、高贵、超越，或者追逐世俗的利益，不可能同时走在两个方向上”……这段话出自周书中“读圣经札记”一节。借用周本人的这段话，我以为，就写作本身而言，周本人同样无法“同时走在（叙事与冥想）两个方向上”。我以为，他更应执着的，其实是他内心深处那永远无法冰释的无边孤独——将其更充分、更立体、更全面地挖掘，奉献而出，那会是一种更富饶的孤独？　　　　
　　　　周振鹤《逸言殊语》　　　　
　　　　浙江摄影出版社　　　　
　　　　有时候，危言自然耸听　　　　
　　　　在全球麦当劳化格局中，一个民族的“逸言殊语”已是一个民族文化性格最后的可能？这算是危言耸听？或者，一种必须的危言耸听？　　　　
　　　　英语霸权正春风化雨，滋润新人类……这未必坏，未必需要妄自菲薄将此提升到国破家亡的夸张。或许，更大的危险是完全没有文化个性。就算是从市场经济角度说，“逸言殊语”也昂贵。　　　　
　　　　书中作者文字清简通透，尤其在语源考证上沉潜深入：说“啡”是“呸”的原字，说“沙发”是依照上海话的“音译”，说“艺术”与“巫术”同宗……如此这般一点一滴集结而成一片浩瀚的文化之海。　　　　
　　　　我们文化的“过去”一直隐蔽在它迷人的波光潋滟之中？或者，那闪烁中也依稀夺目着我们文化可能的未来？　　　　
　　　　朱德庸《涩女郎》　　　　
　　　　现代出版社　　　　
　　　　在家里上班，在画上生活　　　　
　　　　作者漫画在台湾以及东南亚、内地等声名远播。他以四格漫画起家，而实际上，其漫画更多元的品质大部分读者现在还无缘目睹——比如，他的独幅漫画，以我之见，现在还很难有人与之比肩——可惜的是，他的独幅漫画虽曾办过展览，但尚未安排正式进入出版、传播程序。等到有一天，读者能有机会亲眼目睹他的独幅漫画，我想会有大惊失色之慨。也许也许。　　　　
　　　　朱德庸四格漫画作品多取材于市民日常生活。其中描画最多的，是婚姻男女时尚男女都市男女混乱但充满热情的生活故事——这也是朱德庸最被一般读者记住的部分。事实上，画婚姻主题的《双响炮》系列时，朱尚未婚配；而画《醋溜族》系列的时候，他自己也已不是时尚青年……遵循相似的逻辑，他画《涩女郎》系列的时候，他家的小朋友已上小学，而他画《办公室》系列的时候，他自己已不用去单位上班，他在家上班。　　　　
　　　　中国乃至亚洲的漫画远不如欧美发达，这其中原因很多。以我之见，我觉得它与我们这里很多漫画家为人太聪明、太灵光关系密切。以我与朱的接触、观察，我以为，朱在许多事情上很“不通”，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则很“通”。比如他最新开启的所谓“办公室”系列，在他自己需要天天上班的时候，我估计他就还没想明白……而在他已经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搜厚”后，反倒“恍然大悟”。　　　　
　　　　我理解，这样的人不仅更真实，而且还可能更深刻、更富于创造性地洞见世事人心。我一直以为，一个有成绩的人，通常多少有那么点一根筋，用庄重的话语说，叫“执着”。有了这样的执着，才可感悟到那些就算亲历也未必感悟到的东西。正如那年珠峰上云集那么多显赫之人，可我相信，绝非人人皆是当年途经泰山仅只“一瞥”便写下传世“望岳”的杜甫……相比而言，杜甫“不通”的地方，现代人过于精通了。至少，杜甫实在搞不懂“电视直播”为什么就能迅速飙升一个人知名度？啥叫“混个脸熟”啊？


第五部分　《再创未来》第55节　《齐人物论》

　　　　庄周《齐人物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　　　　
　　　　离伟大很远，但很真实　　　　
　　　　说《书屋》杂志卖得好是因为庄周连载其中的专栏“齐人物论”是不确切的。但当“齐人物论”那样的专栏变成《齐人物论》这样一本小册子后，的确有别于周期性的“定量配给”。　　　　
　　　　书中以个人阅读的零敲碎打为路径，检点散文小说诗歌三个类别的过眼之作，新旧古今雅俗杂揉，每则观感或评论三五百字，像中学老师撰写的期终的操行评语。不同的是，庄周臧否人物时既聪明也直觉，乖巧而且酣畅，卖弄得很不卖弄……需特别解释的是，在我的字典里，“卖弄”属上佳好词，我轻易不敢用到它。依我之见，唯博学之士才有卖弄本钱。贫贱如知识乞丐，虽时刻想卖，可卖什么？　　　　
　　　　庄周的买弄富于个性。在本书中，那“聪明”波澜不惊地袒露在皮面上，而“挑剔”则掩藏于内里。那些“挑剔”穿越聪明的毛孔，向外散发无数刺眼、刺耳或刺鼻的“挑剔”消息。我猜庄周大约略通医术。他几乎给当今文坛所有健在或故去的活跃分子施以针灸治疗。　　　　
　　　　庄周医术一流，穴位准确而外，被刺中的穴位酸麻痛胀各种感觉混作一团，效果怪异。　　　　
　　　　他说王朔是“中国文化的一根直肠：吃什么屙什么”，他说戴厚英“离伟大很远，但很真实”；他说杨炼是“为语言狂欢而狂欢的语言强迫症患者”，他说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应该“改名叫《上海的附庸风雅》”；他说“小说家老舍其最高成就是一部戏剧，幽默家老舍其最高成就是一部悲剧”，他说苏童是“缺乏深度的讲故事的高手”；他说舒婷的诗作“实在不比汪国真好到哪里去”，他说余杰“好斗但不是斗士，只好把自己的角色过早地绑　　　　
　　　　定在蹦床上……”；他说董鼎山的散文是“辅料充足，主料马虎”，他说王蒙的文字不仅所有的环节都很到位，而且还有着一点羞却的前卫；他说不少读者喜欢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而不喜欢她的《金锁记》是因为他们把张爱玲当成了“琼瑶高级版”，他说冰心的名作《繁星》不过是泰戈尔的中国版而且大大逊色；他说张广天有着令人难以质疑的真诚，但他的歌词却给人一种下坠的痉挛般的温情，他说张贤亮虽然是第一位在在小说中让男人疲塌的生殖器承担起文化沉重的作家，但“作家的真实立场较之明请之际的颓废文人，并无质的提升”　　　　
　　　　……　　　　
　　　　我知道，如此断章取义的“摘抄”，难免歪曲，但我与庄周有一个见解相同，那就是误读在阅读生活中常常有如宿命……所以我以为，“挑剔”二字大致即我对庄周此书的总体看法。　　　　
　　　　身处纷繁时代，表达正变得越来越难。整个批评环境的市场化商业化甚至都不是如此困难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困难在于，恰当的“挑剔”已变得越来越稀少。也就是说，当所谓“酷评”成为一种方便叙事讨巧后，那种述说直觉的冲动乃至尾随其后的文字变成瓮中之鳖；你要么在饭局酒后对三五好友率性直言各种千奇百怪的直觉和高论，要么回家睡觉，变成一个满腹经纶的麻木者。更加，人原本就是那种最容易流于疏懒或下坠的动物。也就是说，直觉的丧失远比其存留更迅疾。在说到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时，庄周说：“就中国作家而言，他们更应该体验自己的内心生活，那种深邃、诚实、拒绝装神弄鬼的内心生活。只有内心世界丰富饱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人间喜剧’的转述者……”与此见解相似，庄周在本书中的种种“挑剔”高论，正是坚持倾听自我内心声音的结果。这样，哪怕他的挑剔再刺耳，也尽被温暖包裹。它最可能造就那种干脆、明朗、直指要害的表达——“就像有些帅哥用一声口哨捕获爱情一样。”　　　　
　　　　醉鱼《我的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甭废话，后头排队去　　　　
　　　　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整本小说写得异常琐碎，匠心或匠意都还欠缺火候。不过，假使他还准备写下去，那么，本书对作者个人意义重大。书中主要人物高阳、老骆、周坚、李静、郭小雪等一干人马的行为轨迹其实无非穿梭于校园与社会之间——这在今天已不构成挑衅、挑战或挑逗——因为醉鱼笔下的校园与社会，已不再是《你别无选择》（刘索拉）或《万物生长》（冯唐）中的音乐学院或医学院……其间必要的那扇“围墙”早已消失，无影无踪。　　　　
　　　　如此全无“挑衅”对所有渴望在北京寻梦的外来者而言，甚至比明朗的拒绝、坚定的排斥更让人手足无措，肠慌场热，所谓“目失镜无以正须眉”……事实上，寻梦者与原以为梦想成山的那个城市同时出了问题——在这一视角中，好比一个自己深陷牙周炎之苦的牙医却在给一个牙周囊肿患者做手术，感同身受的处境并不天然成为手到病除的保证……甚至刚好相反，其情其境，只会让双方陷入更深的泥淖。　　　　
　　　　小说第十七章写高阳与老骆在年三十前三天急急火火去火车站买票回家过年。“排着长队的人群像像条挨了打的蛇，痛苦地扭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焦灼与疲惫”（P118）……结果，当高阳与老骆即将接近售票窗口的那一刹那，忽然涌动起来的人潮一下子将老骆挤出了队伍，而这时，警察出现，并警告老骆和高阳不要插队：“甭废话，后头排队去，信不信，我把你们当票贩子铐起来！”（P119）这一细节终于被我歪解为一个城市与其众多追梦人间拥挤、无序、聒噪的对应关系：它混合着暧昧的对抗、无意的包容、无法稀释的陌生乃至浓酽的敌意……是梦想太少？还是的追梦人太多？　　　　
　　　　我一直在想，“小说”其实是一种病，一种青春时代愤怒热爱、切齿忧伤的病，一种没有疫苗、无法隔离、疑似无法排除、传染渠道瞬息万变的病，一种一旦上瘾便难以戒断的病…　　　　
　　　　…好在其本身是毒药，又是解药：也许，对于作者及其笔下高阳、老骆、李静、郭小雪之类的追梦人而言，这部小说刚好是他们与这个城市和解的开端？




=TXT版本编辑制作TurboZV，更新消息请访问　turboz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