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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文化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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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燕赵农耕区是其中一个重要区域。“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
燕赵农耕区以旱作农业为主，以精耕细作著称。实现农耕，必须定居。从原始居民点、聚落、村落，发展到里、乡、县城，形成若干城市。从早期的城市发展到若干具有区域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征的城市。战国时期，燕赵境内已有燕都蓟城，燕下都武阳城，赵都邯郸，中山灵寿都城。考古发掘情况表明，燕下都、邯郸均具有较完备的城市功能。发展农业生产要兴修水利，燕赵的水利工程从战国直到唐前期都处于全国先进水平。燕赵农耕区的农产品以粮食、桑丝、棉麻、油料为主，兼有以枣、栗为特点的各种果菜。农村家庭手工业早期以织绢帛为主，明代之后以棉织为主。家庭饲养主要品种是猪、羊、狗、鸡，大牲畜则以耕牛为主。官办或民办的较大型的手工业有冶铜、铸铁、制钱、煮盐、制陶、烧瓷等，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丰富优良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成为同畜牧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物质基础。
农耕区通用的语言为汉语，在汉语七大方言中，燕赵使用北方方言。现代汉语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燕赵使用全国通行的汉字。
燕赵是古代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经学、史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拥有众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业绩和著作，代表着燕赵文化发展的水平。
燕赵畜牧区的经济文化，从早期的戎狄、林胡、楼烦、东胡，到匈奴、乌桓、鲜卑，再到后来的契丹、女真、蒙古等，直至满族，当他们兴起之初，一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实行部落联盟制。
畜牧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为主，兼以狩猎。以肉食为主，以皮毛为衣，以穹庐为室，不定居，逐水草迁徙，擅长骑射。他们的社会结构大都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牧民平时为生产者，战时则为冲锋陷阵的骑兵，女真的“猛安谋克”制、蒙古族的“领户分封”制、满族的“八旗”制，都很具有代表性。
北方游牧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手工业，诸如青铜铸造、冶铁、制弓箭、制毛毡等，并具有独特的文化风格，如青铜剑、青铜刀等，从燕山南北已出土的实物看，有许多装饰着马首、羊首、鹿首、鹰头等。北方青铜器有些器形如三足小铜锅、弓形器、马具、铜釜等，以小件为特征，显然是便于随身携带、利于随时迁徙。契丹的马鞍制作，独具特色。
北方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其初期往往是信仰萨满教，宗教活动由“巫”以舞蹈的形式进行，后来才从汉族的宗教信仰中接受了佛教。蒙古族、满族则接受了藏传佛教。
北方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单一性和不稳定性，一遇重大天灾如雪灾、旱蝗等，牲畜便会大量死亡，牧区经济萎缩，人口骤减，部落的整体实力急剧下降。游牧经济又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反映在政治上便是各部势力往往各霸一方，各自独立。因此，历史上当北方某一游牧民族崛起时，在其内部总有一个兼并、统一的过程。一旦完成兼并和统一以后，当他们越过长城，南下燕赵平原时，铁骑驰骋，疾如旋风，一往无前，具有一种难以阻挡的爆发力。
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农耕区需要畜牧区提供农耕、交通运输的畜力，尤其是马匹。此外，还需要皮毛等各种畜产品以及珍贵药材等。而畜牧区则需要农耕区提供粮食、绢帛、布匹、铁器、陶瓷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这便形成了既有矛盾冲突而更多的是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关系。
历史上两种经济文化的交融交汇是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实现的。既有激烈的战争，也有和平的交往。在激烈战争中，既有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南下侵掠，又有汉族统治者的出塞远征。和平交往时，既有朝贡、赏赐，外迁、内附，也有互市贸易；既有经济交往，也有文化交流。无论是哪种方式和途径，都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乃至多向性的，体现出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特征。
燕赵地处北方，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后南下中原，首先进入幽蓟，再扩展到河北平原。因此，自古以来，燕赵便是农耕经济文化与游牧经济文化的汇合之处，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之所。
先秦时期的北方戎狄，曾在燕赵地域建立过若干小国，都先后为齐、晋所灭，而融入华夏族。白狄鲜虞在燕赵腹地所建中山国，虽然最后为赵国所灭，但中山国所创造的经济文化却藉出土文物再现人世，成为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而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则成为华夏族吸取游牧民族骑射文化的先驱。
秦、汉大一统王朝，燕赵属北方地区，秦、汉统治者大致沿袭燕、赵北长城的走向修筑了秦长城、汉长城，设置郡县，徙民实边，实行军屯。这对开发边疆，推进农业生产向北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表现出一种“农进牧退”的现象。而秦、汉王朝发生内乱，国力衰落时，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越过长城，深入燕赵腹地，随之表现出“牧进农退”的现象。
晋末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长安、洛阳残破不堪。北方各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燕赵则成为农耕经济文化与游牧经济文化交融交汇的中心区域。“农进牧退”、“牧进农退”交错进行。这一时期，幽蓟是燕赵北部中心，而燕赵南部中心邯郸已经衰落，南移至邺城。从曹魏都邺直至北齐，邺城都处于显著地位。此外，值得提出的是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奠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后，徙山东6州民吏10余万口，鲜卑慕容部、高丽等族36万口，百工技巧10余万口，充实平城地区。给新徙民耕牛，实行计口授田。其后明元帝、太武帝又数次徙北方各族人民至平城地区，至孝文帝时颁布均田令，实行均田制，使平城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耕区。
隋唐五代时期，出现过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燕赵作为统一王朝的北方农耕区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唐中叶“安史之乱”起于幽州，乱后，河北藩镇割据，经历五代，一直陷入战乱，农耕区的经济文化遭到很大破坏。
辽金元三代，北方和东北游牧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相继崛起，辽占领半个燕赵，金占领全部燕赵，元统治了全中国而以燕赵为“腹里”。这一时期农耕经济文化与游牧经济文化前进与后退相互交错，在燕赵大地表现十分突出。在辽初、金初、元初对农耕经济文化的破坏，燕赵首当其冲；而当辽金元的统治稳定以后，燕赵又是北方游牧民族接受中原汉族农耕经济、学习汉族封建社会农耕文化的起点和赖以生存、维护统治的要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往往出现由破坏到恢复，由恢复到发展的过程。
明清时期，燕赵是京畿重地。明洪武、永乐期间对燕赵的大规模移民是为了充实京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清初多次大规模的圈地，使燕赵农耕经济文化遭受破坏。后经封建王朝的政策调整，农业、手工业又重新获得发展，出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强盛期，即“康乾盛世”。
金元明清奠都北京，燕赵便成为“腹里”、“京畿”，元以后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同燕赵地域文化相结合，使燕赵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都城建筑、宫殿园林、帝王陵墓，无一不显示出皇家气派，威严庄重，豪华壮观，成为燕赵历史文化极为辉煌的部分。几代封建王朝奠都北京，使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人才和各民族文化在北京融汇、聚合、交流，又辐射到全国各地。而从北京到全国东南西北各地，或从全国各地进入北京，都必须经过燕赵大地。因此，燕赵受京都文化的熏染和影响，在时间上早于全国其他地区，在程度上要深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清朝在承德地区建避暑山庄、外八庙和木兰围场，使承德成为清前期的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京都文化的色彩更加浓厚。
燕赵文化南北交融交汇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原始文化、民族融合、都城建筑、历代长城、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学术与教育、文学与艺术、园林桥梁、帝王陵墓、宗教及民俗文化等各个方面，本书的各章各节将分别加以叙述。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既具有全国的共同性，又具有地域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燕赵文化的全国共性愈来愈大，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而南北交汇的地域特点，将成为一种历史特征。近代以来，在文化范畴里，全国有“京派”、“海派”之分，后又兴起“广派”（即以广州为代表的岭南派），燕赵显然是在“京派”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燕赵文化的优良传统，创造更加辉煌壮丽、富有时代精神的燕赵文化，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便成为燕赵儿女的神圣使命！
第一章 原始文化
人类的原始社会从“人猿相揖别”序幕的拉开，到氏族公社的消亡、阶级社会的产生，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燕赵地域原始人类的原始文化，经过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大半个世纪的辛勤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都发现了大批遗址，获得了众多的实物资料，从原始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各种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骨角器、陶器、玉器，乃至洞穴、灰炕、原始村落遗址等等。通过对这些实物遗存的分析研究，初步勾画出原始社会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风貌，不仅有力地说明了燕赵地域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呈现出燕赵原始文化具有中华大地南北交汇的鲜明特色。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燕赵地域在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众多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东谷坨、侯家窑、虎头梁遗址；山西雁北的许家窑、峙峪遗址；辽宁的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海城仙人洞和丹东山城子洞遗址；内蒙古的“大窑”和“河套人”遗址等。上述各个遗址陆续出土的各类实物，经过多年的分析研究、不断的探索，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许多成果。如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早于“北京人”文化，而许家窑（侯家窑）文化晚于“北京人”文化，这三者之间在文化性质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北京人”遗址和峙峪遗址出土的实物，可以构成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系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制造细石器，从而成为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尤其是通过对泥河湾地层的研究，科学家们推断这里应是人类更早的脚踏地。由于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努力，使人们对燕赵地域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可以大体看出一个轮廓和它的来龙去脉。
一、阳原泥河湾文化遗存
（一）自然地理概貌
阳原盆地地处冀西北，为东北向狭长的构造断陷盆地。北为熊耳山，主峰黄花梁，海拔2036米，南系恒山余脉，中部为广阔的湖积平原。桑干河自西南而东北流经整个盆地，至盆地东缘，穿越石匣口，经宣化、涿鹿，注入今怀来官厅水库。其支流壶流河经蔚县后，在盆地东部小渡口村附近汇入桑干河。在盆地东部边缘区，可见到元古代变质火山碎屑岩系，中生代侏罗系紫红色角砾岩和新生代上新统“三趾马红土”堆积；其他部位多为第四系泥河湾河湖相堆积物，泥河湾层常被晚更新世形成的黄土或全新世以来形成的松散砂砾层覆盖。在盆地边缘山前地带，存在着宽阔的洪积扇。盆地西部略平坦，东部地势差异较大，剥蚀严重，乃至裸露出基岩。
泥河湾位于阳原盆地桑干河上游，为一湖相堆积，由细砂和泥灰质土等组成。泥河湾第四系地层发育良好，以盛产哺乳动物化石闻名于世，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三门马、梅氏犀、剑齿虎、中国鬣狗和低鼢鼠等。
（二）华北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
从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第一个中国猿人的头盖骨算起，燕赵地域就是中国猿人的故乡了。人类学家把已发现的人类化石按人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猿人阶段、古人阶段、新人阶段。考古学家把人类初始阶段的文化也分为三个时期，即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晚期。与此相应，在地质年代上为更新世的早期、中期、晚期。
周口店中国猿人之前更原始的人类和文化存在何处？这是一个人类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重大问题。1924年，西方学者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等即在泥河湾和下沙沟一带进行地质考察和化石采集工作，从而确定了泥河湾层。1935年，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根据在下沙沟采集的似有人工痕迹的石块和动物化石标本，首次提出泥河湾一带可能有过古人类生存。1948年，国际地质组织建议把欧洲的维拉方期归到早更新世。1954年，中国地质界采纳了这一建议，把“泥河湾层”也放到了早更新世，从此，“泥河湾层”就成了华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标准地层。1957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和王建发表论文《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论文从周口店中国猿人的石器、用火、猿人化石以及周口店第13地点的人类文化等四个方面进行推论后，肯定“泥河湾期已有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但我们无法说明泥河湾期的人类及其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而只能笼统地说，泥河湾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比中国猿人的化石和石器更要原始得多”。载《科学通报》1975年第10期。这是一个有根有据，经过科学推论而提出的科学预言。1965年，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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