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88-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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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开玩笑。”　　　　
　　　　我没搭腔。图书馆员双颚紧闭，紧咬牙根。大学没这笔经费，他说。我转身离开他的办公室之时，可以感觉他脸上泛起胜利的微笑，狰狞地灼烧我的背影。　　　　
　　　　当然，别的大学跟图书馆一定会有意问津的。我写信。我打电话。有时候，我会提出价钱，有时候，我只是请人家出个价码。没人上钩。许多经我洽询意愿的人，只是浮泛地听过奈波尔三个字。怎么会这样？维迪亚在美国名声不彰，我不意外；这也是促使我写书介绍他的作品的动机。真叫我惊奇不置的是，怎么连学术界人士与图书馆员都这般闭塞无知呢？　　　　
　　　　我委婉地将结果透露给维迪亚，或许是因为我的圆滑老练，明眼人登时可以看出，我吃了不少闭门羹。维迪亚一向敏于感知外人的拒绝与否定，他很难消受如此讯息。他寄来一纸短签，随即遁入沉默，再无音讯。　　　　
　　　　从我在维吉尼亚大学授课的班级看来，美国大学素质远远不及马克瑞瑞大学跟新加坡大学。我在夏洛特维尔的学生所读甚少──他们几乎没有人读过乔伊斯或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他们自己却还想写短篇小说。有时候，他们交来去年修习其它科目时写的作业。通常，他们什么也不交。他们性格上还算讨人喜欢，知性上却惫懒无节。有些还是研究所学生呢。我要是给他们批个不高的分数，还会有人抗议。　　　　
　　　　有个研究所学生跟我说：“嘿！保罗，你搞不清楚啊！我这门课没有B不行！”　　　　
　　　　我跟他说，给你个C已经算是我慷慨开恩了。他已经修到硕士阶段了。他用的功夫实在太少了。　　　　
　　　　他对我大吼大叫地：“喂，我就是要个B。”语气像是要抢我的皮夹子一样。


第二部：作家的作家写作难以维持家计（4）

　　　　这真是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教师不读书，学生不能写。一个学期我就受够了。我领出我的积蓄，打包返回伦敦。　　　　
　　　　我们从西伦敦搬家到南伦敦。而今，我们在卡佛区租下一整间房子，不过，这个地区比伊林区还要不宜居家。此地充斥着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小偷、扒手、偷车贼、抢皮包的、闯空门的、勒脖子抢钱的，以及符合各种描述的多能小贼。可是，卡佛地区实在太穷了，这干子歹徒还得搭火车前往伦敦其他自治区，或是一路直达西区，比较有助犯行的地方，下手扒窃斩获也比较丰富。　　　　
　　　　1973年春天，《黑屋》交稿之后，我踩着脚踏车，骑到滑铁卢车站，脚踏车停在火车上，坐到萨里斯伯里，再从车站踩着铁马，一路踩到威尔斯佛德庄园。维迪亚看得出来，我的财务状况窘困如昔，不过，我还是告诉了他，为什么我要离开维吉尼亚大学。　　　　
　　　　“你曾经说过，你再也不要教书了，”维迪亚说。“你坏了自己的规矩。你要是给自己定了规矩，就要遵守下去。”　　　　
　　　　我们穿过田野，散步到史前巨石柱群，他再度通盘解释，淹水牧草地的形成原理。　　　　
　　　　“你会喜欢维吉尼亚的，”我说，“那里的乡间景色美极了──青山连绵，绿野无限。”　　　　
　　　　“恐怕，美国不适合我。我觉得，我不能活在乡间环境里。”　　　　
　　　　“说起来，维吉尼亚跟这里还有点像。”　　　　
　　　　可是，我心里想着：才怪，维吉尼亚要比这里美多了，这块圈围起来的萨里斯伯里平原，还有一条高速公路，紧邻奔驰在古怪的史前纪念碑旁边，呼啸间，石柱为之渺小。　　　　
　　　　“我得守住现在我所拥有的，”维迪亚说，“要我再迁居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我们继续走向灰棕色的桌形石，巨石紧挨在车道旁边，车辆飕飕飞驰。　　　　
　　　　“那么，你现在计划怎么样？”　　　　
　　　　他说：“我还在想办法找钱。”　　　　
　　　　“你是认真的吗？你真要在伦敦买房子吗？”　　　　
　　　　“没错。我想，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我想，你一定可以找到四万英镑以下的房子。”　　　　
　　　　他说：“不，我的房子绝对要不折不扣的高尚时髦。”　　　　
　　　　说这话的时候，他遥遥望着天边。


第二部：作家的作家退稿与畅销书（1）

　　　　我回到伦敦几天以后，我在包德利黑德的编辑，名唤詹姆士·米契，专抽雪茄的苏格兰人，偶尔也客串诗人，请我到维克特法国餐厅午餐。他说他想要讨论一下《黑屋》。我们会面的时候，他还非常友善，不过，在我们用过第一道餐点，干掉大半瓶葡萄酒之后，他还没提到我的小说，就有些不祥的征兆了。接着，他说，他一点也不喜欢我的稿子。　　　　
　　　　米契说：“恐怕，我不能出版这本小说。”　　　　
　　　　我不敢置信，我说：“你的意思是，你要退稿吗？”　　　　
　　　　他说：“这样会伤到你的名誉。”　　　　
　　　　“我没有什么名誉。”　　　　
　　　　他说：“我想，只要你重新读过，你就会同意我的看法。”　　　　
　　　　“我不必再读一次。书是我写的。假如，我觉得书不够好，我就不会把稿子交给你们。”　　　　
　　　　我的语音尖锐，想来，他可能也大吃一惊。我自尊受损，气愤填膺。或许，他还自以为缓和了这个打击，毕竟，伦敦人好于午餐，不过，把午餐转变为通知退稿的场合，未免也太麻木不仁了。而且，他们凭什么退我的稿？我的小说写得当然好，不是吗？　　　　
　　　　“我请威廉·崔佛看过，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崔佛是他旗下另外一名作家，我想，应该是比较有才华的吧。　　　　
　　　　我说：“我上一本小说的书评很好。你们公司也付给我250英镑。我想，这本小说也会收到同样的稿费。你们不过给我一点小钱，就可以出版我的小说。”　　　　
　　　　他说：“这是原则问题。”他已经点起一根雪茄，同时动了怒气，脸色不善，他放下叉子，停止进食，“我对这本书没信心。我不会出版我没信心的东西。”　　　　
　　　　我说：“你出了一大堆垃圾书。”　　　　
　　　　我猜想他也认同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犹豫半晌，至少，他看起来惶惑不定。　　　　
　　　　我说：“你要是拒绝出版这本书，你就失去我这个作者了。我会去找其他出版公司出书。我再也不会让你出版我的书。这本书不过花掉你250　英磅而已。这顿午餐就让你花了30英镑。”　　　　
　　　　米契秃顶，可是头颅一侧还残存那么一撮发束，他将这一缕幸存残发梳过他的光头，伪装乌丝表相。现在，这撮潮湿、多事遮顶的鬈发滑落一旁，悬荡在他耳朵一侧，活像哈西德教派奇异的鬓角卷发。他看来狼狈无助。　　　　
　　　　他说：“要是你能够改变我的立场的话，我就出版这本小说。”　　　　
　　　　“那么，这样就够了。够了。算了──把我的手稿还给我。”　　　　
　　　　心情恶劣透顶，我还是用完午餐，跟着他一道儿走回办公室去取原稿，一路上蠢念暗动，想把他推到车道上去撞车。他把原稿找出来还我，看起来还是惊异不平，我的怒气或多或少还叫他尴尬。　　　　
　　　　我找了另外一个出版公司，不过，同时间，也认真地思索，我怎能单靠写作维生呢。我跟维迪亚和盘托出。他请我一块儿上查林十字饭店茶叙。　　　　
　　　　他说：“你应该先让我看看你的书的。你怎么没让我先看过呢？”　　　　
　　　　“我不想拿自己的问题让你烦心。”　　　　
　　　　维迪亚说：“朋友是干什么用的？”　　　　
　　　　他还能说些什么比这更真实，或是更加善意关怀的话呢？八年来，他还是站在我这边，对我还是这样善意祝福。　　　　
　　　　“他把稿子交给威廉·崔佛看。崔佛显然也不喜欢这本书。”　　　　
　　　　“威廉·崔佛算哪根葱啊？”　　　　
　　　　我就需要这个，维迪亚一惯无情刻薄的轻蔑不屑。　　　　
　　　　“他什么也不是，”维迪亚冷冷地说道，“我刚刚出道的时候，也碰过同样的事情。朵奇叫我把书先搁在一边。那本书就是《米奎尔街》。他不知道该拿那本书怎么办。本人的作品至今还是会接到一些愚不可及的评论。”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他们资质平庸，性好撒谎，低三下四，而且愚蠢无能。这就是他们做这种事的原因。”　　　　
　　　　他真的发火了，气得不能接续谈话。他啜了口茶，转眼观望其他茶桌旁的人物。他看到一名大腹便便，行将临盆的太太，缓缓地穿过这个简陋寒伧的茶室，她不时坐在椅子上撑住自己，一手扶着下背部，保持平衡。


第二部：作家的作家退稿与畅销书（2）

　　　　“在我看来，世上最丑陋的光景就是女人怀孕了。”　　　　
　　　　他这么说话让我惊讶不置。我无言以对。他将目光从那女人身上移开。　　　　
　　　　我说：“我又有了个写书的主意。”　　　　
　　　　“说来听听。”　　　　
　　　　“一段长途火车旅行。”　　　　
　　　　我接着解释道，我在维吉尼亚的时候，读了马克·吐温的《绕着赤道跑》，那是一本已经绝版，名不见经传的旅游书，可是，书中错误的地理推断，以及旅途上偶发的小事故，却可爱得很。我喜欢马克·吐温快活的玩笑，还有长途旅行。这本书除了他的旅行以外，就没别的了。对话占去了大半篇幅。吐温没打算装出见识广博的样子，他对行旅间经过的国家──澳大利亚、印度与南非等等，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往往一知半解。　　　　
　　　　“我已经先查过地图了，”我说。“我可以从维多利亚车站出发，先到巴黎，到伊斯坦布尔──再到阿富汗边境。接着就到开伯尔隘口了，再搭火车贯穿印度。缅甸也有铁路，泰国也一样。我可以再搭火车遍行日本，最后搭跨西伯利亚火车回来，再将这段旅程写成一本书。”　　　　
　　　　维迪亚说：“那倒是个不错的点子。”他认真地专注思索着，想要找出漏洞或是任何可疑之处。这个主意实在太过单纯，单纯到找不出缺点。从伦敦搭火车到日本再回来：怪的是，过去怎么就从来没人尝试过。　　　　
　　　　“我打算9月动身，”我说。“我预计10月可以到达印度。那个时候，印度的气候怎么样？”　　　　
　　　　“嗯，不错。”　　　　
　　　　他看来心不在焉；他还在想着我的书，我的旅行。他看到了些我没看到的事情──我可以从他的反应判断。他知道这是个绝妙的点子，可是，除了点子之外，他还看到更多。他已经预见一本叫好又叫座的畅销著作了。　　　　
　　　　“你觉得，我到了印度该去拜访些什么人呢？”　　　　
　　　　他思索片刻。他皱起眉头。　　　　
　　　　“你自己会找得到门路的。”　　　　
　　　　自从我认识他以来，多年以降，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他不情愿给我帮忙。不过几分钟以前，他自己还在讲“朋友是干什么用的”。　　　　
　　　　“你在印度有没有什么人可以介绍我认识呢？”　　　　
　　　　近年来，他去了印度六七趟，还在当地待上一年。他写了多少次印度。印度一直是他着迷不放的主题。他对印度了如指掌。　　　　
　　　　“我不知道。你到德里的时候，或许可以去看看嘉柏瓦拉太太吧。”　　　　
　　　　一边听他讲话，如此勉为其难地吐出那个名字，我心里暗暗起誓，我绝对不去拜访这位茹丝·普拉瓦·嘉柏瓦拉。　　　　
　　　　他说：“你不会有问题的。”只是，这一次，他话中有话，语调略带自怨自艾，几近憎恨，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感测到这层情绪。仿佛在怨叹我即将背离舍弃他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火车旅行的主意，可是我在百无聊赖，绝望无助之中想出来了，我想要赶紧找本书写，好跟出版社讨一点钱，如此迫切需要有如燃眉之急。　　　　
　　　　账单送到我们桌上。我掏钱买单，我还付了小费。维迪亚视若无睹。即使账单折成最精美的日本纸艺作品，盛在最昂贵的精致瓷器上送到他面前，他还是不会看见。这是他的生存之道，账单来去，绝对不落他法眼。偏偏，他还是一脸嫌恶。　　　　
　　　　维迪亚语音不悦地说：“这家饭店以前还挺隆重的。”或许，他的不悦导因于我刚刚泄露的写书想法，“以前，在这里喝下午茶还算一桩特别雅事。本人一度还相当倾倒。”他做个鬼脸，“再也不了。”　　　　
　　　　我启程旅行。1973年9月19日，我从伦敦出发，搭火车到巴黎。我换车再搭到伊斯坦布尔，再换车，取道安卡拉，前往德黑兰，再到宗教狂热分子的圣城麦什德。再继续挺进，穿过阿富汗（搭巴士，而非火车），下行到开伯尔隘口，上行到西姆拉，再搭火车下行到马拉德斯，渡轮过海直抵斯里兰卡。前进到缅甸、泰国与新加坡，沿着越南（轰炸惨重，硝烟犹存）海岸行进，上下日本，乘浮桴于海，抵达纳霍德卡，最后搭上跨西伯利亚火车回家。旅程全程，我都提心吊胆的。担忧自己会遭遇不测，一路上，我有闻必录；我嘲笑自己困窘的处境，叙述笔锋也渗进一丝高烧呓语般的幽默。次年1月，我回到伦敦，还是深感愁云惨雾。我错过了圣诞节。每个人都对我吼道：“你上哪儿去了？”我翻开我的笔记本，写了那本书，将一段段的火车旅途串联成一整段叙述。书名取自坎普尔的一条路名：火车市集。　　　　
　　　　有时候，奇迹也会降临在作者身上，维迪亚曾经这么说过。《火车大市集》就是个小规模的奇迹。我原先毫无预期。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黑屋》出版上市了──书评颇表敬意──在我完成这本旅行书之后，我又开始写起下一本小说《家族兵工厂》。《火车大市集》在出版面市之前，就已经三刷了，以敷书店通路所需。正式面市之后，旋即成为畅销书。那是我的第十本书。至此，我也认识维迪亚十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出版印行了一百万字。　　　　
　　　　“（写作是个）艰苦卓绝的行当，”维迪亚说，“不过，也有回馈报酬的时候。”　　　　
　　　　所有的意外收获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并没有因为这本书而致富，不过，却足以维生。我偿清前债。仓廪余粮够我撑到下一本书。我终于