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爸爸妈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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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呐？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么？……”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么？”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给我自己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们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么？”　　　　
　　　　父亲他怒赳赳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人民共和国选景于中国的一部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的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么？”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第八部分：长相思普通人（3）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儿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到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么？”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你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么？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么？……”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么？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么？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么？”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却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间，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地是他的一份儿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丽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地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


第八部分：长相思话说父亲（1）

　　　　王安忆　　　　　　　
　　　　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一个话剧导演。然而，导演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却很不明白。记忆中，最早看父亲导演的一个戏，名字叫做《海滨激战》。只记得是一个很热的夏天，剧场中冷气大开放，冻得人打哆嗦，妈妈便在我与姐姐裸着的胳膊和腿上盖上一些手帕御寒，然后的记忆，便是两声枪响，它响起得是那么突兀，毫无思想准备，于是，又是一阵大大的哆嗦。这便是这个戏给我留至今日的全部印象。以后当然还看过不少戏，有些是父亲执导，另有一些不是父亲执导，却依然不懂得导演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我被舞台迷住了，灯光、布景、女演员，以及在那小小一方虚拟的世界里所演出的大大的真实的故事。后来，我依然喜欢话剧，也依然不明白什么是导演。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导演的女儿，看完一个戏后，在人们说“演得好”的时候，我则说：“导得好。”仅此而已。因此，对于父亲的事业，我可说是很少了解。　　　　
　　　　我想在这里写的，就只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在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与我们失了联系，再加上他那一副很不知人事世故的样子，便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没有比父亲更不会做人的人了，这大约也是因为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与我们这一片以做人为根本的土地相距甚远。他甚至连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语都没有掌握，比如，他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见面时，那叔叔说：“你一点没老。”他则回答道：“你的头发怎么都没了？”弄得十分扫兴。见面的套话没有掌握，告别的套话也没有。有他不喜欢的、不识趣的客人来访，他竟会在人刚转身跨出门坎时，就朝人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他极保护自己个人的生活，他是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毫不顾及别人会说什么。别人对他留有什么印象，是他从不关心的。他是只须自己就能证明得了自己，只须自己这一个证明的。可说是十分的自信。比起世上太多的终年终月为别人的观瞻营造一个自己的生活，是要轻松，却也多了一种别样的艰难。　　　　
　　　　在我们长大以后，姐姐已开始向往做一个红卫兵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了一个真相，便是：父亲曾经是一名右派。当然觉得真是经历了极大的打击，觉得我们真是太倒霉了、太不幸了。而以后我才明白，像他那样的人，做一名右派是太应该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如我，既要出生于世，有一个右派的父亲，便是别无选择了。他同样的，以只须他自己证明的赤诚，去爱国，去爱党。以他最无方式最无策略的形式去爱国和爱党，在一些最不合宜的时候说一些最不合宜的话，又因他极易冲动的情绪，将那些话表达得十分极端。这于一个以中庸为美德的民族实是十分十分的不适宜了。他是一无辩证的思想，他的哲学里，很少“但是”“然而”这样可将语意表达得七回八折的转折用语，他是一根肚肠通到了底，既不给人转弯，也不给自己留下转弯的余地。在一个障碍极多的世界上，他便很难顺利了。幸而他是十分的逍遥，才没有觉着太多的委屈，甚至还不如我们孩子所觉着的那么多。我们常常为他切切的、大老远地赶回来革命而抱屈，而他却很释然。妈妈曾在一个乡下人那里为他算过命，说他是“自己自在，自己逍遥，否则便要去上吊了。”大家都觉得很准。曾听我家老保姆描绘过她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印象。那时她刚到我们家，有一天，说是晚上先生要回来，忙着换洗床单，铺鸭绒被。然后有人敲门，便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叫化子般的男人，得知他就是“先生”以后，她就开始为那张床担心，这么干净的床怎么能睡这样脏的一个人。根据时间推算，那正是父亲倒霉的一年，而我已记不得那时父亲的模样了。想来是十二分的狼狈。　　　　
　　　　后来，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又有了联系，姑母与叔叔每年一次地来国内看望我们全家，见面时很激动，分手时，则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父亲和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这一种寂寞甚至要胜过那一种委屈。有一次，当他们走之后，他对妈妈说过这样一段话，意思是，在他们面前，他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他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而在他们笃守的钱的面前，这两桩事业都失了位置，这也是他至今不愿回出生地看看的最大原因。他是宁在此地委屈，也不愿去彼地寂寞的。而由此看来，他的那一种自信的人生态度，那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原则，便又只能在这一片与他不适宜的土地上才可确立了。他只有在这一片不适宜的土地上，方可建立他的人生，因这方土地，是他种植他革命与艺术这两桩事业的土地，无论与他是多不协调，却也分离不开了。因而，他所有的遭遇便是他的宿命了，也是我们的宿命了。　　　　
　　　　要命的是，他所笃守的革命和艺术，却又常常发生冲突。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以这体系确立了他的导演艺术，以这艺术导了许多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体系便无可避免地遭了袭击。他是又要革命，又要艺术，一方也舍弃不了。而那一个年代，即使像我父亲那样自信的人都要困惑，都要怀疑一切。他面对那样“伟大”的时代，革命的力量“无比强大”，他终于同意批判斯坦尼了。他批判得极认真，将斯坦尼的著作重读了一遍（我便是在那时候接触了斯坦尼，看了他的著作，在父亲批判的同时，我则开始信守），然后，他写了文章，他写得很得意。并且在以后的为斯坦尼平反的日子里他还继续得意。在做斯坦尼的信徒已成光荣的时候，却不再说“没有斯坦尼便没有我王啸平”的话，他已悄悄地与他信守的体系产生了裂变，在一个奇怪的时代里，得了一个奇怪的契机，而有了奇怪的进步。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只猜想，他所进行的批判或许是一种真诚的批判，从艺术的科学态度出发的批判。他只可能作这样的批判了。他绝不会违了良心去批判。他自己的良心便是一切行事的坐标了，所以他极少做违心的事。因他极少做违心的事，才可过得自在逍遥，而不至于去上吊了。


第八部分：长相思话说父亲（2）

　　　　而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不会做人的人，却有着惊人的人缘。1978年那一个奇热的上海的暑天，他的胆囊炎大发作，除却手术别无他路。妈妈自己是冠心病高血压，弟弟还小，姐姐在外地，只有我和未婚夫两人可照料病人。于是，人艺的男演员们便自发排了班次，两小时一班地轮流看护，准时准刻，从不曾有过误点的事情。这是极罕见的一支看护队伍，即便是在显赫的高干病房，大约也难有这种挚诚至深的对待，令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我能看出人们真诚地爱他。因他对人的爱也是真心流露。他不会勉强自己去爱什么，可是如他要爱，却也无法勉强他不爱。我们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