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婚-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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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郑太讲，前几年扫过几次黄，每扫一次，不仅将“二奶”们扫走，更将香港人扫到别村去租房。后来，村里的头面人物就邀请附近的派出所或治安队坐下来商谈，请他们拿出红头文件来，看看文件上是不是写明港人不准为女仔租房；也请他们拿出证明来，哪一家男女合住不合法？他们拿不出。这样商谈的结果换来了村里的太平。这四五年来，村中一直太平无事，房屋的出租率一直很高。　　　　
　　　　　　再也没有人来扫黄，也没有人上门管理这个村庄的计划生育。仅仅在3月1日至2日，福田区计划生育部门前来指导育龄妇女上环，发放避孕套。但是，没有任何部门上门去调查询问、指导、教育、帮助那些年轻的“二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她们中的50％已经生育，那些“黑户口”私生子，和她们一样，命运令人堪忧，前程令人惶惑。特别不容忽视的是，这批私生子在深港两地不具有合法地位，积以时日，他们的存在一定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据《明报》报道，港府根据统计处调查推算所得，出生时父或母居港已满７年的非登记婚姻子女，约为19。4万人。部分高层官员估计，上述数字绝大多数应为没有正式登记注册的“事实婚姻”，私生子约占10％。　　　　
　　　　


第六部分第28节　众说纷纭（1）

　　　　（一）　　　　
　　　　　　在上一章里，我介绍了和３位房东访谈的情况，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供３位村中人对“二奶”村落的各自看法。　　　　
　　　　　　在村中“企街”时，我和鞋匠小于成了好友。他曾在1月31日晚带我赌过香港马。以后我　　　　　　
　　　　稍有空闲，都会坐在他的补鞋凳上，伸出一只脚，让他替我擦皮鞋，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小于既靠这个村安身立命，又对这个村心存怨忿。他的内心有很深的隐痛。这个村，是他闯荡深圳的第一站，让他能够凭手艺赚钱。当他站稳了脚跟之后，立即将老家的女朋友千里迢迢带过来做帮手，企望双飞双宿开创新生活。女友又年轻又漂亮，确实是他手艺和生活的好帮手，只是没帮上他多久的忙，毫无征兆地跟一个供她好吃好喝的香港人跑了。从此后，他看淡一切，不思婚恋。如今，他已35岁大龄，是一位贫穷的王老五。　　　　
　　　　　　广东沿海地区是富裕者相对集中的地方，也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的地方。在这种地方的爱情与婚姻容易脆化，就连鞋匠小于在老家苦心经营的爱情也难以幸免。听他不止一次说起被金钱夭折的爱情，看看他头顶有些花白的头发，我除了同情之外，也只有唏嘘不已。　　　　
　　　　　　2月12日中午，我出门买酸奶喝，小于正在百无聊赖地等候补鞋的顾客上门。我给了他两元钱，让他给我擦皮鞋。这时，正有几个年轻的女仔从我们身边款款走过。我灵机一动，给他出了一道题：从即时起，请他辨认经过我们身边的女仔是不是“二奶”。　　　　
　　　　　　这个题目对于小于来说并不难。他是1992年来到海湾村补鞋的，此后便没有离开过。他依靠手艺吃饭，每天工作大约12个小时，贫穷而辛劳。村里的居民也渐渐熟悉了这张脸。他每天坐在村口补鞋，慢慢认识与了解村中每一位“二奶”，但很少深交。他告诉我，这些女仔将钱看得很重，真正跟香港人有感情的人并不太多。　　　　
　　　　　　中午1时30分至2时整，半个小时的时间，走过去27位女性，小于一个个或者认真察看，或者瞟上一眼，然后，告诉我，很肯定地告诉我：一共有21位“二奶”。　　　　
　　　　　　临时的“田野作业”，换来这么高比例的“二奶”数字，不禁令我咋舌。　　　　
　　　　　　说起“二奶”村的形成，小于深有感慨。1992年的海湾村，由于开发较晚，还是一个破旧的小渔村，“二奶”并没有现在那么多，因为附近都是工业区，内地涌来“淘金”的女仔在这里租屋而居，到工业区去上班，也有一些女仔操起了皮肉买卖。慢慢地，打工的为了寻求稳定，做“鸡”的女仔为了追求安逸，大多与港人相好，做了别人的“填房”。这些“二奶”又牵线搭桥，介绍同乡与亲戚女仔来做“二奶”，就这样逐渐形成“二奶”村落。　　　　
　　　　　　９年之后，这个村的“二奶”已经不如原先那么多了，逐渐有“二奶”搬迁出去。一则因为有些“二奶”生了孩子，港人开始给“二奶”分期付款置楼，二则村中的费用太贵，港人为省钱，将“二奶”转关外居住，这样可节省多方面的开支。　　　　
　　　　　　“我觉得她们被人包养，其实就是找碗饭吃，好像我补鞋一样，是一个就业机会。”小于的一席话，真叫我哭笑不得，好半天，我才吁了口气。　　　　
　　　　　　一个年轻女仔，年纪也就二十三四的样子，踏着细碎的步子款款而来。虽是早春2月间，天气还是有些阴冷，她已是一副夏天的装束。短袖T恤下，露出一双凝脂似的细腻和洁净的手臂，胸脯骄傲地高高耸立，V字领下呈现迷人的乳沟，梦样的目光，温柔的笑容，妩媚的脸庞。只是嗓子有些粗，操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小于说：“回头来拿。”随即扔下一只坡跟鞋。她说话的时候，望也不望鞋匠一眼，只是撩起眼皮，将目光在我脸上横扫一番。鞋子落下，人已荡开。撑一把遮阳伞，顶着阴冷的风，走到大巴站候车。　　　　
　　　　　　“熟客吧？”看她那种样子，扔下鞋子就走，不交待鞋子坏在哪里，也不问价钱，我猜是个熟人。　　　　
　　　　


第六部分第28节　众说纷纭（2）

　　　　“二奶！”小于抬起脚，狠狠地将那只坡跟鞋踢得靠边趴下。那一脚，仿佛踢在“二奶”的胸前，让小于特解气。这就怪了，刚刚还很宽容地说“二奶”不过是个就业的饭碗，现在却把她们当作破鞋来踢一踢。他怎么啦？　　　　
　　　　　　我很快想明白，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女友，肯定当了港人的“二奶”。所以，他对这种女仔既理解，又怨恨。我始终没有问他女友的情况。我不想将他的旧伤疤重新撕开来。那太残　　　　　　
　　　　酷了。　　　　
　　　　　　（二）　　　　
　　　　　　阿春家的底层店铺中，有一家收售旧家私的店面。店面40多平方米，十几张席梦思和配套的床头、床架，五六台窗式空调，两台25英寸彩电，4个大衣柜和一些破烂家具，挤挤挨挨地团在一起，仅给老板娘小周一家的活动范围留出过道上的一条窄缝。小周和她专门上门收旧家具的老公，以及一双儿女就住在阁楼上。春天来的时候，店铺地面上潮乎乎的，所有的旧家具仿佛都能拧出水来，连大立柜的镜面上都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朦胧。　　　　
　　　　　　每次我走过这家店，只要向店里张望，总能看见小周坐在一张八成新的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看着门外过往的行人。她的店铺窝在村内一条小辅道上，不是熟人熟路一般是不会注意到的。她做的都是熟客生意，这些熟客就是住在附近的“二奶”。　　　　
　　　　　　3月13日，结束“卧底”“二奶”村的前一天下午，我在小周的店内同她聊天。聊天时，小周的手一刻也没有闲着，拿一块干净的抹布不停地抹着旧家具上的灰尘。几丝下午的阳光斜映在旧衣柜上，在那带有丝丝倦怠气息的阳光中，有无数的微细尘埃在飞舞。　　　　
　　　　　　小周是江西上饶人，今年30岁。她有一口四环素牙，笑起来的时候，总是不得不掩着嘴。她的身段娇小，不超过1米53高，在十几块席梦思床垫竖立起的店堂内，她就像一个能举得起超过自己重量好多倍的勤劳的蚂蚁。　　　　
　　　　　　小周的大伯很早就来深圳淘金，那是1989年，在附近的村庄帮人干苦力。他发现，常常有香港人将用过不久的家具、电器抛掉。大伯觉得乱扔东西很可惜，更何况是还能用的旧东西呢！大伯就在一幢大厦的后面利用废旧建材自行搭了一个窝棚，开始收购并售卖旧家具。随着日月流逝，就这样从小做大。大伯让自己家中的３个孩子以及小周父亲一家的孩子都飞速来深，各自占领不同的村庄，悄悄开起了各自收售旧家具的店面。　　　　
　　　　　　小周是这一大家子中来得最晚的。去年10月份，她才带着老公和一双儿女，栖息在我所租住的这个村里。她是个苦命的女人，15岁帮妈妈走街串巷卖水果，16岁帮人家带小孩子，19岁跟老公结了婚，两公婆买了一辆残疾人驾驶的三轮摩托车载客。后来，由于谋生太不容易，才听大伯的话，来到深圳。这个时候，城市管理很严格，她不可能自己搭建窝棚，只能租间店面做生意。这个店面的租金，是她向在邻村开店的姐姐借来的。　　　　
　　　　　　“旧家具是什么人扔的呢？”我问。　　　　
　　　　　　“全是那些‘二奶’呀！”小周皱着眉头，摇着头说，好似很不耐烦似的，“这个村里，总有‘二奶’被人抛弃，香港人不来了，‘二奶’交不起租，挨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最后，被二房东赶出来。家具被没收后，二房东就会上门来叫我们去收。”　　　　
　　　　　　“一般多长时间有人被抛弃，丢家私？”　　　　
　　　　　　“这可不确定的，有长有短。一般一个月至少可以收到三四家东西。昨天刚刚收了一家，还堆在门边。”小周指指门边那堆窗式空调、电扇、煤气灶等家电。　　　　
　　　　　　我环顾四周，指着席梦思床问：“收这个要多少钱？”　　　　
　　　　　　“两三百块吧！要看新旧程度而定。”小周说。那张席梦思床，在这条街前面的家具店中有同样款式的货品，至少要花1800元左右。详细问过小周后，我才知道，收过来的家具特别便宜，卖出去后，两相抵消，中间的差价也很可观。比如说，一个大衣柜收过来60元，卖出去110元。一台25英寸松下彩电（七成新）收过来400元，卖出去650元。　　　　
　　　　


第六部分第28节　众说纷纭（3）

　　　　“什么样的人来买家具呢？”我像个“包打听”，幸亏小周听出我的江西口音，对我的百般询问并没有什么警惕性。　　　　
　　　　　　“‘二奶’呀！”　　　　
　　　　　　一般香港人包了女仔，租下房子后，不会自己出门买家具，而是拿一笔钱给“二奶”去　　　　　　
　　　　添置。“二奶”拿了港人的钱，一般不会买全新家具，只是购进大约九成新的旧家具，以次充好，节省三四成的钱可以装进自己荷包。　　　　
　　　　　　在海湾村里，出售新家具的店仅有一家，卖旧家具的铺面却有４家。此外，还有几位靠倒卖旧家具生活的个体户。这些个体户与二房东的关系不错，不用开店，灵活地在“二奶”中进行倒买倒卖。　　　　
　　　　　　小周等４家旧家具店的生意能够经营至今，一直仰靠“二奶”们的帮衬。没想到港人包养“二奶”，还带旺了相关产业，真令人匪夷所思。　　　　
　　　　　　（三）　　　　
　　　　　　海湾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行当——黑的，也就是非法营运私家车。　　　　
　　　　　　最早在休闲区的草坪上跟刚认识的阿婷聊天时，我就曾望着村内主干道上的私家出租车发呆。每天早晨，他们开着私家车，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在这条道上排队，前一辆车绝尘而去，后一辆车逐步往前挪动。有的司机为了保养或是省油，干脆人在车外，用手推着车子一步一步往前挪。　　　　
　　　　　　“他们在干什么？”我真不知道他们遵循的是什么游戏规则。　　　　
　　　　　　阿婷笑着告诉我：“跑私家出租呗！他们原先用摩托车载客，专门送在村里居住的香港人去皇岗口岸过境。每天一早，都排队等着送港客哩。这两年取缔了电单车，他们也鸟枪换炮啦！买了台破车，跑跑私家出租，与有牌照的的士抢生意……”阿婷告诉我，他们几乎都是重庆人，买的均是套牌车，车子都很破很旧，最多不会超过两万元。他们一天最多跑上三五趟，现在基本上处于亏本状态。　　　　
　　　　　　这就是说，这些黑的营运的好坏，主要看居住在本村港人的数量多少而言。这又是一个因“二奶”群落而派生出的特殊行业。　　　　
　　　　　　深圳的出租车，港人叫的士，起步价在国内是最贵的，上车就是12。50元，少不得半毫。私家车非法投入营运不用缴纳任何税费，成本很低，比登记在册的的士要便宜得多。黑的没有计价表，一般是上车讲价，价格随运程远近而定。有些价目是市场上俗成，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到皇岗口岸是10元，到附近几个村子也是10元，到罗湖口岸是20元，无论如何都比打的便宜。　　　　
　　　　　　我隐姓埋名住进海湾村，各项开支都很大，为了节省开支，每回出村办事，都打黑的。我打车的习惯是，尽量搭乘同一辆车。这样一来，我与王庆毅先生成了朋友。　　　　
　　　　　　王庆毅今年38岁，瘦精精的重庆人，原先曾吸过毒，很快就戒掉了。为了谋生，买下一辆川路牌农用车在家乡跑运输，每天拉泥土，拖砖头，只能勉强糊口。听乡里人说在深圳买个二手车跑出租很赚钱，就将农用车转卖掉，带着钱跑到深圳来谋生。　　　　
　　　　　　每次坐他的车，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扯出“二奶”与港客的话题。王庆毅是个喜欢“摆龙门阵”的人，往往就他的所见所闻作绘声绘色的描绘，竹筒倒豆子似的告诉我村中一些事情。　　　　
　　　　　　王庆毅说，比起90年代初，如今的“二奶”少多了。“二奶”最多的时候，是在1996年至1997年。那时，很多港人在村里过周末，每到星期一早上就往皇岗口岸跑，赶往港九上班。有再多的车都能拉到港客。现在香港经济不是很景气，货柜车司机赚钱越来越少，一月最多赚两万多元，假如有司机想赚5万元，那准得夹带货品走私。早些年，香港人在风月场所结识一些风尘女子，有的把她包下来当“二奶”。一些做过“鸡”的女孩子守不住自己的心，被人包后，由于独守空房，寂寞难当，常常跟老乡或是酒吧里的陌生人鬼混，或是再次出门去卖，惹得港人大怒。这些港人接受多次经验教训后，不再包从良的“鸡”。所以，现在被包的“二奶”中，以刚从家乡出来的工厂妹居多。港人认为她们干净，在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