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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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学，是和一大批红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李玄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冯其庸，以及后来在海外的李辰冬、潘重规、赵冈等，都以治红学闻名于世，不愧为使红学成为专学的有功之臣。而且这些学者无不以考证见长，由此可见考据方法的引入《红楼梦》研究，确是红学形成的一个因由。当然对红学做出贡献的学者还有很多，不可能都一一列出名字。特别近三十年来红学一直是热门学问，古典文学工作者必涉足红学不必说了，许多史学家、思想史家、经济学家和外国文学专家，也热心红学，使《红楼梦》研究带有超学科的特点，结果大大提高了红学的身价，增加了这门学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超学科特点（1）

　　　　红学的内涵、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是多方面的，为了明白起见，下面不妨进一步从学理上略加说明。　　　　
　　　　前面在谈到《红楼梦》时，我曾说这部书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红楼梦》有历史价值，同样，红学研究也具有认识民族历史的学术价值。诚然，《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但这和具有历史价值并不矛盾。世界上很多大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无不具有巨大的历史深度。历史感，是成熟的文学的内在标志。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菲尔丁、雨果，都是这样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所以历久而不衰，而且研究莎翁也成为专门的学问，和莎氏剧作中包含的历史容量有极大关系。《红楼梦》描写了中国十八世纪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主要着眼点虽然是贾家的荣、宁二府，可是又不局限于贾家，把清中叶的整个社会相和盘托了出来。　　　　
　　　　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参阅《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9页。这说的并不是溢美之词，每一条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例证。封建社会末期社会上存在的诸种矛盾，可以说都程度不同的有所反映。对《红楼梦》的主题和主线，研究者之间有不同看法，认为书中描写了多重社会矛盾，如统治阶层与被压迫的奴婢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封建正统主义思想和反封建正统主义思想的矛盾等等，大家是一致的。至于封建家族中那种明争暗斗、阴攻阳结、巧取豪夺、贪赃枉法、骄奢淫逸、兄弟相阋、叔嫂斗法、妇姑勃谿，或者如凤姐向贾琏表功时所形容的“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等“全挂子的武艺”，以及兴儿评论凤姐时说的“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总之人类的各种根性，社会的诸多恶习，书中都有极深刻的描写。曹雪芹的笔无异于一把锋利的解剖刀，表面上是解剖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是在解剖走向没落的封建社会。　　　　
　　　　我们看《红楼梦》里的贾府，由于跟皇室的特殊关系，朝廷中每一细小的动向都牵动着当权者的神经。第十六回写全家人丁正在庆贺贾政的生日，忽然门吏报说六宫太监夏老爷来了，“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了香案，启中门跪接”。待宣布让贾政入朝时，“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别看贾母这个老太君，每日里在众人围绕、孝敬、奉承之下安享荣华富贵，平常万事不操心，闭目休息也有丫鬟用美人拳轻轻捶腿，但一遇朝廷有什么事情，她立即警觉起来，有时不免要“按品大妆”，准备行动。江南甄府被抄，对贾母的震动最大，书中对此有一系列描写。所以，《红楼梦》这部书，在儿女喧笑的背后充溢着一种政治气氛，绝非“家务事、儿女情”几个字所能概括。　　　　
　　　　曹雪芹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他在写作时却常常“用史笔”，使《红楼梦》比历史书更具历史感，如《红楼梦说梦》一书的作者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02页。。这大约就是《红楼梦》不独研究文学的人喜爱，治哲学、历史、法律、经济的人也格外重视的原因吧。红学的超学科的特点，反而证明它具有特殊的学科价值。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1）

　　　　红学的学科价值还表现在，研究《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可以提高、加深、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红楼梦》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广一点说，到清中叶为止的持续四千多年的中国古老文化传统，都可以看做是《红楼梦》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长期的文化积淀为文化艺术精品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还有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一部作品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不是出现在另外的时候。清王朝虽然以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入主，又经过明末社会大动荡给文化发展造成的创伤，但不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也开始复苏。到曹雪芹时代，不仅经济达到相当的繁荣，文化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如果说在清朝开国之初，满族的达官显贵于汉文化还感到隔膜，因此朝仪宫规尚需阉侍指点，到康、雍、乾时期满汉文化的融合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王公大臣及宗室子弟受传统文化熏陶，无不以华夏文化的正宗继承者自命。曹雪芹和他的家族，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特定文化环境的产儿。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和曹氏家族的文化环境，这三者在曹雪芹身上化而为一了。　　　　
　　　　《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里面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异常丰富。就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其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文学、艺术、技艺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说书、百戏、雕刻、泥塑、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红楼梦》中应有尽有，真可以说是文备众体。没有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断写不出《红楼梦》这样作品。同样，真正读懂《红楼梦》，也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这就是为什么五大古典小说中，《水浒》、《西游》、《三国》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而《红楼梦》更受知识阶层欢迎的原因。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儒林外史》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但接受起来比《红楼梦》容易得多。文化精品的生产和接受，需要作家和读者两方面都具备相当的条件。当然，文学史上任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都是艺术杰构，无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象征，只不过《红楼梦》的档次更高，不仅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红楼梦》里用很多篇幅描写十八世纪中叶封建贵族的日常生活，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化生活，如吟诗、作赋、猜谜、行令、品茗、绘画、下棋、抚琴、说书、观戏、斗草、簪花、游园、宴饮等，都是封建社会上层的文化活动。饮馔一般应是物质享受，但在《红楼梦》里已有所变异，有时升华为艺术，成为文化艺术活动的一部分。第三十八回宝钗协助湘云做东，请贾母等吃螃蟹，是和游园、赏花、做诗结合在一起的，艺术价值多于实用价值。第四十四回贾母给湘云还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作者的目的主要是写充满雅趣的饮馔方式和款仪，不在饮馔本身，因而究竟怎么吃，谁吃了些什么，只字未提。接着便大写特写热闹非凡的牙牌令，又转到游乐方面了。第七十一回贾母八旬大寿，荣宁二府各开筵宴，宁府请官客，荣府请堂客，然后是各种形式的家宴，前后持续一周，还穿插着观戏等活动，但重点是在渲染排场和礼仪，总离不开文化的内容。想按《红楼梦》里的菜谱进行烹调，甚至准备开一家餐馆，用贾府的菜肴招徕顾客，这样的“红学家”兼实业家从来不乏其人，但成功者寥寥。原因何在？盖由于《红楼梦》里的饮馔观赏价值每多于实用价值。曹雪芹一方面把艺术生活化了，另一方面也把生活艺术化了。谓予不信，刘老老赞不绝口的那种“茄鲞”，哪位依法按料做一个试试？恐怕未必成功。　　　　
　　　　《红楼梦》中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不仅表现在大量的关于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的直接描写中，更主要的是书里面的人物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中国长期是一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亲亲尊尊，根蒂连结，单独的个人无以立足，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见出性格。《红楼梦》中的各色人物围绕贾府这一封建大家族旋转，纵横捭阖，互相勾连，生出无穷故事。所谓晴为黛影，所谓袭为钗副，既是写人物的一种手法，又是同处一家族环境中人物性格的表现。书中众女子，各代表不同的文化层次，高低、贵贱、雅俗、文野，彼此互为区别。贾家四姐妹，以探春的文化素质最突出，元春、迎春、惜春稍次之，但也不乏优良的教养，只是各有偏长罢了。同是服侍主子的丫鬟，袭人、紫鹃、平儿、鸳鸯，个性互不相同，但性情教养中又有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共同的一面。她们自己不能读书识字，却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完全是环境习染所致。即使是雪雁、麝月、莺儿、翠缕、玉钏等小丫头，耳濡目染，也无异于“郑家诗婢”。第六十二回小螺、芳官等几个人斗草，这个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两部戏曲名著的名字脱口而出；第四十六回鸳鸯抗婚，顶撞她嫂子说：“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贾府的不识字的丫鬟也有一定文化素养。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2）

　　　　文化是个大概念，言谈、行为、举止、待人、接物、仪表、服饰，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风貌。刘老老误把子儿当做凤姐，不单是看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恐怕也和平儿的举止不凡有关。就连与诗书无缘的凤姐，心机、锋芒、手段固然胜人一筹，甚至有撒泼打滚、胡搅恶骂的表演，另一方面也极善处理老幼尊卑各种复杂的关系，反映出封建大族的一定教养。贾母说：“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贾母说的“高低”，即是指处理人际关系需要掌握的“度”，也就是象征文化教养的“礼”。凤姐的特点，是不知书却能达礼。当然，文化素养最高，不仅在《红楼梦》中出类拔萃，置诸青史亦光辉熠熠的，是宝钗和黛玉。这是两个由古典文化熔铸出来的艺术典型，而又分别代表着礼和诗两个不同的文化流脉。就传统文化的功用来说，诗和礼是统一的，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二者又有所不同。《礼记·乐记》写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前者可为黛玉写照，后者可为宝钗拟形。一个代表艺术精神，一个代表道德精神，共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贾家被称作“诗礼簪缨之族”，刚好和钗黛两个表现形态不同的文化性格协调起来。　　　　
　　　　贾宝玉是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在书中出现的，他的思想、性格、言论、行为常常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他并没有脱离开民族文化的土壤，相反，他的身上溶解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因子。按书中所写，宝玉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十三至十五岁之间，一个十足的少年，其幼稚之处自不待言，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宝玉也有相当成熟的一面。例如处理人际关系，他是很自如的，不是搬用什么处世之道，而是已成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性格。他遇事谦让，从不为自己争什么。做诗，总是说自己的不好。对人则充分体谅，不只对女孩子，对兄弟子侄也一视同仁，敬恕有加，不愿因自己的特殊地位给别人造成难堪。第二十四回写宝玉给贾赦请安，邢夫人让至上房，同坐一个坐褥，又用手百般摩挲抚弄宝玉，使贾环看了大不自在，示意贾兰离去。宝玉见此情景也起来告辞，说明他不愿冷落别人。第二十五回贾环故意推翻蜡灯，烫伤了宝玉的脸，王夫人大发雷霆，把赵姨娘和贾环痛骂了一顿。宝玉则说：“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表现出忍让克己的特点。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向宝玉问尤三姐的品行，宝玉说“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不作正面回答。这些地方，都可以见出宝玉的修养，完全是中国式的为人行事的方法，无疑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包括对爱情的执著和在强力面前的无可奈何，不得已便用庄禅解脱自己，也渗透着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某些共性。　　　　
　　　　《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二百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在生活中看到他们的影子，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易时相通。想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