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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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看出她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我又说，看出全好的宝钗全坏还算容易，把全坏的宝钗写得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像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这又因什么？史臣执法，《纲目》臧否全在笔墨之外，便是如此。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129页。　　　　
　　　　还有《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之后，宝钗和黛玉突然和好，红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哈斯宝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宝钗和黛玉并没有和好，理由是：　　　　
　　　　不明内情的人以为本回里钗黛已经和好，　　岂知在这一回里钗黛已经走到裂痕难缝的地步。何以见得？若没有本回钗黛和好，黛犹往日之黛，钗犹往日之钗。黛若是往日之黛，宝钗的狡计就无从施起；钗若是往日之钗，在黛玉面前便施展不开狠毒骗术。读了这回就应知道，黛玉之衰已经很快，而宝钗之兴更为加速了。此又何以见得？若不是钗黛和好，宝钗怎能在黛玉面前说：“又不老，又不少，成什么，也不是个常法？”黛玉之病加重是因何故？她的心渐渐死去又因何故？宝钗这几句话便是投向黛玉的一把穿心断肠的匕首。后文第二十七回中又用了一把利剑，可怜黛玉便经不住了。所以我说到本回已是裂痕难缝，请高明之士鉴察。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71页第72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评点派与小说批评（3）

　　　　哈氏看来是彻头彻尾的抑钗派无疑矣。不过他的抑钗，是建立在剖解作品的具体描写基础上的，抑得偏而有中，自成其说。我尝认为，钗黛的和解缘自各人爱情纠葛的解决——宝钗因第二十八回元妃赐礼物独她与宝玉的一样，事实上获得解决；黛玉由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宝玉告诉她“放心”，心灵上获得解决参见拙著《红楼梦新论》第109至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并不是两个人的矛盾由此便不存在了。哈斯宝的看法与拙见情似而理不同，自有他的会心处，未可全然抹煞。老一辈红学家如吴组缃先生，至今对宝钗仍是这样看法，他的许多分析和哈斯宝不谋而合。哈氏对书中明文交代的进京待选一事后来竟置而不提表示怀疑，吴组缃先生则认为宝钗的金锁来路不明，揣想有可能是薛姨妈临上京前现打制的，所以才宣传要配给有玉的。《新译红楼梦》的序言标明，系“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撰起”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21页。，即公元1847年8月11日，相当于王希廉评点本问世不久，在当时的红学评点派中，哈氏不愧为独树一帜之作。　　　　
　　　　红学评点派在红学史上自有其地位，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梳理和评估。我想说明的是，评点派和小说批评是有分别的。不管怎么说，小说评点更多的是抒写评者的比较零碎的感受、心得、体会，主要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不是依据一种成型的美学理论，用适合特定对象的方法进行批评。钱锺书先生说得好：“评点、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21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小说批评则要求有美学理论和一定的小说观作为参照物。这是两者最主要的不同。当然也可以说小说评点是中国式的小说批评，但即使这样，就红学而言，仍可以把小说批评派红学和评点派红学区别开来。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创始人不是别个，应是1927年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的赫赫有名的大学者王国维。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初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第二年收入《静安文集》，比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早12年，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13年，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早17年。关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必要性，就是王国维在此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又说，“《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惟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惟一考证之题目。”一再致意，有望于来者之情甚殷。可见胡适的考证，是为响应王国维的号召而作，即使讲考证派红学，也应追溯一下对考证作者和时代两致其意的王静安先生。　　　　
　　　　对索隐派红学，《红楼梦评论》也有明确态度，指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比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这是依据艺术须塑造典型的理论，批评索隐之不可靠。但王国维并不以简单的方法对待红学索隐，在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又不否认纳兰性德的《饮水集》与《红楼梦》有文字之间存在的关系，即索隐派之一所力主的纳兰性德家世说，“非无所本”，只是觉得如寻找诗文和小说家用语之偶合，当不止容若一人，所以其科学性毕竟值得怀疑。笔舌恣肆，简而能备，读之令人心服。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最大贡献在美学方面。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人。这不仅在红学史上，在整个学术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我们说王国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创者，就是指这一点而言的。《红楼梦评论》共分五章，即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全文一万四千余言，理论层次清晰，文章结构严谨，真正是既不同于评点又不同于索隐和考证的小说批评之作，在王国维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带有现代意味的红学研究文章。　　　　
　　　　王国维所援用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理论。《红楼梦评论》第一章论生活的本质一段写道：“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此段文字对叔本华观点的表述相当准确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5至第43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石冲白译。。要而言之，在叔本华看来，生活就是欲望，而欲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必然陷入痛苦，这就是人的全部本质。　　　　
　　　　如此悲观地看待人生，当然是消极的，无论如何我们不敢苟同。但作为一种哲学观点，把他所捕捉的看做人生的一个侧面，叔氏的观点亦未尝没有可理解之处。特别对艺术而言，认为人生是不幸的，比陶醉在幸运之中，更能成就伟大的艺术家。叔本华并不否认生活中也有喜剧，他说：　　　　
　　　　任何个别人的生活，如果是整个的一般的去看，并且只注重一些最重要的轮廓，那当然总是一个悲剧；但是细察个别情况则又有喜剧的性质。这是因为一日之间的营营苟苟和辛苦劳顿，一刻之间不停的别扭淘气，一周之间的愿望和忧惧，每小时的岔子，借助于经常准备着戏弄人的偶然巧合，那就是一些喜剧镜头。可是那些从未实现的愿望，虚掷了的挣扎，为命运毫不容情的践踏了的希望，整个一辈子那些倒楣的错误，加上愈益增高的痛苦和最后的死亡，就经常演出了悲剧。这样，命运就好像是在我们一生的痛苦之上还要加以嘲笑似的；我们的生命已必然含有悲剧的一切创痛，可是我们同时还不能以悲剧人物的尊严自许，而不得不在生活的广泛细节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委琐的喜剧角色。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41至第442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2）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不预先用叔本华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反理性、不可信这类想法障蔽自己，一定会认为他上述的论断是隽永而近情理的，而且流露出对普通人命运的理解和同情。正不必因观点不同而疏远作者，更无须因作者而废其言论。　　　　
　　　　叔本华的美学观点和他的哲学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美感的来源在于摆脱生活的欲求，在于逃离痛苦之后的怡悦和恬静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96页。，而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是使人类摆脱生活意欲而进入审美直观的最佳津梁。这也就是康德的审美超功利的观点。王国维接触西方哲学和美学，是从阅读康德的著作入手，因在理解上发生困难，于是又“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反过来加深了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阐述的审美超功利的观点，虽直接来自叔本华，与康德也有渊源关系。他说：“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著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罢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又说：“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也。”王国维所说的美术，就是艺术的意思，诗歌、小说、戏曲都包括在内。正是基于这样的美学观点，他郑重提出：“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　　　　
　　　　《红楼梦》的精神究竟是什么？王国维认为，主要是这部著作描写了人生的苦痛及解脱之道。人生的苦痛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所酿成的悲剧，更具有无限的永久的意义。如果与饮食之欲相比，男女之欲表现得更加强烈，因而不陷入则已，一旦迷眩缠陷于其中，便不容易解脱。《红楼梦》之可贵，在于不仅写出了生活的苦痛，而且指出了解脱的途径，即作者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歌德的名作《浮士德》，描写浮士德的痛苦和最后解脱，至为精切；曹雪芹写贾宝玉，“其解脱之行程，精进之历史”，同样明了精切。而且浮士德的痛苦，是天才的痛苦；宝玉的痛苦，是人人所有的痛苦，所以“存于人之根底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王国维笔行至此，情不能禁，发为感慨说：“作者一一掇拾而发挥之，我辈之读此书者宜如何表满足感谢之意哉！”可见评价之高。但不能不指出，王国维这样来理解《红楼梦》的精神，未免把《红楼梦》的精神局限甚至扭曲了。《红楼梦》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叔本华的理论，叔本华的理论却不能正确阐释《红楼梦》的精神。王国维在谈到解脱的途径时，主张出世是解脱，自杀则不是，这与叔本华的观点是一致的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写道：“自杀离意志的否定还远着，它是强烈肯定意志的一种现象。原来意志之否定的本质不在于人们对痛苦深恶痛绝，而是在于对生活的享乐深恶痛绝。自杀者要生命，他只是对那些轮到他头上的生活条件不满而已。”见该书第546页。。求之《红楼梦》，金钏、司棋、尤三姐、潘又安都是自杀而死，因此谈不上解脱；只有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个人，才是真正的解脱。关键在于是否还存有生活的欲求。柳湘莲虽然走入空门，但欲求未断，故与自杀的潘又安相同，而不同于贾宝玉。王国维发挥说：“苟生活之欲存乎，则虽出世而无与于解脱；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所谓无生活之欲，就是叔本华反复致意的对意志的彻底否定，就是抛弃从前热烈追求的一切而欣然接受死亡，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归于寂灭。据叔本华说，这是人生的最美妙的前景，难以想象达到此种境界的人“是如何的幸福”《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35页。。　　　　
　　　　看到并突出人生具有悲剧的一面，在哲学、美学以及艺术创作上，自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这一点，已如前述，但由人生的悲剧发展到歌颂人生的寂灭，则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本身的悲剧。王国维在写作《红楼梦评论》时，一方面为叔氏的“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所倾倒参见《静安文集·自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一方面也发现了叔氏哲学的矛盾，并在第四章里予以揭明之。他写道：　　　　
　　　　然事不厌其求详，姑以生平可疑者商榷焉。夫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光叔氏拒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