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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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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说宝玉与女人关系象征皇帝，贾元春省亲象征皇帝南巡，既指明只是从某一些行为上说，则当然不能从宝玉、元春所有一切行为与语言上去找皇帝的形象，更不能说他们的遭遇与皇帝完全符合。”这一说明旨在与索隐派划清界限，是很必要的，因为小说批评也不能回避对作品中象征意义的探求，恰恰相反，正确阐释作家的诸种象征手法和象征性的意象，是近代小说批评必不可少的研究途径。长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主题的多义性和作家意图表现的多层次性。
蔡元培说《红楼梦》在艺术表现方面有“数层障幕”，不失为有识之见。当然他没有用象征这个概念。《红楼梦》可以说是一座象征艺术的宝库，牟润孙捕捉到的是一个方面，其他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还可以发现另外的象征手法和象征意义。考证、索隐和小说批评，在寻求作品的象征意义这点上可以相互补充，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如是，则红学三派的观念和方法在长期冲突的同时，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融合。
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在理论上有一个关节点，就是对作家的主观命意和作品的客观意蕴如何理解。
索隐派和考证派的着眼点，在作家的主观命意上，所以他们拼力以求的是《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最初的艺术构思。小说批评派也重视作家的主观命意，但不赞成离开作品本身去寻找。余英时先生对此有一段极好的概括：“本来在文学作品中追寻作者本意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证也未必能使读者满意。诗人事后追述写诗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为创作时的经验早已一去不返，诗人本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而已。传说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就承认不懂自己所写的诗，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末，文学作品的本意是不是永远无法推求了呢？是又不然。作者的本意大体仍可从作品本身中去寻找，这是最可靠的根据。”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3至24页，台北联经版，1981。不过应该补充一点，从作品本身发现的作者本意也不是单一的。长篇创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几年或几十年，直至终生，是常有的事。时间的推移必然包括环境的改变，从而使作者思想发生变迁。因此作品的最初构想和完成的作品是有区别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号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中变化可想而知。
何况，文学语言既是作者表达思想的工具，又是读者理解作者思想的障碍；文学意象已不同于作者的构思，作品所展开的世界有时会忘记作者的初衷。人物形象说的话，需要与作品的规定情境相吻合，与人物性格一致起来。但不排除聪明的作者兴之所至，会做出位之思，把写作时周围出现的即情即景、本地风光，以及作者一时的感喟，巧妙地编织进作品中。考证和索隐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文学创作中随时掺入的部分和前后变化的情况，一一搜寻出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途，亦自有其趣味。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与融合（3）
比如庚辰本第五十五回的开端，明文写道：“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今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不独不能省亲，亦将宴乐俱免。”第五十八回承前文又写道：“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俞平伯认为这不大像一般小说的写法，很可能是时事的记载，于是查《清史稿》，发现在乾隆九年确有一位姓纳喇氏的老太妃薨逝，雪芹是顺手牵羊，写在书中了②俞平伯：《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1页至第23页。。还有第十一回写着：“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节气说得很确定，不像随意虚拟。俞平伯查《万年历》，从雍正元年查到乾隆二十八年，共四十一年，约相当曹雪芹的一生，只有乾隆十年“十一月大，二十九日丙申，夜子初二刻八分冬至”。按一般说法，恰好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这正是老太妃死后的第二年②。这样的考证，对确定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有参照意义，小说批评派红学没有必要加以排斥。
红学的小说批评所追寻的，是作品的艺术有机整体，考证和索隐为了追寻作者的主观命意，则不惜把艺术整体分割成部分；小说批评注重作品的本文，考证和索隐则注重作者生平经历对文本的渗透和写作环境对本文的影响；小说批评看重艺术的真，考证和索隐更看重历史和生活的真；考证和索隐重视作品的原型，小说批评重视作品的重建。就批评方法而言，红学三派是不同的，在达到对作品的阐释的目的上，又可以互补和统一。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拥挤的红学世界
红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红楼梦》这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无论如何领域是比较狭小的；尽管后来衍生出曹学，使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明清史和文化史相重合，学术范围终究有限得很。而喜爱红学、涉猎红学、跻身红学的人有增无已，队伍越来越庞大，于是形成红学世界特有的拥挤现象。因拥挤而龃龉而争吵，致使多年来红学论争从未停止过。不仅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红学三派之间，你攻我伐，无有尽时；同一学派内部也歧见纷呈，争论不休。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红学问题不存在各种意见的分歧。而且，不争则已，一旦争论起来，便失去平静，即使不“几挥老拳”，也是相见梗梗，不欢而终。俞平伯感慨道：
夫流传之短书夥矣，其脍炙人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国》，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红楼》之异说纷纭，可聚讼而如狱，可汇合而成书者，何耶？喁喁儿女语果胜于长枪大戟耶？红牙低按果胜于铁板高歌耶？是则是矣，而犹未尽也。盖其开宗明义之章俨然悬一问题焉，此与其他小说差有分别，则后人从而讨论之，以至于争执而聚讼之，宜也俞平伯：《红楼梦讨论集序》，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余英时说：《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1页，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
李田意也说：红学这东西很麻烦的，我想来想去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红学”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第29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这是他们多年研究红学和跻身红学的甘苦之谈，非亲身经历者不会有此感受。
所以，红学又是最能牵动人们感情的一门学问。长期“聚而讼之”的结果，逐渐形成一些公案，吸引研究者只要涉身红海，就只好徜徉，不容易纵身上岸。曹雪芹在《红楼梦曲》中倒是劝世人：“须要退步抽身早。”但在《红楼梦》研究者，可是入梦容易出梦难。就拿笔者来说，在完成了《红楼梦新论》和《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之后，已决心“悬崖撒手”，不再涉身红学；谁知心虽坚，情有未已，誓言在耳，就来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了。这是几句题外话，下面言归正传，向读者介绍红学领域的几次大的论争和由论争形成的宗宗公案。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胡适与蔡元培论战
红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红楼梦》这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无论如何领域是比较狭小的；尽管后来衍生出曹学，使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明清史和文化史相重合，学术范围终究有限得很。而喜爱红学、涉猎红学、跻身红学的人有增无已，队伍越来越庞大，于是形成红学世界特有的拥挤现象。因拥挤而龃龉而争吵，致使多年来红学论争从未停止过。不仅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红学三派之间，你攻我伐，无有尽时；同一学派内部也歧见纷呈，争论不休。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红学问题不存在各种意见的分歧。而且，不争则已，一旦争论起来，便失去平静，即使不“几挥老拳”，也是相见梗梗，不欢而终。俞平伯感慨道：
夫流传之短书夥矣，其脍炙人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国》，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红楼》之异说纷纭，可聚讼而如狱，可汇合而成书者，何耶？喁喁儿女语果胜于长枪大戟耶？红牙低按果胜于铁板高歌耶？是则是矣，而犹未尽也。盖其开宗明义之章俨然悬一问题焉，此与其他小说差有分别，则后人从而讨论之，以至于争执而聚讼之，宜也俞平伯：《红楼梦讨论集序》，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余英时说：《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1页，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
李田意也说：红学这东西很麻烦的，我想来想去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红学”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第29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这是他们多年研究红学和跻身红学的甘苦之谈，非亲身经历者不会有此感受。
所以，红学又是最能牵动人们感情的一门学问。长期“聚而讼之”的结果，逐渐形成一些公案，吸引研究者只要涉身红海，就只好徜徉，不容易纵身上岸。曹雪芹在《红楼梦曲》中倒是劝世人：“须要退步抽身早。”但在《红楼梦》研究者，可是入梦容易出梦难。就拿笔者来说，在完成了《红楼梦新论》和《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之后，已决心“悬崖撒手”，不再涉身红学；谁知心虽坚，情有未已，誓言在耳，就来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了。这是几句题外话，下面言归正传，向读者介绍红学领域的几次大的论争和由论争形成的宗宗公案。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最先提出地点问题，倾向于书中所写的事情发生在北京，但也表示不能遽下断语，搜寻作品的例证，与南方对景的地方也不少。他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从本书中房屋树木等等看来，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无线索，自相矛盾。”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16页。因此俞平伯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
1924年4月，即《红楼梦辨》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一年之后，刘大杰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撰写商榷文章刘大杰：《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晨报》“艺林旬刊”第2号，1925年4月20日出版。，提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长安。这在当时确乎是出入意表的新见解，因为《红楼梦》的地点之争，向来只有南京和北京两说，从未有人主张写的是陕西长安。刘大杰的证据，主要是书中有几处提到“长安”字样，如第十七回介绍妙玉：“因听说长安都中，有观音胜迹，去年随了师父上来”；第三十八回宝钗持蟹赏桂诗：“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第五十六回甄宝玉在梦中说：“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以及第十五回凤姐为水月庵老尼之事，“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等等。他的这一观点立即遭到李玄伯的反对，认为《红楼梦》的地点，不过是作者所经历过的各个地方的代表，“谓为南京既非，北京亦不是”，当然更不是长安，因为曹雪芹从未到过陕西。至于长安两字，李玄伯解释说：“长安两字常为文人所用，已变成京师之意。文章内或欲模古或避重复，每称京师曰长安。”李玄伯；《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猛进》第八期，1925年…4月20日。
李玄伯的文章，发表在1925年4月20日出版的《猛进》第八期上，5月11日，刘大杰即在《晨报副刊》著文作答刘大杰；《再说红楼的地点问题》，载《晨报副刊》1925年5月11日第104号。。5月 22日，李玄伯又在《猛进》上刊出《再论红楼梦及其地点》一文，继续进行驳难。12月1日，《晨报》出版七周年纪念增刊，刘大杰在《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一文中，再次提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长安。他并且把文章送给胡适看，胡适说：“据种种的考证，曹雪芹永远没有和陕西长安发生过关系。他死的时候，确实在北京。书中虽说长安，因古人多称京师为长安的缘故。”见刘大杰《红楼梦里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一文的“附记”，载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但刘大杰并没有接受胡适的意见，仍然坚持长安说。这之前，他还曾写信给俞平伯，结果遭到俞的反驳，认为他的证据是“水中捞月”，明确表示“不能赞同”，并推荐李玄伯的文章要他看参见刘大杰和俞平伯的通信，载192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16号《晨报副刊》，题目标为《通信二则》。，等于在刘、李论争中站到了李玄伯的一边。
刘大杰的长安说显然无法成立。特别后来甲戌本出现，前面有一篇“凡例”，明确标示：“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使长安说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理由。但这一场关于《红楼梦》地点问题的论争，却很有影响，后来不断有人重提这一“旧话”，即使未获一致结论，也可以起到激发人们的红学兴趣的作用。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女性是大脚还是小脚
当1980年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时候，唐德刚先生向大会提交一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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